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ding Your Breath inIndia
文︱纽约时报Gardiner Harris，本文写于2015年
翻译 ︱ @假装在纽约 几个星期以来，我8岁的儿子Bram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医用呼吸器对他来说也越来越重要。在我们搬到这个巨大都市九个月之后的某一个可怕的夜晚，Bram的呼吸器停止了运作，他的气喘让人恐慌。 我太太给一个朋友打了电话，他推荐我们去几英里外的一家私立医院。我抱着Bram上了车，我太太则领着Bram的哥哥。印度的交通在全世界范围内都算得上混乱，新德里的街道在晚上挤满了卡车，而交通标志则基本上只是装饰品。我太太抱着Bram的头坐在后座，我们就这样经历了一生之中最担惊受怕的一段路程。 到了医院以后，医生给Bram注射了类固醇（在我用信用卡支付了1000美元的费用之前，他们拒绝给Bram做进一步的治疗）。一个星期以后，Bram终于能够回家了。 三年前，我成为《纽约时报》的南亚驻站记者，太太和我都非常激动，并且开始为可能遇到的困难做准备——缠着人不肯走的乞丐，登革热传染病，还有在夏天高达120华氏度的高温（相当于48.9摄氏度）。但是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这座城市对于我们的孩子到底有多危险。 我们逐渐了解到，德里真正的威胁来自于空气，水，食物和苍蝇。每年，印度都有数百万人因此生病，残疾，乃至死去，德里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可怕的公共卫生灾区之一。我们发现，德里正在安静地经历一场儿童呼吸道系统疾病的危机。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有毒的空气已经对这座城市440万学龄儿童中将近一半孩子的肺部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 对于大多数印度人来说，这些是无法逃脱的厄运。但是除此之外还有成千上万选择来到这里生活的外来人，其中有些人努力拯救世界，另外一些人希望能够亲身感受，更有一些人想要成为这里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由外籍工作人员和百万富翁所自发形成的社区，其中包括来自底特律的汽车公司高管，加州湾区的技术大牛，马里兰州的癌症研究人员，以及都柏林的外交官。 在过去一年，坐在路边小餐馆里喝着印度茶、吃着三角饺的时候，或者在高朋满座的大使馆招待会上喝着威士忌、吃着鸡肉提卡（chicken tikka，一种常见的印度菜）时，我们总是会不由自主地讨论，自己是不是为了追求职业前途而让我们的孩子被迫付出代价。 当然，外国人在德里已经居住了几个世纪。可是，这里的空气和逐渐开始的对其危害的研究已经变得如此可怕，让很多选择在这里抚养孩子的人觉得自己作了一个不道德的选择。 毫无疑问，相同的讨论在北京和亚洲其他一些巨型城市里都会出现，可是在德里——地球上人口最密集、污染最严重、卫生状况最恶劣、细菌安全问题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这样的考虑是最迫切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这里的空气污染程度是北京的两倍。（事实上，全世界25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13个在印度，兰州是污染最严重的50个城市里唯一的中国城市；北京排名79。） 我们的很多朋友都已经决定离开德里，以至于美国大使馆附属学校——一个非常棒的外籍员工子弟学校——在秋季面临着入学人数的急剧下降。我的牧师负责一个基本上由外籍员工组成的教区，他告诉我说，他认为他的教众人数将下降60%。 两年前，在Bram第一次住院后，我们差点就离开了这里。即使在他的呼吸状况逐渐稳定以后，检查发现他的肺功能已经丧失了一半。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让他定期接受类固醇治疗，并且决定只要他的呼吸状况不再恶化，我们就留在德里。 或者至少，是我这么决定的。我的太太非常认真地考虑过要立即飞回家。那个夏天她带着孩子回美国呆了几个月，在回德里的飞机上，她哭了几个小时。 我们在这里过了两年之后，Bram的状况看起来还不错。不过鉴于之前他出现的那些健康问题，我还是给不少顶尖的空气污染问题专家打了电话，他们的话让我如梦方醒。 “在科学证据面前，意识到我把自己的孩子放在一个会对他们的健康造成终身伤害的地方成长，这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 南加州大学预防医学教授W. James Gauderman说。2004年，他作为共同作者发表了一项研究，指出在洛杉矶（那里的空气污染程度只是德里的几分之一）部分地区长大的孩子面临着严重的、可能是永久性的肺功能丧失。另外一项研究发现，在高污染空气中生活过的孩子，即使后来搬到污染较轻的地方，他们的健康也永远不可能完全恢复。 Sarath Guttikunda是印度最好的污染研究专家之一，为了保护自己的两个小孩，他搬到了印度西海岸城市果阿。他斩钉截铁地说：“如果能够选择去别的地方，你绝对不应该让孩子在德里长大。” 他们以及其他一些专家告诉我，成年人肺容量指标的下降是预示早死和残疾的一个非常准的信号，比血压升高和胆固醇升高还要准。我们的孩子在德里经受的肺部损伤，也许会让他们没办法长寿。 此外，还有一些最近才兴起的研究发现，污染能够降低孩子的智商，影响考试成绩，同时增加患自闭症、癫痫和糖尿病的几率，甚至会让他们患上通常只有成年人才会出现的血管硬化。 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C. Arden Pope III是空气污染对健康影响领域的顶尖专家，他指出精确的污染监测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出现。“就算德里的污染指数不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那也是有史以来最高之一，”他说，“绝对没有任何美国城市，包括洛杉矶，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孩子不是唯一受到伤害的人。许多成年人也出现了几乎是不间断的头痛、喉咙痛、咳嗽和疲劳。2015年三月，德里的行政长官Arvind Kejriwal就因为慢性咳嗽而不得不离开德里十天以便能够恢复。 有害的不只是空气。印度至少有6亿人在室外排便，占人口的一半。大多数废水、甚至包括冲马桶的水，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被排放到河流里。即使是这样，我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这一切会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影响到我的家。 我们住在一栋四年前建的五层公寓楼里。我太太挑的这个地方，因为窗户比较新，能够在晚上把德里让人恐惧的空气挡在外头。 大概在我们搬进来六个月的时候，其中一个邻居报告说她家的水闻起来像是污水。然后，一个又一个邻居闻到了污水的味道。后来发现，房屋开发商凿开了下水管道，污水逐渐渗透进了每家埋在地下的储水箱里。我们掀开底楼的地板，褐色的污水似乎到处都是。 这样的污水混合物进入我们家公寓的时候，我正在洗澡。听起来很恐怖，但我当时只是耸了耸肩膀，用毛巾擦干了身体，因为那样的气味似乎一直都有。 如果不是这样的污水，亚穆纳河在一年中的大多数时候都几乎断流。即使是在城市里，也有成群的流浪狗，猴子和牛，新鲜的排泄物几乎随处可见。虫子落脚在这些排泄物上，然后又落脚在人或者他们的食物上，从而带来了疾病。 这里大部分自来水都受到了污染。恶劣的卫生状况可能是造成印度近一半儿童发育不良的主要原因。 这样的列举听起来很悲惨，可是这里的生活在继续，有时候也很美好。我们的公寓楼最终安装上了地上储水箱，我们孩子的学校非常棒，在这里的旅行体验也非常棒，而且这里许多外籍工作人员赚的钱要比在自己国家工作多的多。 可是15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们居住区里有人在烧一些有毒的东西，刺鼻的烟雾到处升腾。我太太当时正和一个朋友在外面散步，她们的眼睛开始流泪，喉咙也堵住了。她们飞快地冲回家，发现Bram又在大口喘气，这样的情况是两年来的第一次。 在德里的一些地方，对肺造成伤害最严重的微细颗粒（称为PM2.5）的值在冬天通常会超过1000，科学家说部分原因是因为这样的垃圾焚烧非常常见。在北京，PM2.5值超过500就会登上国际媒体的头条；而这里的数值是北京的两倍，却基本上无人注意。 可是，Bram注意到了。那之后的五天，他呆在家里，我太太让他戴着口罩服用高剂量的吸入型类固醇。 在来德里以前，Bram就有过呼吸问题，医生让我们放心，说他会自己康复。现在，他的哮喘非常严重，必须每天服药。如果我们留在美国，他会得哮喘吗？在污染地区，儿童哮喘发生和变严重的可能性要高得多。在德里，儿童足球比赛场地的边线外，扔满了人工呼吸器。 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开始描述空气污染的恐怖之处、儿童所遭受的污染威胁以及越来越如临大敌的保护措施，其中大部分来自在中国工作的外籍人士。大部分的此类作品，最终结局都是尽管面临如此严重的威胁，但是作者仍然决定留在当地工作。 但是，我这一篇作品不会如此结束。这个星期，我们就要搬回华盛顿。 孩子们非常激动。12岁的Aden想要滑板和自行车，在一个他可以自己到处乱逛的地方，那些东西是象征自由的装备。而他弟弟的愿望要实现起来可能会比较难一点。 “我的哮喘会好的，” 最近Bram这么说，“至少，我希望是这样。”
