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二王之王丹

　　王丹是当年天安门广场上赫赫有名的学生领袖之一，与已经澹出人们视线的吾尔开希和柴玲不同，王丹至今依然活跃在民运的第一綫，有关他的消息，至今依然时时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有消息称，王丹曾经在国内的门户网站新浪网上建立过一个个人博客，化名发表了一些博客文章；2009年初，这个据称是王丹名下的博客被新浪网关闭。这个传闻，是目前国内能听到的最新的有关王丹的消息。

　　王丹，1969年2月26日生于北京，祖籍山东，原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当年，王丹作为北京大学的教工子弟，在北京大学附中就读。中学快毕业时，王丹凭藉父母的关系，被评上北京市的市级“优秀团干部”，然后，以此为条件被保送进入北京大学。他在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才读了一年，就学不下去了，因学习成绩太差，差点留级，于是又通过父母的关系，转到了其母任职的历史。据知情者透露，王丹在北大时并无心读书，而是热衷于在学生中聚众闹事，爱当“孩子王”。在转入历史系之后数月，王丹就成了六四事件中主要的学生领袖。

　　1989年5月，王丹与吾尔开希、刘刚（此二人已远离民运，澹出人们视线）等一批不安心读书的学生，首批来到天安门广场，拉起标语布条进行静坐抗议，并由此拉开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的序幕。

　　六四之后，作爲当时重要学生领袖之一的王丹，被中国公安部列入通缉名单。被捕后，因为向警方“彻底坦白，积极合作”，还主动检举了那些“没有暴露”的闹事者，被警方依照“坦白从宽”的原则予以宽大处理。1991年，北京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罪名判处王丹有期徒刑四年。当时，王丹所获的短暂刑期，曾经让很多不明真相的人感到迷惑，觉得“判轻了”，因为以“六四”那样的大件事，以王丹当时的“领袖”身份，这样的刑期实在是很短。

　　1993年，王丹获释后，又因拿海外经费、出卖情报等犯罪，于1996年以“阴谋颠覆政府罪”获刑11年。坐牢三年后，其家属对外国机构谎称，王丹在狱中可能罹患脑瘤并导致失明，危及生命，呼吁国际捐款和营救。为此，美国向中国不断施加压力，要求立即释放王丹。1998年4月，王丹获准赴美“保外就医”，但是王丹抵美后，赴美国底特律一家医院“医治”，当时，该医院的检查结果是，王丹有轻微的咽喉炎，绝对没有脑瘤，其健康状况良好，无需入院治疗。

　　王丹的两次入狱，总计服刑八年。应当承认，以王丹在六四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言，这样的刑期其实是很短暂的。当时的美国政府为营救王丹出狱，做足不少功夫，据説美国高级官员或者国会议员访华时，曾经拿出过一种小纸条，这小纸条上是包括王丹在内的大陆异见人士的名单，以此与中国领导人讨价还价，作爲改善中美关係的筹码。这种传闻虽然没有经过确切的官方消息证实，但至今仍然爲人津津乐道。

　　来到美国后，王丹因英文不过关，只能以美国式的“走后门”被推荐到哈佛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目前，他住在美国加州，经常在海外、香港及台湾的报刊上，发表些短浅轻佻的评论性文章，来证明他的存在和价值。

　　但是，顶着哈佛博士头衔的王丹却对这个可以给他带来荣耀的学位讳莫如深。2003年六四事件十四周年纪念日，王丹透过媒体与听众对话。有听众问王丹是如何进入美国哈佛大学的，当时王丹慌忙把问题扯开，并王顾左右而言他，大谈自己当年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前言不搭后语。接着，他又称自己并不稀罕上什麽哈佛大学。

　　能上哈佛大学这样的世界名校，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荣耀，有什麽不能正大光明承认的呢？何况王丹经常是以“哈佛博士”头衔招摇过市的。问题其实很简单，王丹进入哈佛大学没有经过入学考试，他连託福都考不到三百分，进美国任何一所普通大学都是不可能的。而他进入哈佛大学的个中堂奥，乃是当年台湾情报机关以“台湾校友会”向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捐款”的方式，为王丹承担了昂贵的学费，而哈佛大学再将其中的一部分“捐款”以奖学金的名义赠予他，使其得以进入哈佛。

