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年前中国文献已有提示的古代中亚细亚人种问题，以及白肤色雅利安人时代活跃的商业特征，今日考古发掘收获都予证实，而能完全绘出其复原图，也因了这些中国史料，才对古代四大河文明中间地区的历史研究，能予静止的地下实物史料以动态说明。

意义特别重大的，这些地区古代都没有自己的“史书”流传，即使文明先进的印度，也向来只有传说而无“历史”，所以认识古代中亚细亚，甚或印度，文字史料不能得之这些国家自身，反而须从中国文献与中国人的西方知识中求取，这便是古代中国人对世界史学问上的莫大贡献。

中国古代记录的价值被考古、历史学界共同承认，今日有关中亚细亚古代历史地理叙述，一般引用文字资料，来源因此也很多取自中国史料。

古代中国与西方间无形的交通与文化交流，相信张骞以前定必早已存在，但有形的西方发现，以及汉族中国人开广世界眼界，则都有待张骞。

纪元前一世纪初《史记》大宛列传转载张骞关于纪元前二世纪后半“西域”九个国家（大宛、楼兰姑师、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条支、大夏）的国家性质与人口、武力强弱、民族性、风俗习惯、物产经济及与中国间距离等的报告，由当时人报导当时事，不但当时使中国人西方知识飞跃充实，流传迄今，也成为世界学术界关于中亚细亚历史最早的直接记录。

张骞观察力的锐利、记忆的健全、叙述的正确，以及地理推定的恰当，在研究古代世界史的学者间获得至高评价。

媲美《史记》大宛列传的，是汉朝另一部著作：一世纪后半班固的《汉书》西域传，广泛转载汉朝西域都护府调查制成有关西域各国土地、山川、户口、兵数、官名、道里远近等统计，所列国家共达五十五国之数，并于今日多能考定其现在地理位置。

所以《汉书》西域传乃是自玉门关以西、伊朗以东、印度以北、乌拉山以南地域古代诸国家，最完整与最精确的一次系统性介绍，明了西域早期面貌，唯有求之《汉书》西域传。

而中国诸“正史”记录西域事情，《汉书》所转载的强力统制时代官方调查，也无疑最具权威性。

《史记》《汉书》所说明，如：

“（大宛）属邑大小七十余城”；

“（安息）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划）革旁行以为书记”；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

“（罽宾）其民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罽，刺文绣，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

“（安息）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与乌弋、罽宾同”；

“（大月氏）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等国情，与实情可谓完全符合。

连接《汉书》所说明时代，是五世纪前半的著作《后汉书》，其西域传所据直接材料出自班勇或其幕僚人员手笔，却不齐全。

《后汉书》西域传序文谓：“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可知性质原系《汉书》补充，而非独立著作。但南亚国家与地域的出现于传中，则值得特笔大书。

印度或身毒，是纪元前二世纪张骞最早所知地区之一，但《史记》与《汉书》都无专条，自《后汉书》西域传开始以“天竺”之名列有条目，说明：“一名身毒，卑湿暑热，临大水。……身毒有别城数百，城置长；别国数十，国置王，……其时皆属月氏。……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布、好毾、诸香、石密、胡椒”。

《三国志》所述时代连接《后汉书》，但撰写完成时间反早在三世纪后半。

与《三国志》同时撰成的另一部著作《魏略》，其著名的西戎传资料，后来于五世纪时被加入《三国志》魏志卷末为附文。

古代新疆五大支配势力的形成，以及古代中国称罗马帝国为“大秦国”的最初专条，便都第一次见之于《三国志》魏志引《魏略》西戎传。

六世纪后半著作的《魏书》西域传，又是份热门历史文献，取材均在纪元四九四年北魏迁都洛阳以前，这从统计各国与中国间距离，全以“去代（旧都平城）若干里”为标准可知。

其综论谓：“西域自汉武时五十余国，后稍相并。至太延（北魏太武帝年号，五世纪前半）中，为十六国，分其地为四域。自葱岭以东、流沙以西为一域；葱岭以西，海曲以东为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为一域；两海之间，水泽以南为一域。内诸小渠长盖以百数”，正是迄于五世纪时，历史发展下的西域变貌型态，中亚细亚全域接受北亚细亚突厥游牧民族外力支配前夕的形势。

