猥瑣的“民運”和“民運”的猥瑣
----讀《大夢誰先覺----〈中國之春〉與我的民主歷程》近年來，肇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中國海外“民運”日顯頹勢已是不爭的事實。昔日的“民主鬥士”或苦撐危局，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或搖尾乞憐，四處碰壁，或勾心鬥角，爭權奪利，或貪圖富貴，醉心於金錢，或蠅營狗苟，沉迷於性愛，一句話，日益變得猥瑣、沒落，毫無生氣和希望。近讀中國海外著名“民運人士”、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民聯”）重要成員、《中國之春》雜誌前主編丁楚，撰寫的《大夢誰先覺—〈中國之春〉與我的民主歷程》一書，我忽然發現，“民運”的猥瑣並不自今日始，在從娘胎里出生時本就是猥瑣的，帶着明顯的劣根性。 《大夢誰先覺》從親歷者的視角，詳細描述了1986年1989年間，中國海外第一個“民運”“民聯”及其機關刊物《中國之春》大量不為人知的內幕。作者不懼非議，不避事實，亦不矯揉造作，對“民聯”高層人物和事件進行了解剖和“晾曬”，極具真實性和可讀性。適逢中國“民運”30年，該書的出版為我們深入反思、總結中國“民運”30年的歷史，提供了一個生動、難得的個案和樣本。 作者丁楚初到紐約，“民聯”主席王炳章就迫不及待地深夜來訪，後經常硬邀丁楚為“民聯”和《中國之春》做事。忽一日，王炳章拿出一張入盟表格讓丁楚填，並稱都是自己人了，其實填不填表格都一樣，但最好還是填一下，顯得正規。丁楚意識到，人都掉到井裡了，填就填吧。一個宣稱追求民主、自由、法制、人權的政治組織，竟然用這種“落井下石”的辦法發展盟員，真讓人大跌眼鏡。從世界上大多數政黨的發展來看，凡入黨者，皆基於信仰，出於自願，採取嚴肅、正規的手續辦理，象“民聯”這樣發展盟員，不是小人作為嗎？ 既然要搞“民運”，就要有正當的理由，能拿出比現實更加合理的民主構想，也就是說要有明確而科學的政綱，否則，搞“民運”何為？當留學生質問“民聯領袖”們要搞的民主是什麼樣的民主時，他們除了反覆念叨從西方老師那裡學來的諸如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抽象、乾癟的概念外，再也說不出更多東西。為了應付民眾的質疑，王炳章授意丁楚編寫《民主運動一百問答》和施政綱領。丁楚絞盡腦汁草擬出了施政綱領，其政治綱領並未超出西方民主思想的窠臼，也未超出中共對中國民主發展的認識，其經濟綱領也沒有什麼中比共採取的改革措施更高明的地方，連丁楚自己都承認，“很難再提出什麼新的東西”，從此對“起草綱領的天真主張厭惡透頂”。既然沒有高明主張，為什麼要搞“民運”?究竟想把群眾往哪裡引?歷史經驗表明，一個沒有頭腦的政黨是最危險、最可怕的。其實，那些“民主鬥士”之所以走上“民運”道路，有理想主義的成分在，大多是因為在大陸受到了所謂的“不公正”待遇，憤懣淤積難解，最後扎進“民運”窩而不回頭，真正的鐵杆理想主義者並不多。 正是由於缺乏正當性，中國“民運”不僅在大陸沒市場，就是在海外華人、留學生中也沒多少號召力。許多海外華人、留學生對“民運組織”存有戒心，躲之唯恐不及。王炳章深知華人、留學生對“民聯”不歡迎，對一些講演、研討、交流等宣傳鼓動活動都不親自出面，而是指使不討人嫌的人去。