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先生的一篇《對汪精衛從主戰到主和轉變的一種解釋》引來了野石博的質疑。高先生隨後發了一篇《研究歷史,不允許假設嗎?》。此篇文章更引來了野石博的進一步質疑,並發表了一篇《請高伐林回答有關汪精衛的實質問題》的博文。 看高伐林先生的博文會發現,高先生除了寫了一個“按”之外,就是給他轉帖的別人的文章加了一個標題,即:“汪精衛從主戰到主和,反映知識分子對私家軍失望”。這是高先生主張的汪精衛先生從主戰到投降日本的一個因素。這裡有高先生的用詞不謹慎之處,即“知識分子”這個詞。也許高先生是想從“汪的知識分子身份”這樣一個個體因素來進行觀察,而不是想說“知識分子整體對私家軍失望”。由於用詞不慎,所以引來了野石博的強烈質疑。而對於野石博的質疑,高先生又無從置辯。因此,我猜測,高先生只好拿出來“歷史研究的假設”這一問題作為自己的辯解。這樣做,進一步引起了野石博的不滿,因此有了野石博的《請高伐林回答有關汪精衛的實質問題》博文。博文強烈要求高格林先生正面回答五個問題。 其實,我們按照“知識分子對私家軍失望”只是指汪精衛先生的個人身份這樣一個思路,同樣按照高先生的說法“歷史研究允許假設”,這兩個基本點來看問題。而同時我們必須承認“歷史研究中的假設必須是合理假設”這個前提。由這三個基本點可以看到,高伐林先生沒有必要回答野石博博的質疑。高先生只要能夠找出確實的歷史資料,證明汪先生在他主政偽政府期間‘進行過軍隊國家化的實質行動’,並以此減少‘私家軍’對於國家治理的負面影響。那麼高先生的“汪對私家軍失望”之說就是能夠站住腳的。否則,高先生就很難自圓其說。而拉來一幫搞歷史研究的名人為自己的“假說”之說辯護,不過就是“大忽悠”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