猥琐的“民运”和“民运”的猥琐
----读《大梦谁先觉----〈中国之春〉与我的民主历程》近年来，肇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海外“民运”日显颓势已是不争的事实。昔日的“民主斗士”或苦撑危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或摇尾乞怜，四处碰壁，或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或贪图富贵，醉心于金钱，或蝇营狗苟，沉迷于性爱，一句话，日益变得猥琐、没落，毫无生气和希望。近读中国海外著名“民运人士”、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民联”）重要成员、《中国之春》杂志前主编丁楚，撰写的《大梦谁先觉—〈中国之春〉与我的民主历程》一书，我忽然发现，“民运”的猥琐并不自今日始，在从娘胎里出生时本就是猥琐的，带着明显的劣根性。 《大梦谁先觉》从亲历者的视角，详细描述了1986年1989年间，中国海外第一个“民运”“民联”及其机关刊物《中国之春》大量不为人知的内幕。作者不惧非议，不避事实，亦不矫揉造作，对“民联”高层人物和事件进行了解剖和“晾晒”，极具真实性和可读性。适逢中国“民运”30年，该书的出版为我们深入反思、总结中国“民运”30年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生动、难得的个案和样本。 作者丁楚初到纽约，“民联”主席王炳章就迫不及待地深夜来访，后经常硬邀丁楚为“民联”和《中国之春》做事。忽一日，王炳章拿出一张入盟表格让丁楚填，并称都是自己人了，其实填不填表格都一样，但最好还是填一下，显得正规。丁楚意识到，人都掉到井里了，填就填吧。一个宣称追求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的政治组织，竟然用这种“落井下石”的办法发展盟员，真让人大跌眼镜。从世界上大多数政党的发展来看，凡入党者，皆基于信仰，出于自愿，采取严肃、正规的手续办理，象“民联”这样发展盟员，不是小人作为吗？ 既然要搞“民运”，就要有正当的理由，能拿出比现实更加合理的民主构想，也就是说要有明确而科学的政纲，否则，搞“民运”何为？当留学生质问“民联领袖”们要搞的民主是什么样的民主时，他们除了反复念叨从西方老师那里学来的诸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抽象、干瘪的概念外，再也说不出更多东西。为了应付民众的质疑，王炳章授意丁楚编写《民主运动一百问答》和施政纲领。丁楚绞尽脑汁草拟出了施政纲领，其政治纲领并未超出西方民主思想的窠臼，也未超出中共对中国民主发展的认识，其经济纲领也没有什么中比共采取的改革措施更高明的地方，连丁楚自己都承认，“很难再提出什么新的东西”，从此对“起草纲领的天真主张厌恶透顶”。既然没有高明主张，为什么要搞“民运”?究竟想把群众往哪里引?历史经验表明，一个没有头脑的政党是最危险、最可怕的。其实，那些“民主斗士”之所以走上“民运”道路，有理想主义的成分在，大多是因为在大陆受到了所谓的“不公正”待遇，愤懑淤积难解，最后扎进“民运”窝而不回头，真正的铁杆理想主义者并不多。 正是由于缺乏正当性，中国“民运”不仅在大陆没市场，就是在海外华人、留学生中也没多少号召力。许多海外华人、留学生对“民运组织”存有戒心，躲之唯恐不及。王炳章深知华人、留学生对“民联”不欢迎，对一些讲演、研讨、交流等宣传鼓动活动都不亲自出面，而是指使不讨人嫌的人去。王炳章为了获得留美中国同学政治学会研讨会的内容，甚至指派丁楚带着答录机参会，暗地里把会议发言录下来，拿到《中国之春》上发表。一个在海外搞“民运”的组织，周围没有“白色恐怖”，竟然沦落到“偷听”的地步，岂不悲哉？为国家和民族争取民主，首先要赢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大张旗鼓地去干。缺乏群众基础，干些偷偷摸摸的勾当，搞什么“民运”？算什么英雄？ 没有群众支持，又硬要搞“民运”，“民运组织”和“民运人士”也只能投靠洋人和台湾情治机关了。“民联”就主要依靠台湾情治机关的养活，台湾情治机关一旦“断粮”，整个“民联”架构就无法运转，惶惶然不知所踪。接受正义之士的捐助从事正义之事，这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也无不可。但是，拿台湾国民党的钱，去干反对大陆、分裂中华民族的事情，这是什么“民运大业”？明明靠台湾国民党的钱活命，却又不敢声张，“金钱来源成了组织最高的机密”，还信誓旦旦地宣称，不接受任何有政治条件的捐款。做贼往往心虚，心虚就会拼命掩盖，结果就变成虚伪的组织和虚伪的人。民主是建立在正义基础之上的，丧失正义性的“民主运动”，注定要走上邪路，沦落成邪恶的力量。 这种“邪”会体现在方方面面，“民联”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模式就很“邪”。“民联”总部是不能随便进的，只有王炳章的亲信人员才允许进入。对让进入总部工作的人，那是一种荣耀，说明王炳章信任你、器重你。《中国之春》编辑部里的人各把一摊，互不说话，互不交流，更不允许侵犯各自的“领地”。“民联领袖”与盟员之间采取单线联系，高度保密，好像真把自己当成台湾的特务组织来管理。总之，“民联”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模式让人感觉神神秘秘，充满封建派阀和阶层区隔的气氛。开展民主运动首先要实现人的自由与平等。一个标榜追求民主的政治组织，却最没有民主气息；作为人类文明追求之目标的民主，在他们手里被庸俗到如此地步，岂不是对民主的嘲弄？ 更“邪”的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已争得你死我活。对此，丁楚在《大梦谁先觉》中作了浓墨重彩的描写。“民联”高层之间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凭空制造出“特务案”、列出清理名单，暗施黑手，暗下绊子，企图排除异己。王炳章通过垄断财权来控制组织，在其任满交由胡平任主席后，又想尽办法架空胡平，为重新夺回最高权力，甚至在达到长期控制组织的目的，他先是其后任主席，继而在“民联”四大上演窃取总部经费的闹剧。负责财务的林樵清与新设的办公室主任呼延民“争风吃醋”，负责发行的薛伟利用其作为台湾向“民联”送钱管道的有利位置要挟组织，打击同事，等等，不一而足。他们争的是什么呢？无非是所谓的“主席”、“主任”之类的虚名，无非是对那点乞讨来的可怜经费的占有、使用权。“民主斗士”们被称为“社会的精英”，大都有北大、清华等名校的教育背景，在权力与金钱面前也是如此得不免俗，竟然为蝇头小利煞费心机，互相倾轧，怎不令人心寒？指望这样的人推进中国民主，能可靠吗？ 大梦谁先觉。丁楚在书中并未明确说明，他反思上世纪八十年代“民运”发展的历史具体觉悟到了什么，但我们从其字里行间会发现，他作为亲历者，对中国海外“民运”衰落的原因已有所警醒。我读此书，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海外“民运”的可怜、可悲和可叹，来时鄙陋、蹩脚、猥琐，此时愈加鄙陋、蹩脚、猥琐，其没落就是必然的了。 （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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