所收录国家，超过《汉书》之数而达六十一条，大部且位于帕米尔以西，甚多历史上西方新国家名称，都自《魏书》西域传始见，记事面可谓特别广大。再经七世纪初《隋书》所介绍的过渡期，西域乃直接加入为唐朝的中国历史。

只是，隋朝以前，所谓“正史”的有关西域记载，主要也限于上述。《宋书》《南齐书》《陈书》《北齐书》都无西域传。

《晋书》《梁书》《周书》须迟至唐朝才撰写，所了解西域国家，非只因过少而合并于四夷传、诸夷传或异域传，并且，除了《梁书》滑国（嚈哒）条堪称杰作之外，其余多数在取材方面沿袭《汉书》《后汉书》陈旧资料，与现实已有颇大距离。

《南史》《北史》所录西域国家，尤其明显便是《梁书》与《魏书》《隋书》的一字易移刊。

《魏书》西域传今日学术界给予评价甚高，而缺陷仍多，如粟特与康国、吐火罗与大月氏、大月氏与嚈哒、安息与波斯等，同地异名或国家朝代前后交替，都误列为同时并存的不同两国。

相反情形，则粟特条的以不同两地混淆；另一类型错误，又如以后期贵霜—大月氏退出西北印度与早期大月氏退出中国河西相混，而介绍富楼沙城或乾陀罗新国家为“小月氏”。

这些错误发生的由来，可能因《魏书》西域传原著曾被遗失，今日所见，系十世纪以后宋朝人依唐朝人转载入《北史》西域传的部分，所予复原，而两次转录之间，疏忽在所不免，可以肯定的例子之一：今日《魏书》西域传“嚈哒”条所载里程的独为“去长安若千里”，便显知已非《魏书》原著；例子之二：“康国”条又系由转载《隋书》西域传而误引入《魏书》西域传内。

而且，高价值的中国古代记录，其价值也非绝对而有其限度，若干观点与说明，今日都须重作解释。

同一地域，叙述资料的时间鉴别也重要，《魏书》固如此，《后汉书》又是例子，《后汉书》一般记述年代固达于三世纪前半，但西域传资料则明言依据的是班超之子班勇任西域长史时调查记录，而班勇职权范围内的情况了解，时间上不能越过其本人担任西域职务的二世纪前半。

大月氏于二世纪正当贵霜王朝蓬勃发达之时，《后汉书》记载却止于阎膏珍，迦腻色迦王轰轰烈烈的事业，今日须参考佛教书籍补充才能明了。

另一个例子，《汉书》以安息国名与国都名相混而称“王治番兜城”，《后汉书》知位于里海东南的安息国都应该正名“和椟城”，但依的仍是早期资料，实际纪元前二世纪后半，亦即汉武帝通西域同一期间，安息国已因取得美索不达米亚而迁都到底格里斯河西岸的历史名城，与以后萨珊波斯国都为同一所在，亦即以后《魏书》所谓“波斯都宿利城”，《隋书》所谓“波斯都达曷水之西苏蔺城”。

同时，古代中国人足迹以到达伊朗为限，因此他们直接了解的地域仅至于此，《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条“前世汉使皆自乌弋以还，莫有至条支者也”，已予明言。即使安息其地，除了汉朝之外，其后到达的机会似也不多。

中国人往西方最远纪录，是纪元九七年后汉甘英的抵达条支，却仍未能因此增加中国人西方见识，未知因甘英其人是个庸才，不注意搜集有关资料，抑或携回资料以后都经散失？

而班勇依于职权所作的调查，空间尤已不能超越中亚细亚。所以，对于自伊朗再以西的远方世界，今日能获历史界共同承认的，仅是三世纪时中国人西方地理知识极限与当时被称为“大秦”的罗马帝国。

《魏略》西戎传西域记载，唯一便以“大秦”为特详，大秦国叙述文长一千二百多字，《后汉书》除了增补甘英后半个多世纪，桓帝延熹九年（纪元１６６年）大秦王安敦遣使后汉政府的叙事之外，关于介绍大秦国情方面，全《魏略》说明的摘录。

从两书列举自安息出发行程，及“其国在海西”而“其西又有大海”的地理位置，堪了解便是意大利半岛，而指大秦“自葱岭以西，此国最大”，“有四百余城，小国从属者数十”，“多金银奇宝”，“国用富饶”等，又足视为罗马繁荣期浩大气魄的写照。