附文： 北京雾霾红色预警，看看美国和日本如何彻底驱散他们的雾霾？
文︱南洋理工大学气象学博士Vamei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十五言”（ID： www15yancom），转载已获权，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最近的北京，即使是正午的光景，天空也是一片昏黄，像是染了洗不净的颜料。空气中翻着一股酸味，把喉头刺激得痒痒的。路上的行人都捂住口鼻急匆匆赶路，马路上的汽车也开着灯，只敢慢慢开。这就是近些年肆虐北京的雾霾了。 雾霾攻占的城市不止北京。我们还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单子，罗列出深受其扰的城市：乌兰巴托，新德里，开罗，利雅得，莫斯科，墨西哥城…… 当你乘飞机抵达这些名城想要深呼吸一口异域风情时，呼吸到的却往往是刺鼻的空气。根据计算，全球每年有350万人因空气污染死亡。1997年印尼的一场雾霾，就给周边区域带来了90亿美元的损失。而人们压抑的生活在雾霾中，再无蓝天白云，更是一种难以名状的痛。但是我们真的了解雾霾吗？ 空气病 人们常常不加区分得使用“雾霾”这个词。其实雾和霾是两种东西。雾主要是悬浮在空气中的小水珠和冰晶。空气中水蒸汽太多，多余的水蒸汽就会凝结成水珠或冰晶。空气容纳水蒸汽的能力随气温变化，低温将促进水蒸汽的凝结，因此寒冷的清晨常出现大雾。雾能影响能见度，导致高速公路封闭。霾则是悬浮在空气中固体颗粒。这些颗粒的尺寸很小，通常用PM2.5来衡量：即尺寸小于2.5微米的颗粒总量。与雾不同，霾并不一定会影响空气的能见度。 我们之所以会把雾和霾放在一起，是因为它们常常相伴发生。强风会由于其运输能力，而驱散雾霾，所以无风天气同时有利于雾和霾的发生。而在竖直方向上，对流也会造成空气扩散，减弱雾霾。所谓的对流就像是从锅底加热，让粥上下翻动。空气大多时间是“上冷下热”的，对流能不时发生。但在寒冷的冬季，地表温度低，空气形成“上热下冷”的逆温层。这像从锅盖上加热，锅里的粥也不再翻动。对流停止，雾霾因此可以长时间积累。 一些雾霾是自然形成的，比如山里的雾、风吹起的沙尘、森林火灾的烟。微小的固体颗粒一旦吸入肺中，能长期停留在呼吸系统，影响人的健康。但城市中的雾霾更加“肮脏”。现代工业和城市生活无时无刻都在提供着雾霾的原材料，譬如工厂锅炉、汽车尾气、垃圾炉灶、开放炉灶等等。 与此同时，有害物质能溶解或附着在雾霾中，直接危害人的健康。在雾霾天气下，有毒的雾霾笼罩整个城市，甚至弥漫到室内，让市民无处逃避。人的健康有可能遭到长期而严重的损害。 既然雾霾与工业化、城市化相伴，那么治理与发展就成为矛盾。但历史有一些城市也经历过倾城雾霾，又摸索出治理的方案。它们的故事，或许可以用来借鉴。 伦敦 今天的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但在十九世纪末，英国才是全球工业的中心。首都伦敦汇聚了纺织、煤炭、钢铁、化工等各类产业，生产出大量商品，再由港口的蒸汽船运往世界。大量乡下人口涌入伦敦，寻找工作机会。伦敦人口超过了500万，成为当时最庞大的都市。不列颠岛受海洋性气候影响，本来就水汽充沛，容易起雾。而在伦敦城，工厂排放废气，家庭燃烧煤炭，更是加重了伦敦的雾霾。于是，伟大的伦敦有了一个别名——雾都。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还在为机器和烟囱骄傲，甚至把雾霾当作进步的象征。相对于呛鼻的雾霾，英国人认为非洲和南美未经开垦的荒野才是真正的罪恶。这带着颜色的烟雾，不过是机器时代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代价。 狄更斯在他的《雾都孤儿》批判的是资本家，柯南道尔在《福尔摩斯》中也没有太多谈论雾霾。在各种版本的都市传说中，开膛手杰克神出鬼没于伦敦的雾，让伦敦的雾变得神秘而刺激。而游历伦敦的印象派画家莫奈迷恋这里的雾霾，用画笔为它添加上迷幻的色彩。 内敛的伦敦人以雾霾为傲，直到1952年的大雾霾： 1952年12月，正值隆冬。高压冷气团移入英吉利海峡，阻碍了这里的西风。