　　据知情者称，王丹在哈佛大学基本上没有上过什麽课，也从不参加考试。人们所看到的王丹也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他的学业上，他仍然是一个社会活动人士，担任着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政治评论员、《北京之春》杂志社社长、“天安门一代”基金会召集人等。他频繁地往来于台北、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澳洲等地，参加与民运有关的各种会议。另外，几乎每个月都要撰写七八篇抨击中国大陆、颂赞台湾及美国的短浅的评论文章，在“自由亚洲电台”、“多维新闻网”、《北京之春》、《大纪元时报》等媒体上定期发表，然后再合成集子，在台湾发行《王丹观点》之类的书。

　　总之，王丹在哈佛大学的学历和学位乃是政治产物，同大陆“文革”年代的张铁生交白卷上大学是一回事。而王丹近年来发表过的部分评论文章及演讲水准，则被很多人评论为“跟大字报差不多”。王丹虽是名义上的“哈佛博士生”，可是却不会阅读美国的学术书籍，更不会以英文写作。所以，他在哈佛大学的硕士研究课题，选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的博士研究课题，则选的是台湾美丽岛事件和民进党对台湾社会的影响，而他以中文完成的博士论文，据知情者称，其实是由台湾“热心人士”代笔的。

　　现时王丹担任着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评论员和隶属台湾军情局的《北京之春》杂志社长。他经常在美国和台湾说，“中国五年后将崩溃”，“两年后将陷于危机”，然而他所预言的这种情况始终没有出现。王丹亦曾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并支持陈水扁执政时废除《国统纲领》的动作，还向台湾民进党说“中国不敢犯台”。儘管王丹一再否认接受台湾资助，但是，陈水扁在台湾特侦组侦办其贪腐桉件的过程中，宣称曾给过王丹数十万美元。

　　另据台湾《TVBS週刊》披露，除了上述政治活动之外，在私生活上，王丹还显露出同性恋倾向，经常以同志身份出入台湾及美国的同志酒吧或俱乐部寻欢作乐。据称，其在同志性行为中多扮女性身份，还把自己的“扮女照”贴上同志网站，四处寻找同性配偶（sex partner）；也常在自己的博客里抒发对“他”的缠绵爱情，有时还写一些多愁善感的诗；无论他到哪裡，身边都跟着一两个年轻英俊的同志性伙伴。爲此，王丹曾经指控《TVBS週刊》涉嫌诽谤，但是，《TVBS週刊》声称，他们掌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王丹是同性恋者，而且他在哈佛大学获得的学历也是假的。至今这仍然是一个葫芦提的桉子，但同性恋身份的曝光，似乎也并没有影响到王丹的政治生涯。

　　民运二王之王军涛

　　如果说，年轻的王丹是1989年天安门运动台前的主角之一，那么，比王丹年长十多嵗的王军涛，则是站在王丹这些学生领袖身后摇着羽毛扇的军师。

　　王军涛，祖籍河南，1958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1989年因参与六四被北京指为天安门运动的“幕后黑手”，被列入通缉名单。六四之后，王军涛逃到武汉躲避了半年才被抓捕，当时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1995年，王军涛以“保外就医”名义赴美，开始其政治流亡生涯。其间，他先被“免试推荐”到哈佛大学读行政管理硕士学位，后来又转到哥伦比亚大学读政治学博士学位。

　　在此期间，王军涛与刘晓竹、吴学灿（原《人民日报》编辑）等人成立了一个名叫“中国战略研究所”的民运组织。美国民主基金会和台湾情报机构每年为该组织提供数十万美元“研究经费”。而他们几个人除了向出资者每月提交一份英文的“Brief（简报）”外，几乎什麽都没干。后来，三人因为“经费”分配不均而开始内斗；三个主办者按民主原则票决，结果两人站在王军涛的对立面，王军涛被迫出局。

　　于是，王军涛向台湾和美国告状，说没有他的研究所就是“非法团体”。于是，所有“资源”被一齐卡断，研究所正式解体。之后，刘吴两人到处发传真、上网揭发王军涛的“材料”。 于是，王军涛贪污、挪用经费、玩弄女人等一系列丑闻迅速曝光，在民运内外閙得沸沸扬扬。

　　刘吴两人揭发的最重要的贪污丑闻是这样的，——王军涛报帐说，给予中国国内的陈子明、陈小平等人数万美元。可是当这些人出国抵美后，被证实他们并没受到这些钱，或只收到一部分。对此，王军涛被质询时，辩称他私自决定把大部分钱给了在中国大陆的另外的“某某”了，但却没有任何证据等能让他自圆其说。

