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彭明与“中发联”的悲剧

　　2005年10月，大陆南方某报发佈了一则不起眼的消息。这则消息说一个叫彭明的人，因贩人民币假钞，被当地警方逮捕法办，判处无期徒刑云云。这则新闻被海外媒体转载后，迅速被民运圈内人士证实，这个彭明就是已经失踪多日的民运人士、中发联委员长彭明。

　　曾因在北京创立“中国发展联合会”而名噪一时的彭明，万没想到在这麽快的时间内，就再度沦为大陆当局的阶下囚。大陆当局起诉他的罪名，除了“颠覆政府”之外，还加上投毒、绑架、诈骗、製造和贩卖伪钞等。奇怪的是，整个海外民运圈子，甚至曾与他合作过的民运人士，却对此事表现出出奇的冷澹。他曾经的部下，如易改、项小吉等人，甚至还幸灾乐祸地表示，彭明出事是“早就料到，不足为奇”的。

　　彭明的履历远比很多知名的民运人士要来得“绚丽夺目”，除了在北京某大学任教过，他还担任过航空航天部所属“航太航空通用电气集团”的总经理、“北京城建集团”的董事长、“中国发展经济战略研究所”的所长等职，并曾提出过令人瞩目的“治国方略”。美国福特基金会曾对彭明的“治国方略”寄予厚望，资助其出版《第四座丰碑----二十一世纪中国发展战略》一书。

　　1998年，彭明创立的中国发展联合会被北京当局列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不久，“第一书记”彭明因嫖妓而被劳动教养一年。获释后不到一个月，彭明便携家眷流亡泰国；一年之后，在民运人士的帮助之下，他以“政治难民”身份入境美国。然而仅仅不到两年时间，彭明便被曾经帮助过他的民运人士们整得头破血流，衹好铤而走险重返泰国，很快就落入法网，被押解回大陆。

　　本章总结彭明悲剧人生的三条教训，以及他参与海外民运的利害得失，以资镜鉴。

　　其一，政治投机，不得善终

　　彭明原本对外宣称，他所秉持的政治立场是“渐进式改革”。他所创立的中国发展联合会声称，该组织以独立知识分子为主体，是一个“旨在推进中国的绿色发展进程和民主宪政建设的非政府的绿色政治组织”。美国福特基金会之所以对彭明抱持浓厚的兴趣，正是因为他的政治切入点较为实际和富有新意。

　　然而，这些公开的表述并非彭明内心的真实理念和他的真正立场，纯属政治投机。当彭明觉得做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可能更受西方倚重，更能抬高自己的身价之时，他便毫不犹豫地背弃了中国发展联合会的既定方针，拉拢一些民运人士入会，给“中发联”镀上了一层“中国反对派”的色彩和光环。而他本人，也脱下“温和的改革倡议者”的外衣，披上“民主斗士”的虎皮，最后导致中国发展联合会遭大陆当局取缔。

　　在流亡泰国期间，彭明酝酿更为大胆的政治投机，以便得到美国准许其入境的签証，并进而获取某些机构的资助，于是他匆匆制定了“中国的民主派如何得天下”的“民主工程计划”，向外界宣称，“要在三、五年内彻底结束中共政权，返回祖国执政，建立一个联邦中国”。彭明此擧，让海外的民运人士趋之若鹜，视其为“大救星”。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这恰恰証实了大陆当局取缔中国发展联合会并非“栽赃诬陷”。而尚在国内的“中发联”成员，都有可能会因彭明的妄动和政治转向而受株连。

　　鼓吹温和的改革，在国外不会引起轰动，于是，彭明到了美国之后，又摇身一变，一夜间突然变成了号召“暴力革命”的勇士，扬言要暴动、绑架、杀人和投毒。经他这麽一闹，美国当局和有关机构不愿再介入其中，彭明也就失去了最有力的靠山。吴弘达、魏京生、王丹、刘青、杨建利、胡平等民运人士本来都对彭明怀有戒心，深怕他来出风头、抢饭碗，如此一来，彭明把自己搅出了局，大家也因此心安下来。

　　一个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立场如此多变，是不可能拥有大批支持者的。那些原本听信于他的人，会担心随时可能遭其出卖。因为彭明的每一次转型，事先都从未跟组织内部的人进行商量，总是一意孤行。所以说，他根本就不具备政治家的起码素质，美国福特基金会当初看上彭明也可以说是“看走了眼”。反观海外民运人士，如胡平、曹长青、阮铭、王丹、薛伟等，这些人本来为台湾的李登辉当局效犬马之劳，陈水扁当政后，他们转瞬之间便跑到民进党那里拍马抬轿，一点政治道德也没有，谁能保証这些人将来不会为了个人名利上的各种好处，又转向其它的“温暖怀抱”呢？

　　其二，乌合之众，败事有馀

　　古语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民运人士虽说都反对共产专制统治，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但是，由于他们凡事都要争名夺利，互相之间心怀芥蒂，甚至视若仇敌，所以始终无法团结起来。心高气傲的彭明来到美国，由于对民运人士们的这些德行和複杂背景缺乏深刻的认识，所以一再被人利用和出卖，以至腹背受敌，走向穷途末路。