风力变弱，空气又寒冷，雾霾也随之越来越浓。天空变成灰黄色，昏暗而沉重，似乎随时能坠下来。下午三点，房间里就需要开灯照明。公车只能在警察的引导下缓慢行驶，更多的汽车则被废弃在路边。伦敦人不但捂住自己的口鼻，还给自家的狗也蒙上口罩。街上的人匆匆赶路，却不辨方向，硬生生在家门口迷路。可室内也好不到哪儿。从剧院的包厢甚至看不清舞台，正在上映的《茶花女》也不得不取消。 雾霾持续了四天。许多人都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医院里也挤满了人。但奇怪的是，媒体对雾霾的健康影响视而不见。编辑们大概读多了犯罪和侦探小说，乐衷于报道歹徒趁着雾霾行凶抢劫。而娱乐版上也都是消防员因为迷路而无法到达失火地点的丑态。执政的丘吉尔政府也喜欢娱乐化的宣传导向，免得民众批评政府失职。更何况，二战后的英国也负担不起相对昂贵的无烟煤。 直到一周后，健康部长伊恩·麦克劳德在接受国会质询时，才透露了雾霾期间的死亡人数为4703人，大大超过了前一年同期的1852人。丘吉尔政府试图把原因归于流感。但公众的意识开始觉醒。他们清楚的看到，雾霾后的死亡率大大降低，即使流感依然在继续。显然，雾霾是导致伦敦死亡率骤然上升的元凶，大雾霾也被冠上“杀人雾霾”的名字。 随着公众的关注，政府压力增大，相关提案也不时出现在国会。经过四年的讨论，空气治理法案在1956年出台。它给工业用煤提出了要求，以减少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硫含量。这个法案还深入到民用领域，规定民用炉灶和烟囱必须符合特定标准。对民用设施的限制很容易在民主社会中引起争议，所以政治家以前都小心翼翼的绕开相关议题，以免被扣上“独裁”的帽子。但治理雾霾是一场需要整个社会配合的全面战争，神圣的个人自由也必须给人类生存让步。 此后的60年里，伦敦的雾霾大为减少。伦敦市民沿着泰晤士河晨跑时，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完全忘记了那场窒息全城的雾霾。
@Adela Cheng 拍摄的伦敦 洛杉矶 伦敦提供了一个治理雾霾的范本。但当洛杉矶想要照搬伦敦经验时，才发现雾霾比想像的更复杂。“洛杉矶”的字面意思是“天使之城”。这座美国西海岸城市兴起于19世纪末的铁路热。南太平洋铁路修入这个三面环山、一面是海的盆地，把洛杉矶变成西海岸的交通枢纽。石油开采为洛杉矶带来了第一波繁荣，随后是电影业。影厂的老板喜欢洛杉矶干燥而晴朗的天气，把摄制基地搬到好莱坞。沙滩、阳光、明星从此成为洛杉矶自豪的名片。到了二战期间，洛杉矶更是成为军工中心，如吹泡沫般造出大量的飞机军舰，凭着硬邦邦的工业实力打败一度猖獗的日本。 繁荣的经济吸引来更多的人，洛杉矶成为了仅次于纽约的美国第二大城市。从1943年开始，雾霾就开始袭击洛杉矶。空气中飘着烟雾，泛着棕色和浅蓝色，能把眼睛刺激得流眼泪。学校因此停课，运动员转移到室内训练，而庄园的农民们只能惋惜的看着农作物烂在地里。由于能见度降低，洛杉矶繁忙的公路上堵起了长龙。失去了阳光明媚的晴朗天空，好莱坞的电影拍摄也不得不推迟。人们议论纷纷，争论到底该关闭工厂，还是该减少垃圾焚烧。政府连续出台政策，却收效甚微。 解答迷题的是加州理工大学的教授哈根史密特。作为一个化学家，他长年在实验室中钻研菠萝口味的化学原理。当他从实验室中出来喘口气时，却只能消费污染了的刺鼻空气。更让哈根史密特更不满的是，没有一个人能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说明雾霾的起源。他决定自己在菠萝中磨炼的技术，来解开洛杉矶雾霾的迷题。 他很快发表论文，指出洛杉矶烟雾的来源很可能来自汽油燃烧。燃料残余进入空气，能分解成氮氧化物，并在太阳照射下进一步产生臭氧。这些具有强氧化性的物质构成了洛杉矶雾霾的主要成分。 在洛杉矶，汽车几乎是家家户户的必备品。居住在郊区的中产家庭必须开车往返市区。哈根史密特无意间捅了个大马蜂窝。汽车协会的代表很快找上门，对哈根史密特横加指责，对哈根史密特的研究百般挑剔。哈根史密特火冒三丈，以加倍的工作作为回应。他从大学请了一年的假，四处采集空气，以验证污染的来源。他不但研究烟雾对人的影响，还建立了一个植物实验室，观察植物在不同空气下的生长。他以充分的证据说明，汽车尾气是洛杉矶雾霾的来源，也是让人流泪、让植物枯萎的元凶。 过度依赖汽车的洛杉矶似乎无法解决尾气的难题。强大的汽车厂商也在施加影响，企图阻挠相关立法。但市民对空气质量抱怨越来越强烈，旅游业也不断萎缩，一些好莱坞明星也加入到抗议的行列。加州当局不必再犹豫。议会通过了《清洁空气法》。 在严格的立法下，加州出售的汽车要安装尾气净化器，而老旧汽车也必须即及时报废。在州长里根的任命下，哈根史密特成为加州空气资源局的主席，致力于空气保护活动。