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三 華裔瑞典女作家茉莉2006年在劉青宣佈退休後發表的文章 “中國人權”是中國科學家傅新元和學者李曉蓉於1989年在紐約創立的組織，這是第一個由民間產生的中國海外人權組織。它的目的是“接續三十年代蔡元培、宋慶齡領導的《中國人權保障同盟》的事業”，它的自我定位是一個“在中國大陸推廣人權理念、進行人道救助的非政府組織”。 這個組織在海外中國人的流亡組織中是一枝獨秀。創建17年來，這個組織對中國人權事業發揮過重大的作用，因此具有世界性的影響力。但郭羅基等12位理事在一份連署辭職聲明中指出的：近幾年來，“中國人權“已經從一個理想主義者創建的公益組織，變成一個搞黑箱操作、無視章程法規的利益集團。 到1998年，這個組織設立了共同主席的雙重位置。美方的主席是伯恩斯坦先生，中方的主席是方勵之先生。伯恩斯坦先生是一位成功的美國商人，他為這個組織找來很多錢。錢一多了，這個組織就出現一切向錢看的傾向。他們瞞着這些理事給自己發高工資高福利。而中方主席方勵之先生是天體物理學家，他的教學和科研都很忙，於是他就被具體辦事的劉青和譚競嫦等人架空了。譚競嫦是伯恩斯坦先生重用的一個來自香港的美國人，這位女性與劉青互相需要、互相利用，將原來艱苦創業的優秀人物一一排擠出局。 到了2004年初，郭羅基等理事發現劉青有很多問題，包括以違背人權理念和民主原則，帳目不清、貪污嫌疑，以及有以權謀私；任人唯親；蠻不講理，欺負女性員工；工作瀆職、不負責任；利用職權，排斥異己；違背章程，貪權戀位等一系列屬於權力腐敗之類的問題之後，這些理事提出過好幾次改革議桉，要求免去劉青的職務。 但在這個時候，劉青已經羽翼豐盛，利用他掌握的“中國人權”的資源，大筆的捐款，和譚競嫦等美國人結黨營私。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採取了非常惡劣的手段，方勵之在氣憤的時候，稱他們“簡直是黑社會”。他們玩弄一系列程式遊戲，否定理事會的提桉，這樣，劉青就罷免不下去。由於多次改革要求失敗，這些理事已經失去對這個組織的信心。為了表示不同流合污，他們就選擇了公開辭職。於是，去年這個時候，這個事件成為海內外中國人中轟動一時的大新聞。 我是在四年前就向“中國人權”提出罷免劉青的主席職位，但是在當時沒有引起任何回應。我來自底層，我本人就是1989年入獄的政治犯，所以我到海外之後一直堅持做人權義工，因此我瞭解國內的情況，也瞭解劉青是怎樣惡劣地對待國內受害者。他拿着國內受害者的大筆金錢，但是卻不去援助國內受害者，很多受害者得不到資助。而且劉青拉幫結派，人權組織本來不應該有強烈的政治目的，但是劉青把這個人權組織作為他的政治資本。 當時很多人勸我不要這麽做，包括一些後來辭職的清流理事，他們當時不相信事情會這麽嚴重，他們寧願相信劉青，為了顧全大局，對我的意見不予理睬。但到後來，他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為什麽會釀成這麽嚴重的問題，這裡面原因有好幾個： 1、中國人權不是會員制團體，因此缺乏自下而上的內部監督。而且，這是一個在美國創建的流亡組織，流亡組織的特點是遠離其為之服務的人民，這就缺少一定的外部監督。這樣，既無內部監督也無外部監督，而劉青、譚競嫦等人非常善於玩弄權力，拒絕監督，長期黑箱操作。理事會本來有監督的責任，但他們也有不盡責任的地方。他們疏忽了，這就不可避免地發生腐敗。 2、早期的創建者們，憑着理想和熱情，團結奮鬥，忽視了制度建設。等到條件變化了，從清貧到富有，那麽這一缺陷就發作了。即，當一個組織窮的時候，不去監督它，搞“人治”而不搞法治，問題還不大，因為沒有錢，只有優秀奉獻的人在裡面，大家都很信任他們。等到有錢的時候，這個事情就變得不可制約了。 3，1998年之前，這個組織是中國人主導；1998年之後美國人反客為主。美國人主導，但他們並不真正瞭解中國的實際情況，他們以為錢搞得越多成績就越大，這樣，每個人加工資加福利，把辦公室搞得豪華闊氣，一味擺闊，但對於國內的人權人士和民主人士困苦的狀況不聞不問，對他們的批評都可以不加理睬。 事件爆發後，他們最近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對他們的說法是指控不實，而且還說是文革大革命貼大字報搞人身攻擊。例如《南華早報》就報導非常不公正，他們採訪了四個辭職的理事，結果卻只報導了王丹的一句沒頭沒腦的話。這不是一個平衡的報導。 中國人權的錢太多了，他們用來全力以赴組織公關。例如《明報》要求採訪他們，他們卻不願意接受。而《南華早報》則袒護劉青，是“中國人權”現在的領導機構如譚競嫦他們公關的結果，他們沒把錢應該資助的人，卻花在這類阻礙民主法治的公關上。 這個事件對本來就舉步唯艱的中國人權事業，是一個很慘重的打擊。我接觸的不少國內外人權人士，都為此感到痛心和絕望。由於人權事業本身具有很大的正義性，長期以來，人權組織在人們心中往往籠罩着一圈神聖的光環。但是現在這個光環被打破了。人們看到，人權組織也和其他地方一樣，也有人性的貪慾和醜陋、官僚的詭計和霸道，制度的荒廢和失靈，……。所以，許多善良的人們說，他們不知到那裡去尋找希望。人權組織也這樣不可信賴，原來名聲這麽好的組織也這樣變質，當然令人感到絕望。 但是，這個危機讓人們更深刻、更真切地認識了人性的弱點，認識到健全民主監督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這就是說，如果不進行制度建設，一個組織即使有最良好的目的和初衷，有很突出的成績和不少願意奉獻的人們，它同樣可能走上腐敗和變質之途。 現在劉青下台了，看起來好像是我們進行輿論批評監督的一個結果，但是，我說的這些問題並沒有解決。利益集團一旦形成，這個困局就很難突破。而且由於改革派理事辭職了，他們的內部監督更加失去了作用，那裡留下的大都是自己利益集團的成員。這樣的話，要讓這個組織改革還是非常不容易的。 尤其是，我們批評都在中文領域，而“中國人權”的捐款人卻大都是西方人，西方人不知道在中文領域裡我們有這樣大量的尖銳的批評。所以，這個組織的負責人譚競嫦他們認為，只要哄住了西方捐款者，不必在乎中國人的輿論。這樣，由於語言、文化和地域的差異，我們的輿論施壓沒有起到應有的效果。 總之，這已不僅僅是“中國人權”主席劉青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國人權”在過去十三年裡，產生本質上的變化，到現在似乎已病入膏肓，無可藥救。 （本文摘引自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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