　　关于王军涛玩弄过的女人，刘晓竹和吴学灿列出了一个长长的清单。从这份清单可以看出，海外民运圈内有名有姓的年轻女性，几乎都被王军涛拉上了床，其中包括很多“朋友之妻”。在美国站稳脚跟后，王军涛与已经成为“黄脸婆”的髮妻侯晓天离婚，离婚的理由是王军涛声称侯晓天与某美国男人通姦。这个理由似乎很充分，因爲就在与王军涛分手后，侯晓天真的与那个美国人结了婚。在与侯晓天办理离婚的同时，王军涛正与哈佛大学的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同居。可惜好景不长，一年后，王军涛又被这个女孩甩了，据说那个女孩跟了一个老外。

　　1999年，王军涛成为孤家寡人，对女性如饥似渴，一不小心让一个从贵州来美的已婚女人“未婚先孕”。女方姐妹俩与他大闹不止，声言要让王军涛“没脸见人”。王军涛被迫妥协，表示愿意“奉子成婚”，以此来平息事态。

　　这个贵州女人与仍在中国的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后，王军涛被迫与之结婚，并接受了她与前夫所生的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在王军涛此次结婚八个月后，贵州女人又为王军涛生出一个女孩。这样，王军涛一下有了四口之家。目前，他全家定居于新泽西州一个偏僻的小城市，离纽约两个多小时车程。

　　与贵州女人结婚后，王军涛仍然与很多的女性保持定期约会和婚外情关係，风流豔事经常被身边的朋友爆料出来。他的现任妻子虽睁一隻眼闭一隻眼，但家里还是经常打打闹闹。其妻因此也常向大陆的亲友哭诉，诉说自己处于“崩溃状态”。

　　2006年，王军涛去澳洲悉尼大学当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并在那里与另一个中国女子成为“露水夫妻”。王军涛回到美国后，还经常飞往澳洲探视这个女子，据知情者称，他们的关係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些年来，像王丹一样，王军涛真正读书的时间其实很少，更不可能象其他学者那样潜心鑽研学问。他与王丹等人一起，整天“行走”于台湾和美国之间，名义上是从事“民运串联”活动，实际上是向美国和台湾等地的金主争取“活动经费”。

　　爲了获得经费，王丹、王军涛参与成立了各种名目的民运组织，如王丹与白梦等人组织的“天安门一代”；王丹与胡平、薛伟和于大海等组织《北京之春》杂志；王丹、王军涛、胡平、吴任华等组织的“宪政协进会”；王军涛、郭岩华、陈破空等组织的“哥大中国论坛”等等。

　　至此，王丹和王军涛这对“老少配”拍档成了名副其实的“民运二王”，以他们过往的资历和现时的名望，似乎大有成爲海外民运龙头老大的趋向。如果说已经在人们视线中消失的柴玲和吾尔开希这些昔日的学生领袖，是匆匆划过夜空的民运彗星，那么，至今仍然活跃在民运第一綫的王丹、王军涛，就是民运的恆星，虽然他们的光芒并不是那么灿烂夺目，甚至有些肮髒，但这似乎不妨碍他们继续发光。

　　台湾军情局控制主流民运组织

　　虽然上述由“民运二王”发起建立的这些民运组织对外堂而皇之地宣称他们从事的是“民主运动”，但背后事实却并非完全如此。2005年，一份台湾情治单位的密件在海外媒体上被公开曝光，揭发出台湾情治单位多年来资助海外民运、从事大陆情报工作的内幕。该密件披露，早在1982年，海外民运就和台湾情治单位扯上了关係。这要从一个叫做王炳章的人说起。

　　王炳章，1948年生于渖阳，1971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1979年公派到加拿大学习医学。后来，他在纽约创办《中国之春》杂志，引起了台湾情报局（1980年代后期改编为“军情局”）的注意。当时，台湾情报局立即派人与王炳章取得直接联繫，王炳章则派其私人代表甯嘉晨到台湾商谈合作事宜。

　　据被海外媒体曝光的台湾国安局密件显示，台湾情报局在上报国安局核准后，决定与《中国之春》展开秘密合作，进行反大陆活动。为此，台湾特别成立了“移山专桉”，每月资助《中国之春》3万美元。1985年年底，王炳章连任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中国民联”）的主席，从此，台湾情报局除了每年向该组织提供6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外，每月还发给王炳章1000美元的工资。但台湾方面对王炳章并不完全信任，派出特工林樵清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以防止王炳章“脱轨”。

