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后，华裔如何学会向美国政府“索取”
丹奇
七月二十九日
二十六日组织休斯顿华裔侨领参加国会议员蓝普森圆桌会议。国会议员虽然出席了众多的侨社活动，但由于那不是自己主办的活动，只是以宾客的身份参加，加之行色匆匆，赶赴一场又一场的活动，最多只能祝贺一下，发个文告等，无法与大家做深入的交流。国会议员蓝普森对华裔社区的深厚感情和亲切关怀便只有通过我在侨社的频繁奔波来传递。我虽然安排过数次小型的家庭聚会，国会议员得以有机会与大家零距离接触。但这种机会由于华裔的犹豫和羞怯而办得不多，不像印度裔那么积极。 于是，国会议员出面召集这样一个圆桌会议便达成了双方的心愿。
会议上，前任市议员黄安祥博士呼吁大家要学会向美国政府提“要求”。现在国会议员正是带着耳朵来倾听大家的意见的，此时不提，更待何时？于是各位侨领纷纷畅所欲言，表达心声。国会议员蓝普森也虚心倾听，严肃对待。我想大家无任如何也想象不到，可以与美国立法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可以如此放松地展开热烈的讨论。华裔侨社还没有被任何其他国会议员如此关注过。我坐在国会议员身边一边为他注明发言的侨领所属社团，一边把大家提出的问题记录下来。
我很感动，大家终于抓住机会发声了。多么可喜的开端！ 我不由得想起两年前刚刚开始为国会议员助选时，我们的高级政法顾问周子勤博士就提醒过我。他说，华裔在美国参政热情不高，即使为候选人捐款了，投票了，过后却是依然故我。根本不会向候选人索取什么，更不用说讨价还价。
这种现象，在这两次的助选活动中我已体会深刻。华裔最热衷的只是满足于和这些候选人合影纪念，却不去投票，也不为他们捐款，他们以为合完影，候选人就当选了。从未考虑过候选人的竞选经费是赢得选战的重要因素，更未思考因为缺乏你一张，他一张的选票，候选人可能落选，到时这些照片又有何价值呢。
美国联邦级别的公职选举，凡是绿卡和公民都可以捐款，每个人捐献给候选人的上限是两千三百美元，没有下限。无论你是富有或是贫穷，一年内初选加大选总共只能捐四千六百美元。为的是防止财团操纵选举，给候选人足够的功课去凝聚人气。获得的捐款越多，说明支持者越多，选票就得到了保障，因为捐款人肯定会去为他投上一票，以防自己的捐款打了水漂。于是，便出现了乐此不疲的各种募款餐会。当然是媒体免入的。候选人与众捐款人交谈甚欢，加深了解。这个时候是候选人对大家作出各种承诺的重要时刻。于是，有人便会利用这种场合向候选人提出各种要求。意思很明白，我今天捐款给你了，明天你当选后要为我们做这些，那些云云。于是，宾主尽欢。少有看见围着候选人合影的。
然而，我在华裔社区举办过数次募款餐会，大小型皆有，出席活动的华裔朋友们可能太拘谨，与候选人之间的互动明显比其他族裔要少，大家不会提问题，或许没想过自己生活中的困难怎么可能麻烦一个国会议员甚至总统候选人。他们不明白，正是在这种与民互动的过程中，候选人汇集民意，形成自己的竞选议题（Issues）或曰竞选政纲来吸引选民的支持。这种时候，他们对任何意见都会认证倾听。但在华裔的募款餐会上，大家就客客气气，没有问题。有时候候选人要主动找话题，但接茬者微。但是，一到结束时，要合影的人却把候选人忙的脱不开身，以致耽误赶下一场活动。
问题是，你在为候选人捐款的时候，不向他们提要求，候选人也不是咱华裔肚里的毛毛虫，会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相反，我们没有提要求，候选人可能会错意，认为我们不需要，而把本该给华裔的福祉就给了那些嚷嚷的声音最大的人。
我想，这与我们华裔“自力更生”， “万事不求人”, “忍辱负重”的优良品德有关。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只知道奉献，不图回报，更不会 “索取”的民族。这在中国行得通，但在美国却要吃大亏。
这个问题表现在华埠警力分配的问题上更是突出。由于华裔的胆小怕事，在中国城每次被抢，从没有人报案，而是藏着，掖着。把简单的混混抢劫案幻想成黑社会运作，继而陷入唯恐“被人认出来会遭报复”的怪圈。然而，警察局由于从未接过报案，也就没有华埠案件的记录，他们又以什么为依据向华埠增派警力呢？所以，经营加油站，便利店的印度裔和巴基斯坦裔，他们原来也经常被抢劫，但他们踊跃报案，积极配合警方，市政府就成立了一个“TASK FORCE”专门为他们发声。
休斯顿的华埠委员会虽然积极担纲促进华埠安全，召开过多次社区安全大会，我皆有出席，但出席活动的社区人士比警察局派来的人还少。警察们又会做何感想呢：这么重要的警民见面会都只有门可罗雀的几个人参与，如何证明华埠确实不安全呢？
华裔同胞们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寻梦，却忘却了当梦想向你招手时，你要伸出双手迎接，而不是等着梦想跑到你手里来。
华裔哪天能不再如此谦卑，勇敢地站出来向候选人索取，向这块你辛勤工作每年纳税的政府索取的时候，就是我们挺直了腰杆当家做主人的时候。因为你索取的是你奉献的九牛一毛。你不索取的后果，严重的还会导致他人的歧视，认为你胆小好欺侮。
大家奉献了才华和爱给这块土地，丰收的时候，请不要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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