一月初，郵輪在澳大利亞的塔斯馬尼亞島附近緩緩航行。吃過早飯，我穿過細雨灑落的頂層甲板，回到五層的艙房，用手機連上郵輪提供的衛星網絡。剛一接通，電子郵箱和社交軟件里便湧入數十條新消息。其中一封郵件，讓我的手指停在半空：
“老王，我們回溫哥華養老了。老黃和我都已退休。給你打過電話，也留了言。這些年，你還好嗎？” 發件人是南希，老黃的太太。短短幾句話，卻瞬間把我拉回近四十年前在加拿大讀研的日子，往日的點滴悄然浮現在眼前。 我和老黃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來到溫哥華讀研的。我來自北京，他來自杭州，比我大兩歲，性格沉穩，總戴着一副銀絲眼鏡。我們雖然在同一所學校，卻在不同院系：我學犯罪學，他學社會學。專業不同，但在學術上有許多交集。 讀研期間，我們靠做助教和研究助理維持生活，同時領取微薄的獎學金。第一學期，我們住在學校那棟只提供給新生的老舊磚樓里，樓里充滿了各種口音的英語，空氣中總帶着一絲不同地域的炊煙味。我和老黃住在同一層，相隔兩個房間，常常一起去逛超市，也會在公共廚房裡做飯。 第二學期，我們都不得不搬出宿舍。我與兩位新加坡同學合租了一套公寓，老黃則在不遠處租了一套一居室，因為他的太太和六歲的兒子很快就要來團聚。為此，他買了一輛二手豐田，我陪他跑了幾家車行，看着他學開車、拿到駕照，不久便開車去機場接他太太和兒子。 幾天后，我應邀去老黃家做客。看着他們一家三口其樂融融，我才意識到，老黃的生活已不同往日。他既要忙於學業，又要照顧家庭。我們在校園裡仍常碰面，但閒聊的時間少了，話題也多停留在表面。 1989年的夏天，中國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留學生們目不轉睛地盯着電視屏幕，有人哭泣，有人憤怒，更多人走向溫哥華領事館，表達抗議。沉默與喧譁交織，心中既有對故鄉的牽掛，也有對未來的迷茫，更有對自身處境的無力感。恐懼悄然而至，使他們不敢輕易踏上回國的路。 在此背景下，一些加拿大的獨立中國留學生團體積極遊說，推動加拿大政府出於人道考慮，制定了一項允許在加中國留學生申請移民的政策。這項政策如同天降福音，惠及無數人，也改變了許多中國留學生家庭的命運。在此之前，中國留學生不得在校外工作，生活和學費壓力巨大，不少人不得不在校外打黑工。面對這次難得的機會，我認識的所有中國留學生，包括共產黨員在內，沒有一個人錯過。 畢業的日子悄然臨近，求職的壓力也隨之而來。我打算在政府部門謀職，而老黃將目光投向大學教職。我們偶爾互通信息，分享各自獲得的信息。一天傍晚，我在校園裡取車準備回家時遇見老黃。我隨口問他是否注意到溫哥華某社區學院社會學職位空缺，他沉默片刻，語氣中帶着遲疑，說自己已經申請了幾所美國大學的職位，還在等消息。隨後，他問我能否順路送他回家，因為他的車壞了，我爽快地答應了。 我把老黃送到他家門口時，他的太太從屋裡迎出來：“留下來一起吃飯吧。”老黃點頭附和，我便沒有推辭。 吃飯時，我又提起那份社區學院的教職，說那所學校名氣不大，但多投一份申請，總歸多一條出路。老黃放下筷子，推了推眼鏡，低聲說：“還是再等等吧。”南希忽然開口：“你們倆找的，不是同一類工作。”老黃的臉微微泛紅，張了張嘴，卻什麼也沒說。我才明白，他最近談起求職時的遲疑，不只是猶豫，也許在擔心我改變謀職方向，悄然成為競爭者。現實壓力悄然滲入友情，讓原本輕鬆的相處染上一層微妙距離。 後來，我和老黃都畢業了。他在本地一所社區學院找到教職，但並非終身職位；我則過了幾個月，才在省懲教部門找到一份差事，同樣不是長期職位。老黃獲得教職的消息，並非他親口告訴我，而是我從一位共同朋友那裡得知。那一刻，我意識到，我們之間的友情，並沒有我曾想象的那麼深厚。 上班第一天下班時，我本想給老黃打電話，但最終打消念頭，只給他發了一封簡短的郵件，告訴他我已找到工作。他的回覆更短，只有一個英文詞：“Congratulations（恭喜）”。這種簡短，與我的郵件形成呼應，也為我們今後的聯繫定下基調。 之後，我們的生活漸漸穩定，各自步入節奏，也都買了自己的房子。老黃一家搬進新居後，邀請我去他們家吃飯。我搬家時，為了省事，也請他們全家吃自助餐，記得那是一頓晚餐。飯後，我們一起走到停車場。老黃的太太和兒子先上車，他隨後坐進駕駛座，關上車門，從車窗里探出頭來： “常聯繫。”他說。