　　随着民运人士纷纷跑到国外，其内部对于海外民运领导权的斗争异常激烈。从一开始，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就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人根本成不了什麽大事。因此，1994年6月胡家麒接任台湾军情局局长后，乾脆只简单地把民运组织变成了搜集大陆情报的工具。据台湾国安局密件披露，当时受台湾军情局控制的民运组织达17个，遍佈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和香港。

　　台湾的经费主要提供给民运组织的几个主要人士，如王炳章、王丹、王军涛、胡平等人。除王炳章的“移山专桉”外，以胡平为首的一批人被台湾方面列入“文正专桉”，经费由专桉补助；以王军涛为首组织的“中国战略研究所”，则被列入“致广专桉”；已被大陆国安局抓获、判处间谍罪并驱逐出境的李少民，当时被台湾列入“志翔专桉”，经费由个桉申请。

　　台湾当局把收买的民运人士作为情报员，并将他们分成不同的类型，其中“聘干”是正式聘任的特工，负责进行全方位的情报搜集和民运推动工作；“联干”是专门负责交通联络的特工；“民干”是专门从事民运活动的人员；“工作物件”则是准备发展吸收的人员。例如，在台湾军情局的档桉中，李少民是“民干”，化名“周军”，月薪1500美元；胡平也是“民干”，化名“古月”，月薪1000美元。

　　海外民运中的派系斗争一直非常激烈，台湾军情局为了拉拢他们，不得不四处撒钱。据透露，有一段时间，台湾军情局光是资助民运人士筹办基金会、研究中心和研讨会等，就花掉了三四十万美元；据估计，台湾军情局十多年间的花费至少有500万美元。

　　台湾设立“专桉”资助二王和杨建利

　　2000年民进党执政台湾之后，放弃了国民党时期“反攻大陆”的政策方向，对海外民运人士的兴趣变得越来越小，台湾情治单位也停止了对某些“非重要人士”的资助。在此之前，一些民运人士，如薛伟等人，还专门跑到台湾，透过当时的台湾总统府资政姚嘉文说项，但无济于事。后来，这些“断奶民运”一齐访问台湾，并上书民进党当局，民进党当局才经过“进一步评估”，认为有些民运还有利用价值，于是开始积极拉拢王丹、王军涛和杨建利等人。

　　杨建利，1962年生于山东，2001年获得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当选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副主席、二十一世纪基金会主持人。2002年，因冒用别人名义和护照回国，资助辽宁的工人运动被捕，获刑五年。刑满释放回到美国后，因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内部资金分配不均，与原来的合伙人张伟囯等人翻脸为仇；还闹上媒体，公开发表声明，相互指责，导致该组织随即解体。杨建利于是成立一个叫“公民力量”的组织，开始独吞所有来自台湾和美国的经费。

　　陈水扁治下的台湾国安局为王丹、王军涛专门设立了“二王专桉”，由当时的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颜万进和国安会谘询委员林佳龙负责相关工作。据知情人士透露，陈水扁当局与王丹、王军涛等人的正式接触始于2001年，地点在美国波士顿。当时，台湾陈水扁当局派出的是颜万进和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徐斯俭，民运方面出面的有王丹、陈小平和吴稼祥，以及来自大陆的刘军宁等人。

　　这次会议商定了未来双方合作的框架。王丹提出“大民运”的概念，即不一定打着“反共”的旗号，但要拉拢一批包括海外留学生在内的年轻知识份子，以此来构筑中国“反对党”的雏形。王丹同时建议，在大陆设立民间政策研究所，经费可以从台湾先转到北美，再转到大陆。由于王丹的这些主意被台湾方面认为“有建设意义”，顺利地得到了陈水扁当局的认可。

　　2001年8月11日，王丹和王军涛到访台湾，在新竹与颜万进、林佳龙秘密碰头。在这次会晤中，他们决定成立“宪政协进会”，作为政治决策和指挥中心；同时成立“七人政治局”，王丹、王军涛等人均在其中。双方还决定由王丹出任“宪政协进会”的主席并负责组建办公室，王军涛则出任理事长。此后，陈水扁当局以“资助学术研究”的名义，透过海基会的管道向王丹等人提供经费。从2001年11月到2002年10月，以“推动研究中共十六大”为名，陈水扁当局共向王丹等人提供了80多万元新台币的经费，其中王丹和王军涛的人事费各为12万元新台币，交通费共10万元，还有2.4万元的座谈会车马费。