“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也正是元老院统治的解释。而《后汉书》所记大秦王安敦，与纪元一六一至一八〇年在位，罗马五贤帝末期有名的哲人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奥古斯都年代、王名又都相当，学术界均无疑义，所以大秦之为罗马帝国，为堪认定。

大秦以外，《魏略》《后汉书》列举的颇多国家与都市，东西方学术界证今日地名时却往往受到困惑。

除“阿蛮”或可与亚美尼亚对音；“黎轩”或可与希腊文化时代科学发达中心，以及罗马帝国治下以经济文化闻名的埃及对音之外，其余严国、于罗、斯宾等国名或地名，都是个谜。

至于《史记》大宛列传有专条，以后诸书也常述及的“条支”，则以史记“在安息西……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的报导内容推测，所指可能系由叙利亚塞流卡斯王朝转移为安息统治的安息西方诸国统称，并无特定位置可以考定，当为流动性的概念。

不惟如此，且自《魏略》《后汉书》之后，史料中除《魏书》以外，关于远方国家或地域的名称已告绝迹，不再被提及，“大秦国”也仅《晋书》《魏书》继续提及，但即使被誉新颖的《魏书》，对大秦的因袭前史与脱离现实，仍不例外。

所以，凡汉朝与其后有关西域的“正史”，非只伊朗以西参考价值多数须降低，而且严格讲来，自纪元三〇〇年左右至六〇〇年左右间的大部分时期，除了粟特等少数例外，中国人所了解“西方”极限，还愈须移近中亚细亚。

较正史介绍“西域”专门章节更可贵的，是西方大门敞开后汉族旅行家亲身访问的记录。

五胡乱华时代中国第一位赴印度求经的僧人旅行家法显，于纪元三九九至四一六年间遍历三十余国而完成的《佛国记》，是遗留迄今年代最早的著名游记著作。

北魏使者宋云与僧人惠生于纪元五一八至五二二年间旅行西域归来所著，原书虽已失传，但仍有一部分因纪元五四七年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转载而得保存。

到唐朝，又有中国佛教史上最著名僧人之一玄奘于纪元六二九至六四五年间西行归国所著《大唐西域记》。

这些具有丰富内容的历史地理第一手资料，今日都已享誉世界，为东西方历史学界所熟知。

只是，这些著作，记事范围仍都限于中亚细亚与印度，不涉及伊朗及其以西。

另一部成书年代较早于玄奘，且记述广达地中海的私人著作，系六七世之交隋朝西域事务专家裴矩所撰《西域图记》，虽非亲身经历，却是东西方商人旅行者见闻的综合成果，内容含四十四国，且附地图，可能已是古代世界最详细的地理教科书。

可惜此书很早失传，仅余序文保留于《隋书》裴矩传，但序文中所述其时到达地中海（所谓“西海”）的东西交通概况与三条国际大道沿途所经国名，今日仍存在弥足珍贵的参考价值。

所须注意，自张骞以来，中国人所知晓中亚细亚或西方世界，泛称都是所谓“西域”，并无确定范围指出。换言之，只用以称凡属中国领土以西的地方。

惟其如此，中国今日固与中亚细亚接壤，古代却不然，中间还隔了个新疆。新疆今日是中国一省区，纪元前二世纪张骞以前则否，张骞以后，也很多时间只以保护国姿态归中国支配，而非中国直属领土。所以，在古代，以“西域”概括西方世界时，新疆同样属于“西域”的一部分。

与新疆介乎中国—中亚细亚间的地理位置正好倒转，中国认识“西域”，中亚细亚在先，新疆反而在后。张骞因到达或了解其地所搜集的西域各国珍贵资料，便集中在帕米尔以西，《史记》大宛列传也因此仅对中亚细亚诸国详予介绍，而新疆国家仅最接近河西走廊与东西交通要衢的“楼兰姑师”一国有其说明。

大宛列传附见的国名或地名，中亚细亚以西部分远及黎轩，新疆范围内仍仅止扞罙（扞弥）、于阗而已。

待汉朝势力从中亚细亚折回与闯入新疆，纪元前六〇年建立西域都护制度，新疆被置于中国支配之下，《汉书》才第一次以“西域”为名列有专传，并区别“西域”的意义为二；其一，属于都护统制系统的西域；其二，“不属都护”的西域诸国。

自此“西域”具备双层性解释，广义的西域，包括了玉门关以西任何地区，狭义则单纯便指新疆。《汉书》西域传提要部分：“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

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这是专指新疆（不含准噶尔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