“一定。”我答。 沒想到，那頓晚餐竟成了我和老黃的最後一次相聚。此後，我們的聯繫逐漸稀疏。偶爾開車路過老黃家所在的街道，我會猶豫是否撥通電話，但最終總是停在指尖。人生常常如此：有些關係，當你意識到它正在消逝時，往往已無力挽回。那些曾經走得很近的朋友，最終只留下慢慢走散的背影。 幾年後，我換了工作，並用郵件通知老黃。他回信說：“找個時間大家聚一聚吧。”我答應了。然而，不久之後，我從別人那裡得知，老黃已經去了香港一所大學任教，全家也搬離溫哥華。他的不辭而別讓我心裡有些不是滋味。儘管我們早已疏於聯繫，曾經親密的朋友，如今連職業上的重要變故也只能從他人口中得知。 老黃不辭而別後的三四年，一個平常的日子裡，我在博客留言區看到一條評論：“讀到你的博文，仿佛又回到了我們曾經生活的溫哥華。”署名是南希。 我回信問起她和老黃的近況，也關心他們在溫哥華的房子。她很快答覆，房子早已賣掉，一家人搬到了香港。老黃在大學任教，她在一家公司工作。我告訴她，我依然住在老地方，電話號碼和郵箱未變，希望保持聯繫。她答應轉告老黃。當晚，我收到了老黃的郵件。字句簡短，卻禮貌得體，他說在加拿大謀教職不易，這也是他接受香港職位的原因。郵件末尾，他寫道希望以後能多聯繫。 我回信問起他們在香港的生活，也提到溫哥華的一些變化，並順帶說了幾位我們共同朋友的近況，試圖拉近那份被歲月與距離沖淡的情誼。然而，老黃的回覆依舊簡短，仿佛隔着一層無形隔閡。那是我們最後一次通信。人生中許多人終究會漸行漸遠，即便偶爾聯繫，也回不到從前。如果當年我們都再主動一些，這段友情會不會有不同結局呢？可人生沒有如果。為了生活，我們沿着各自的道路前行，而時間總在不經意間悄悄改變一切。 自從認識老黃，四十年的光陰已悄然流逝。他那次不辭而別，也已三十多年。歲月在我們身上留下不易察覺的痕跡，我們都在慢慢老去。記憶中的往事時而清晰浮現，又在光陰里漸行漸遠。在維繫友情上，女性往往比男性更細膩。諷刺的是，我和老黃在學術與職業上長年揣摩人的行為與內心世界，但在為人朋友這件事上，卻不及他的太太。幾次聯繫中斷又重新建立，總是她主動出面，無論是在博客留言，還是通過郵件與我聯繫。 此刻，我獨自待在艙房裡，透過電視屏幕看着郵輪航線緩緩向新西蘭延伸。我拿起手機，給南希回信，心裡想着，也許我和老黃還能在人生這一段旅程中，再有交集。我慢慢敲下文字： “南希，老黃：
很高興收到你們的郵件。我正在海外旅行，大約一個月後回到溫哥華。希望到時能與你們見面，聊聊這些年來各自的生活。我家的地址變了，但電話號碼和郵箱一直沒變，你們隨時可以聯繫我。” 放下手機，我坐在床沿上，心裡既有期待，也帶着淡淡感慨。四十年的光陰讓我們慢慢老去，也讓一些友情漸行漸遠，但一些記憶依然清晰。生活會繼續向前，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有時拉遠，有時靠近。而此刻，我願意放慢腳步，耐心等待，也許某一天，我們這些慢慢走散的人，會再次坐在一起，聊聊彼此的生活，回憶那些逝去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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