王炳章為了獲得留美中國同學政治學會研討會的內容，甚至指派丁楚帶着答錄機參會，暗地裡把會議發言錄下來，拿到《中國之春》上發表。一個在海外搞“民運”的組織，周圍沒有“白色恐怖”，竟然淪落到“偷聽”的地步，豈不悲哉？為國家和民族爭取民主，首先要贏得民眾的支持和擁護，大張旗鼓地去干。缺乏群眾基礎，幹些偷偷摸摸的勾當，搞什麼“民運”？算什麼英雄？ 沒有群眾支持，又硬要搞“民運”，“民運組織”和“民運人士”也只能投靠洋人和台灣情治機關了。“民聯”就主要依靠台灣情治機關的養活，台灣情治機關一旦“斷糧”，整個“民聯”架構就無法運轉，惶惶然不知所蹤。接受正義之士的捐助從事正義之事，這在歷史上並不鮮見，也無不可。但是，拿台灣國民黨的錢，去干反對大陸、分裂中華民族的事情，這是什麼“民運大業”？明明靠台灣國民黨的錢活命，卻又不敢聲張，“金錢來源成了組織最高的機密”，還信誓旦旦地宣稱，不接受任何有政治條件的捐款。做賊往往心虛，心虛就會拼命掩蓋，結果就變成虛偽的組織和虛偽的人。民主是建立在正義基礎之上的，喪失正義性的“民主運動”，註定要走上邪路，淪落成邪惡的力量。 這種“邪”會體現在方方面面，“民聯”的組織架構和運作模式就很“邪”。“民聯”總部是不能隨便進的，只有王炳章的親信人員才允許進入。對讓進入總部工作的人，那是一種榮耀，說明王炳章信任你、器重你。《中國之春》編輯部里的人各把一攤，互不說話，互不交流，更不允許侵犯各自的“領地”。“民聯領袖”與盟員之間採取單線聯繫，高度保密，好像真把自己當成台灣的特務組織來管理。總之，“民聯”的組織架構和運作模式讓人感覺神神秘秘，充滿封建派閥和階層區隔的氣氛。開展民主運動首先要實現人的自由與平等。一個標榜追求民主的政治組織，卻最沒有民主氣息；作為人類文明追求之目標的民主，在他們手裡被庸俗到如此地步，豈不是對民主的嘲弄？ 更“邪”的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已爭得你死我活。對此，丁楚在《大夢誰先覺》中作了濃墨重彩的描寫。“民聯”高層之間互不信任，互相猜忌，憑空製造出“特務案”、列出清理名單，暗施黑手，暗下絆子，企圖排除異己。王炳章通過壟斷財權來控制組織，在其任滿交由胡平任主席後，又想盡辦法架空胡平，為重新奪回最高權力，甚至在達到長期控制組織的目的，他先是其後任主席，繼而在“民聯”四大上演竊取總部經費的鬧劇。負責財務的林樵清與新設的辦公室主任呼延民“爭風吃醋”，負責發行的薛偉利用其作為台灣向“民聯”送錢管道的有利位置要挾組織，打擊同事，等等，不一而足。他們爭的是什麼呢？無非是所謂的“主席”、“主任”之類的虛名，無非是對那點乞討來的可憐經費的占有、使用權。“民主鬥士”們被稱為“社會的精英”，大都有北大、清華等名校的教育背景，在權力與金錢面前也是如此得不免俗，竟然為蠅頭小利煞費心機，互相傾軋，怎不令人心寒？指望這樣的人推進中國民主，能可靠嗎？ 大夢誰先覺。丁楚在書中並未明確說明，他反思上世紀八十年代“民運”發展的歷史具體覺悟到了什麼，但我們從其字裡行間會發現，他作為親歷者，對中國海外“民運”衰落的原因已有所警醒。我讀此書，強烈地感受到中國海外“民運”的可憐、可悲和可嘆，來時鄙陋、蹩腳、猥瑣，此時愈加鄙陋、蹩腳、猥瑣，其沒落就是必然的了。 （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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