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宜人的溫哥華，無論春秋冬夏，都是體育鍛煉和戶外運動者的天堂。登山、遠足、滑雪、划船、潛水和各種球類運動，占據了西人孩子幾乎所有的課外時間。經常看到的情景是，放學後大操場上的訓練與比賽，家長在周邊觀看鼓掌，孩子們在場地上摸爬滾打，即使雨天亦不例外。崎嶇山道上，多見背着露營背包的青少年一路跋涉。甚至很小的孩子，在家長牽引下，也在努力地爬着難度不低的高山。

對比之下，華人孩子在體能與吃苦精神上，普遍弱於西人。移民海外近二十年，工作和生活中見到的華人孩子，較大比例地具有兩個令人不舒服的特徵，一是體質偏弱，不夠強壯（或肥胖或瘦弱），多數近視；二是生活依賴性強，父母多方遷就照顧，養成一些孩子自私小氣，任性霸道。這兩點看起來一為體，一為德，其實二者一脈相承，根子都在國人當下教育理念中，比較重智育而輕體能，孩子自小體育鍛煉與戶外運動普遍重視不夠。

暑期中，接待了來訪的一些親朋好友，更加強化了上述感受。這些家庭有的來自中國大陸，有的來自美國和歐洲。雖非同時抵達，但前後比較，仍讓我們有所發現：海外出生成長的華人孩子（ABC或CBC），在氣質和說話做事上明顯不同於十幾歲以後才隨父母移民或留學的移二代，更不同於自小在國內長大的孩子。在美國南部出生長大的幾個孩子，6歲就開始每年夏天隨父母到大山里遠足露營，去海里學習潛水划船衝浪等水上運動，冬天則滑雪溜冰，平時參加學校的游泳球類運動。他們普遍長得更為高大結實，膚色健康，情緒快樂積極，待人有禮，同時內務完全自理，出門背包提行李，告辭時自覺清洗床具，打掃用過的房間衛生間，獲人好感好評。國內長大的孩子，早起需家長几次叫喚，行動遲緩，出門空着手，耐性耐力差，笑容少，脾氣大。這其中的差別之源，可能就在於自小的家庭與社會成長環境是否重視體育有關。

人們印象中，歐洲傳統文化更重開拓與冒險，對抗與搏擊，進取與探索，“更高更快更強”的奧林匹克精神即源於歐陸。延至今日，與亞裔相比，西裔兒童的家庭與社會教育的確更為重視體能培養與多種運動愛好。實際上，中國早期的文化教育中，也曾並重體育和智育。西周貴族子弟的六藝教育中，體能與軍事技能的射與御培養占了其中兩項。身為教育鼻祖的孔子，就是一個能讀書也能騎射的文武全才。亞洲的日本，在近代更提出獸性育兒理論。明治維新時的啟蒙思想家，被尊為現代日本之父的福澤諭吉指出，教育兒童，十歲以前當以獸性主義為主。他釋獸性之義為：意志頑狠，善斗不屈；體魄強健，力抗自然；信賴本能，不依他為活；順性率真，不飾偽自文。此即近現代中國若干有為之士稱之“野蠻其體魄”的意思。

蔡元培掌校北大，倡導“完全人格，首在體育”（此八字教誨，至今仍高掛北大體育館網球場上方）；清華建校之初，即由副校長周詒春確立“德智體三育並重”的方針，把增進學生健康、增強學生體質放在重要地位，使清華成為中國最早設立正規西式體育的學校之一。 1952年蔣南翔出任校長，繼承和發揚這一傳統，總結提煉出“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號，成為清華大學教育理念中重視體育、崇尚體育的一個標誌和特色。而我們自小長大，三好也一直是學校對學生教育成果的三項評價指標。只不過，在學業考試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體育的真正意義漸漸為學校和家長所忽略，多半淪為馬虎應付，而非認真踐行。體育精神在大眾日常生活中也日趨沒落，成了有錢有閒後才會想起的一種時尚追求（如近年漸熱的馬拉松和瑜珈）。

忽視自小體能鍛煉，不能養成終生愛好體育與戶外運動的生活方式，不僅導致外在體型缺乏陽剛健美，生活習慣也會比較疏懶，意志不夠堅強，情緒容易悲觀消極，造成心理不平衡與不健康，獨立面對世界時，更難處理好生活和事業上遇到的種種挫折。很多人是在成年後經歷一些事，一些病痛，甚至一些外在打擊後，才悟到身體健康，體能強壯的重要性，才去改變態度和習慣，開始懂得對自己最好的投資是：晚上十點睡覺，早上六點跑步。

如果我們希望孩子身心健康，自律自理，有禮有度，懂得感恩與回饋，體育與戶外運動是必不可少的。極而言之，體質強健甚於學識淵博，健康的身體才是人生最重要的財富。誠如福澤所說：“文明的真諦在於使天賦的身心得以發揮盡致”。野蠻其體魄的理念可以最大程度地釋放孩子們的身心，在與大自然的交流中，在各種運動的磨礪中，增強體質，完善人格，享受生命帶來的美好，迎接未來的各種挑戰，成為真正的文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