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 华裔瑞典女作家茉莉2006年在刘青宣佈退休后发表的文章 “中国人权”是中国科学家傅新元和学者李晓蓉于1989年在纽约创立的组织，这是第一个由民间产生的中国海外人权组织。它的目的是“接续三十年代蔡元培、宋庆龄领导的《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的事业”，它的自我定位是一个“在中国大陆推广人权理念、进行人道救助的非政府组织”。 这个组织在海外中国人的流亡组织中是一枝独秀。创建17年来，这个组织对中国人权事业发挥过重大的作用，因此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但郭罗基等12位理事在一份连署辞职声明中指出的：近几年来，“中国人权“已经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创建的公益组织，变成一个搞黑箱操作、无视章程法规的利益集团。 到1998年，这个组织设立了共同主席的双重位置。美方的主席是伯恩斯坦先生，中方的主席是方励之先生。伯恩斯坦先生是一位成功的美国商人，他为这个组织找来很多钱。钱一多了，这个组织就出现一切向钱看的倾向。他们瞒着这些理事给自己发高工资高福利。而中方主席方励之先生是天体物理学家，他的教学和科研都很忙，于是他就被具体办事的刘青和谭竞嫦等人架空了。谭竞嫦是伯恩斯坦先生重用的一个来自香港的美国人，这位女性与刘青互相需要、互相利用，将原来艰苦创业的优秀人物一一排挤出局。 到了2004年初，郭罗基等理事发现刘青有很多问题，包括以违背人权理念和民主原则，帐目不清、贪污嫌疑，以及有以权谋私；任人唯亲；蛮不讲理，欺负女性员工；工作渎职、不负责任；利用职权，排斥异己；违背章程，贪权恋位等一系列属于权力腐败之类的问题之后，这些理事提出过好几次改革议桉，要求免去刘青的职务。 但在这个时候，刘青已经羽翼丰盛，利用他掌握的“中国人权”的资源，大笔的捐款，和谭竞嫦等美国人结党营私。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採取了非常恶劣的手段，方励之在气愤的时候，称他们“简直是黑社会”。他们玩弄一系列程式游戏，否定理事会的提桉，这样，刘青就罢免不下去。由于多次改革要求失败，这些理事已经失去对这个组织的信心。为了表示不同流合污，他们就选择了公开辞职。于是，去年这个时候，这个事件成为海内外中国人中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我是在四年前就向“中国人权”提出罢免刘青的主席职位，但是在当时没有引起任何回应。我来自底层，我本人就是1989年入狱的政治犯，所以我到海外之后一直坚持做人权义工，因此我瞭解国内的情况，也瞭解刘青是怎样恶劣地对待国内受害者。他拿着国内受害者的大笔金钱，但是却不去援助国内受害者，很多受害者得不到资助。而且刘青拉帮结派，人权组织本来不应该有强烈的政治目的，但是刘青把这个人权组织作为他的政治资本。 当时很多人劝我不要这麽做，包括一些后来辞职的清流理事，他们当时不相信事情会这麽严重，他们宁愿相信刘青，为了顾全大局，对我的意见不予理睬。但到后来，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什麽会酿成这麽严重的问题，这里面原因有好几个： 1、中国人权不是会员制团体，因此缺乏自下而上的内部监督。而且，这是一个在美国创建的流亡组织，流亡组织的特点是远离其为之服务的人民，这就缺少一定的外部监督。这样，既无内部监督也无外部监督，而刘青、谭竞嫦等人非常善于玩弄权力，拒绝监督，长期黑箱操作。理事会本来有监督的责任，但他们也有不尽责任的地方。他们疏忽了，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腐败。 2、早期的创建者们，凭着理想和热情，团结奋斗，忽视了制度建设。等到条件变化了，从清贫到富有，那麽这一缺陷就发作了。即，当一个组织穷的时候，不去监督它，搞“人治”而不搞法治，问题还不大，因为没有钱，只有优秀奉献的人在里面，大家都很信任他们。等到有钱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变得不可制约了。 3，1998年之前，这个组织是中国人主导；1998年之后美国人反客为主。美国人主导，但他们并不真正瞭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以为钱搞得越多成绩就越大，这样，每个人加工资加福利，把办公室搞得豪华阔气，一味摆阔，但对于国内的人权人士和民主人士困苦的状况不闻不问，对他们的批评都可以不加理睬。 事件爆发后，他们最近在接受媒体採访时，对他们的说法是指控不实，而且还说是文革大革命贴大字报搞人身攻击。例如《南华早报》就报导非常不公正，他们採访了四个辞职的理事，结果却只报导了王丹的一句没头没脑的话。这不是一个平衡的报导。 中国人权的钱太多了，他们用来全力以赴组织公关。例如《明报》要求採访他们，他们却不愿意接受。而《南华早报》则袒护刘青，是“中国人权”现在的领导机构如谭竞嫦他们公关的结果，他们没把钱应该资助的人，却花在这类阻碍民主法治的公关上。 这个事件对本来就举步唯艰的中国人权事业，是一个很惨重的打击。我接触的不少国内外人权人士，都为此感到痛心和绝望。由于人权事业本身具有很大的正义性，长期以来，人权组织在人们心中往往笼罩着一圈神圣的光环。但是现在这个光环被打破了。人们看到，人权组织也和其他地方一样，也有人性的贪欲和丑陋、官僚的诡计和霸道，制度的荒废和失灵，……。所以，许多善良的人们说，他们不知到那里去寻找希望。人权组织也这样不可信赖，原来名声这麽好的组织也这样变质，当然令人感到绝望。 但是，这个危机让人们更深刻、更真切地认识了人性的弱点，认识到健全民主监督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就是说，如果不进行制度建设，一个组织即使有最良好的目的和初衷，有很突出的成绩和不少愿意奉献的人们，它同样可能走上腐败和变质之途。 现在刘青下台了，看起来好像是我们进行舆论批评监督的一个结果，但是，我说的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利益集团一旦形成，这个困局就很难突破。而且由于改革派理事辞职了，他们的内部监督更加失去了作用，那里留下的大都是自己利益集团的成员。这样的话，要让这个组织改革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尤其是，我们批评都在中文领域，而“中国人权”的捐款人却大都是西方人，西方人不知道在中文领域里我们有这样大量的尖锐的批评。所以，这个组织的负责人谭竞嫦他们认为，只要哄住了西方捐款者，不必在乎中国人的舆论。这样，由于语言、文化和地域的差异，我们的舆论施压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 总之，这已不仅仅是“中国人权”主席刘青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人权”在过去十三年里，产生本质上的变化，到现在似乎已病入膏肓，无可药救。 （本文摘引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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