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先生的一篇《对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转变的一种解释》引来了野石博的质疑。高先生随后发了一篇《研究历史，不允许假设吗？》。此篇文章更引来了野石博的进一步质疑，并发表了一篇《请高伐林回答有关汪精卫的实质问题》的博文。

看高伐林先生的博文会发现，高先生除了写了一个“按”之外，就是给他转帖的别人的文章加了一个标题，即：“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反映知识分子对私家军失望”。这是高先生主张的汪精卫先生从主战到投降日本的一个因素。这里有高先生的用词不谨慎之处，即“知识分子”这个词。也许高先生是想从“汪的知识分子身份”这样一个个体因素来进行观察，而不是想说“知识分子整体对私家军失望”。由于用词不慎，所以引来了野石博的强烈质疑。而对于野石博的质疑，高先生又无从置辩。因此，我猜测，高先生只好拿出来“历史研究的假设”这一问题作为自己的辩解。这样做，进一步引起了野石博的不满，因此有了野石博的《请高伐林回答有关汪精卫的实质问题》博文。博文强烈要求高格林先生正面回答五个问题。

其实，我们按照“知识分子对私家军失望”只是指汪精卫先生的个人身份这样一个思路，同样按照高先生的说法“历史研究允许假设”，这两个基本点来看问题。而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历史研究中的假设必须是合理假设”这个前提。由这三个基本点可以看到，高伐林先生没有必要回答野石博博的质疑。高先生只要能够找出确实的历史资料，证明汪先生在他主政伪政府期间‘进行过军队国家化的实质行动’，并以此减少‘私家军’对于国家治理的负面影响。那么高先生的“汪对私家军失望”之说就是能够站住脚的。否则，高先生就很难自圆其说。而拉来一帮搞历史研究的名人为自己的“假说”之说辩护，不过就是“大忽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