由于加州的汽车销量占到全美的10%，汽车厂商不得不重视，因此对全部生产线升级，间接提高了整个美国的空气质量。 尽管直到今天，洛杉矶依然被列为全美污染最严重的地方，但空气质量警报的天数已经从1983年的152天下降到了2003年的68天。考虑到洛杉矶数倍的人口增长和已经达到上千万辆的汽车，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 与欧美一样，同样经历过快速工业化的日本，也曾遭过雾霾的罪。在日本的传统中，自然其实很神圣。神道教把日本山山水水都封了神，破坏自然要受到天谴。但从明治时期开始，日本人就抱着强烈的追赶意识，一心学习西方的现代化。在工业发展的诉求下，自然被抛到一边。空气污染成为常态，一些重工业城市，如东京和大阪，也成为出了名的“东方雾都”。 尽管二战中断了日本的工业建设。但借着1951年的朝鲜战争，日本成为美军的补给基地，凭借军需重新振兴产业。输了二战的日本人可着劲儿的想通过经济找回场子。根据1960年，首相池田勇人提出国民所得倍增计划，想让日本经济在十年内翻倍。日本人确实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仅仅七年就实现了国民所得倍增，成为当时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 每个人都沉浸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中，无人注意到日渐积攒的环境债。疏于管理之下，环境危机在60年代末集中爆发。由于产业活动造成的水污染、土壤污染和空气污染，日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四大公害病”。其中的四日市哮喘，就是富含硫氧化物的雾霾引起。排放硫氧化物的，也正是城市中鳞次栉比的工厂。除了四日市，另一个地区神奈川县也遭受了严重的空气污染。 神奈川位于东京西南，区域内的川崎和横滨，更是京滨工业区的核心城市。从1950年代开始，东京湾沿岸兴建工业区，惠及神奈川。富士通、东芝、花王等相继在这里设厂。靠近东京一带成为东京的后花园，吸引了许多人来定居，建成大片的都市区。神奈川的人口仅次于东京，人口密度也紧随东京和大阪，位列第三。雾霾自然不会忘记这块儿繁华地。1960年代，硫氧化物污染就不断在工业区发生。到了1970年代，尾气造成的光化学烟雾也开始造成公害。
愤怒的市民对工厂提起了诉讼。政府也从70年代开始，实施公害防止条例，先后为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和粉尘制定标准。除了燃料脱硫、尾气处理等常规措施外，日本还利用先进的电子技术，实时检测工厂的排放状况，并通过电视和广播向民众预报。在相关措施的作用下，神奈川的空气质量大为提高。即使是坐拥制造、化工、PX项目的川崎地区，也很少见到雾霾。当地民众也因此放弃公诉，与工厂和解。 到了90年代，神奈川因为漫画《灌篮高手》大热。在漫画描绘的蓝天白云中，你几乎看不到雾霾的痕迹。 看了这么多城市战胜雾霾的故事，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启发。但愿有一天，我们的城市也能擦去蒙在身上的朦胧。他们能，我们也能！ 参考资料 Berridge, V., & Taylor, S. (2002, December). The Big Smoke: Fifty years after the 1952 London Smog. Seminar held. Brimblecombe, P. (2006). The clean air act after 50 years. Weather, 61(11), 311-314. Brunekreef, B., & Holgate, S. T. (2002). Air pollution and health. The lancet, 360(9341), 1233-1242. Haagen-Smit, A. J. (1952). Chemistry and physiology of Los Angeles smog.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Chemistry, 44(6), 1342-1346. Nishimura, H. (Ed.). (1989). How to conquer air pollution: a Japanese experience. Elsev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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