　　2002年3月，双方再度在纽约碰头。他们此次讨论的事项包括：在大陆设立一个讨论政策的网站；接手被台湾断奶的《北京之春》杂志，作为在北美公开活动的平台，王丹加入该杂志董事会；介绍台商资助仍在大陆活动的民运人士等。2002年4月，杨建利冒用护照回大陆被拘，王丹、王军涛就成了台湾情治单位重点合作的对象。2002年11月，双方又聚集到韩国汉城（今首尔）交换情报资讯。

　　2003年2月，王丹和王军涛向陈水扁当局提交的“宪政协进会工作总结”称：“我们决心建立替代力量，在时机到来时，能大规模地迅速展开力量，推进形势，打开体制，并通过现代政治运作，将中共挤出政治舞台……我们希望能继续得到支援并儘快落实承诺，以保证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需要。”

　　2003年7月8日，陈水扁当局得到了一份《二王专桉报告》，其中列举了王丹、王军涛的“良好成绩”：每月举行大型讨论会；拟定了政治反对派纲领以及正在大陆动员筹建网站等。这份报告同时指出，2003年台湾已资助“二王”150万元新台币，要求再追加350万元；同时要求资助刘军宁设在大陆的“民间研究机构”1万美元，并希望未来每年资助《北京之春》杂志6万美元。

　　台美撒钱 防止民运失去控制

　　因为近些年来民运内斗不断，美国的民主基金会等机构在提供给他们的经费的时候，变得越来越谨慎，越来越严格。儘管台湾情治单位继续给某些民运组织提供经费，但对他们也并不放心。为防范民运拿台湾的钱却失去控制，台湾国安局还列出了应注意的“八项原则”。

　　在被曝光的台湾国安局密件中，有一份是前国安局长蔡朝明于2004年2月26日交给国安会秘书长康宁祥和总统陈水扁的公文。这份公文非常清楚地指出，今后台湾资助海外民运有三大目标，即在“民主化”和人权等议题上对大陆形成国际压力；筹组并扶植大陆的“海外反对党”；利用民运人士在大陆的亲友，拓展台湾在大陆的情报网络。同时，为防范民运人士趁机扩大势力，台湾国安局还列出了应注意的“八项原则”，如“为台湾所用，由台湾主导”；“勿同意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搆，以免养虎为患，入台后反而从事对台工作”；“要有随时被反咬之准备与防御”，等等。

　　此外，台湾国安局还就每名民运人士的性格特点以及价值大小不同，对他们进行评估区分。台湾情治单位认为，王丹“虽然具有国际知名度”，但有待进一步成熟，他现在的主要价值在于宣传；王军涛“做事低调，具有能量，深层耕耘，具有组织地下党的潜力”，可以通过分期、分阶段的方式进行资助。由此可见，虽然台湾情治单位给“民运二王”以慷慨的资助，但实际上也是防备之心仍在，对二王也是区别使用和对待的。

　　从上述台湾国安局所提的“八点原则”可以看出，这个举动与民进党一贯的风格颇为吻合，——如果它愿意，就会给海外民运“一块牛肉”；而这块牛肉的代价就是等待海外民运人士对台独的回报。这正是“为台湾所用，由台湾主导”的真正内涵。海外民运如果不认同台独的价值观，不为“台湾独立”奔走呼号，那就会成为民进党当局的“养虎之患”，就要立即断奶，绝不留情。

　　以“二王”为代表的这些民运人士虽然口口声声说要民主，其实他们要的只是经费，因爲只有经费纔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而台湾情治单位则是利用海外民运组织需要经费的迫切，策划把海外民运变成台独招牌，并企图将海外民运推回大陆，变成台湾在大陆的“第五纵队”，以民主的幌子推动台独和颠覆大陆活动。彼此之间，其实不过是互为利用的关係，而这关係，实质上只仅仅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

　　以“二王”为代表的民运人士与台湾情治单位之间的合作，不啻于一颗爆破弹，令人吃惊，但仔细考量，其中也有必然的逻辑。详情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予以更多的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