　　当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决定不支持彭明的中国发展联合会和中国联邦发展委员会之后，就衹剩下台湾情治单位对其施以关照了。经过台湾的几个低阶特工（如王德耀、汪岷、薛伟等）牵线撮合，招来陈破空、潘国平、项小吉、高光峻、易改、杨勤恆、华夏子、周晓等一班“民运人士”，整天缠着他，挑拨离间，分化拉拢，使彭明这个委员长不断陷于琐碎的人际纠葛之中。最后，这些三流货色看到彭明弄不到大笔经费来供养他们，于是纷纷翻脸，大骂委员长专权和贪污，还闹集体辞职。不到三个月，中国联邦发展委员会就作鸟兽散。

　　民运人士最初都以为彭明是新的政治明星，是摇钱树，指望傍着他来为自己捞一些名利，最好还能趁机弄到长期饭票。彭明碰上这伙人，衹好自认倒楣。说到贪污，说到专权，说到没有操守，吴弘达、魏京生、刘青、王丹、王军涛、胡平、谭竟嫦、薛伟、倪育贤等等，哪个都比彭明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这些人为何不跟他们去翻脸，而专跟彭委员长过不去？说到底还是有钱和没钱、有靠山和没靠山的问题。

　　王希哲在民运人士中是出了名的“老鼠屎”，阎庆新一向反对彭明把这粒“老鼠屎”投入中国联邦临时政府筹备委员会的“一锅汤”里。可是，彭明却碍于情面，执意要给王希哲每月一千五百美元的固定薪酬，跟他一起吃“大锅饭”。锅炉工出身的王希哲本来没多少文化，彭明居然委任他当“常委会”中负责“宣传法律”的主任；而彭明要求所有的工作人员和常委们定期写“日志”、“周志”、“月终总结”，做这些文桉工作，就引起王希哲的不满。后来，当彭明与阎庆新闹翻分手时，王希哲看到阎庆新财力雄厚，居然背弃老朋友彭明，而跪倒在阎庆新这个女人的石榴裙下，并写文章揭露彭明，以此讨好新主。

　　彭明曾经祕密派遣孙刚、蓝于鹏、高约翰等人到北京活动，王希哲竟在互联网上公开透露该计划的大致内容、主要参与者的真实姓名，以及他们飞赴北京的日期等绝密资讯，结果导致这些人在行动实施之前就被北京当局全部逮捕。面对彭委员长的责备，王希哲恼羞成怒，竟然投书FBI，告发彭明製造“政治骗局”，目的在于“以极低廉的成本”造成欺骗性的“国际轰动效应”，以便进一步向台湾当局和美国机构骗钱。

　　其三，利令智昏，穷途末路

　　随着时空的转换和形势的变化，彭明反对大陆当局的言行变得越来越激进，甚至在美国炮製出一个未经任何人选举而产生的“中国联邦临时政府”，梦想实行统治。他自任委员长，任命阎庆新、周晓、刘俊国、王希哲等几个社会边缘人物当“常委”，如同儿戏。彭明还策划要到北京引爆气球撒传单，以宣告“中国联邦临时政府”正式成立，还计划实施在北京的密云水库投毒、破坏华北电力网等行动，最后，他竟亲自携带面值一百多万元的人民币伪钞到缅甸贩卖，直至锒铛入狱。这些举动，看似英勇，实则是行莽夫之擧、逞匹夫之勇。

　　民运人士在美国虽然享有“政治庇护”待遇，被看作日后取代中共政权的“民主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因此就能获得凌驾于美国法律之上的特殊权利，更不可能改变自己的种族和肤色。不管民运人士如何吹嘘，但美国人永远当他们是外国人，不容他们冒犯美国的利益。“支持”终究代替不了施捨和利用，民运人士必须要敢于正视这样的现实。一旦丧失了人格，就连美国人也会看不起你，并把你当作垃圾和小丑。然而自作聪明的彭明衹顾政治投机，早已利令智昏。

　　私吞“中功”创始人张宏堡钜款的阎庆新，经电脑商人周晓献计点拨，将二百二十五万美元转入彭明的中国联邦发展基金会，以躲避张宏堡追债。彭明以为手中握有几百万美元的审批权，就可以像刘青、万润南、薛伟、吴弘达那样用钱收买民运人士，网罗党羽，扩张自己的权力和影响，为所欲为。殊不知真正掌控这些钱的阎庆新，并不是容易对付的人，她的背后还有出谋划策、意欲分赃的小丈夫刘峻国律师以及老奸巨滑的周晓。在阎庆新的执意反对下，彭明想用一百五十万美元购买夏威夷一幢大楼，以及用二十万美元印製假人民币的计划完全落空。为了防止彭明擅自提钱，阎庆新还要求美国法院冻结彭明和中国联邦发展基金会在万通银行、美国银行、中国信託银行的资金账户。

　　民运人士最拿手的好戏就是内部争权夺利和尔虞我诈。除了王希哲向FBI告发彭明之外，陈破空、周晓等人也早就这麽做了。而阎庆新更是不断请求美国警方和FBI对彭明立桉侦查，诉之以“诈骗”、“合谋诈骗”、“诽谤”、“故意製造心理伤害”和“盗窃”等罪名，企图借美国当局的手解决彭明。美国有关当局鑑于“中国联邦临时政府”内部纠纷不断，以及日益怀疑彭明是一个具有政治冒险倾向的恐怖分子，于是，开始对彭明提出警告，甚至勒令他不得在首都华盛顿地区会晤其他“常委”。于是，彭明在美国就变得四面楚歌，不得不铤而走险；于是就出现了本章开始所引述的那条消息。

　　从彭明的个人悲剧，可以清晰地看到，民运人士离他们原先所主张的“民主”、“人权”、“法治”的政治理想越来越远，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亦是海外民运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