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龌龊小人”徐水良

　　在前面的章节中，可以看到海外民运之间形形色色的内斗手段，其中很厉害的一招，是把自己的对手指控为中共特务，亦即他们所简称的“共特”。这实际上是很严重的一种指控，不仅可以败坏对手或异己的名誉，也会让其他人对其避之唯恐不及。在海外民运人士中，抓“共特”的高手应该算是中国民联的主席徐水良。在他的眼中，非我族类，皆是“共特”。

　　徐水良是南京人，只接受过小学教育。在大陆的时候，徐水良加入了浙江的中国民主党，他之所以会受到海外媒体的青睐，是因爲他敢于把自己那颇有“反骨”的文章大量地向海外发表。由于文化程度及水准有限，他的文章错别字连篇、经常文理不通，虽则以“敢言”着称，但还是被人促狭地称爲“小学生作文”。1998年，在刘青等人的资助下，徐水良一家申请了中国护照，远赴美国，并从此在美国定居。

　　抵美后，徐水良先是被推举为“中国民主党海外后援会协调人”，继而担任了中国民联的主席。这个曾经鼓吹“暴力革命”的人，并没有留在大陆坚持斗争，而是把他的“暴力革命”理念运用于海外民运的内斗之中，很快他就与几乎所有的知名民运人士成爲对头，并且指控每一个与之相左的人是“共特”，一时间，搅得民运江湖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曾与徐水良有过良好关係的王希哲，文革中做过广州造反派的小头目，文革结束后因爲继续“造反”，被大陆当局以“颠覆政府”的罪名判刑坐牢。他的文章《李一哲大字报》当年曾经被台湾编入教科书，也因之被誉爲大陆的三个“民主斗士”之一。他的经历与魏京生如出一辙，但他与魏京生却是一对死敌，属于“小人同而不和” 的典型。从大陆出狱来到美国后，王希哲继续以“造反”和“斗争”的形式从事民主运动。在很短时间内，王希哲与身边所有的人都成为你死我活的“政敌”。对于这些所谓的“政敌”，王希哲一概以“阴暗龌龊小人”目之，彼此閒因此打得天昏地暗。

　　王希哲的一张大字报

　　近年来，人们讶异地看到，王希哲这个“民主斗士”，竟在被他指为“坏人圈”的民运圈内，溷得焦头烂额、体无完肤，与他过去亲密合作过的“战友”们几乎统统闹翻，尤其是在与徐水良的争斗中，他更是不遗馀力，慾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

　　王希哲在民运中进行“民主革命”的方式，仍然是他惯用的“大字报”。以下是王希哲针对徐水良而发表的一封公开信，在这裡作爲本书的一份资料加以全文引述，奇文共欣赏，一来可以得窥民运人士内斗的堂奥，二来可以从中看出徐水良抓“共特”的所作所爲。为了大家能读得更清晰明白，只修改了文中一些明显的错别字。

　　《公开信：徐水良是一个阴暗龌龊小人》

　　徐水良先生：你的9月16日声明是在向中共告密，是在向中共献计．你是在以维护国内民主党的面目出现，借中共之手，授中共以柄来扼杀中国民主党，构陷迫害中国民主正义党。你走得太远了！你这是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大叛卖，我不得不揭露你了。

　　1、你开口就说正义党“主张暴力革命”，诬陷正义党和民主党“掺和在一起”，甚至诬陷正义党“企图以私利来利用和控制该党”。你这不是在向共产党告密，授柄又是什麽？

　　正义党从来主张和平理性变革，但声明不排除革命。人民有革命的天赋人权，曾经举手宣誓参加过民主正义党的徐水良难道不清楚吗？如果正义党因为不排除革命，就必须与民主党“严格分开”，否则就大危害了民主党，那麽徐水良先生，你又是什麽时候摇身一变，变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改良主义者了呢？你刚到美国，下车伊始就暴力革命的调子叫得比谁都高（决不亚于王炳章、张林），好像国内到处都在暴动。

　　这甚至引起了包括刘国凯先生在内的许多人的怀疑和不满，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你看看你的脚底下，你以暴力革命的高调炮轰郭罗基的那些口水干了吗？你怎麽今天忽然忸捏作态？声言正义党“主张暴力革命”就必须与民主党“严格分开”否则就“危害民主党”了？而你这个也主张暴力革命的大将，则不妨“好官我自为之”，继续当你的所谓“中国民主党海外后援会协调人”而又丝毫不会“危害民主党”了呢？

　　2、年中你刚到美国，举目无亲，一无所有，无依无靠。是以王希哲、傅申奇为代表的正义党朋友热情接待了你：有饭分一半给你吃，有衣分一半给你穿；四处奔波，为你安顿住处．然后宣传你的历史，到处介绍你，故意拔高你；我已联络好了还将请你到费正清中心讲演。刚好浙江民主党事件出来，正义党接受了徐文立的建议，立即着手组织海外后援会。考虑到你刚出来，易于团结各山头共同援内，我们极力推荐你担任了这个后援会的协调人。为了你获得“正统”的地位，我们又极力主张浙江党人承认你为他们的海外发言人。

　　你对我说：“希哲，口说无凭，你让他们写个书面委託书给我吧？”我打了很多电话，谢谢浙江朋友信任我，虽然还有些犹豫，仍然写了书面委託。这一来，你立即身价十倍，忘乎所以，上下吹嘘；而有些居心不良之人，也就真以为你奇货可居，炙手可热，得你便如得镇山之宝，以壮分裂之资，在你面前抬举你，吹捧你，你便云山雾罩昏昏然以为海外民运非我其谁了！

　　但这时刘青眼红于你，利用一封浙江网虫张龙不实之来信，四处传播“浙江民主党并未委託徐水良为海外发言人；徐水良欺世盗名”。你着急了，又来求救于我。我那时以为你在我苦劝之下还能清醒，为团结之大局，必须维护你，我又一次说服了浙江的朋友书面为你澄清，证明委託如实。正义党论坛也为你在网路上宣传。但浙江的朋友实际已对你不满，另写了个限时的委託书发来，即只承认你的发言人身分到今年十二月结束。我斟酌再三，建议隐不公佈。公佈了，就暴露了浙江对你的有限信任。这对你，对全域不利，便压了下来。此件还在我们手上。

　　但你却以为有了“尚方宝剑”，又胆壮了起来，向刘青、魏京生髮起进攻，发公开信说他们造你的谣，要他们向你公开道歉。还是我劝你不必再纠缠这些．你不听，说就是要向他们“要个说法，讨个公道”。你何其气壮乃耳！

　　这以后，你就执意退出了正义党；再以后，你就到处打电话给正义党党员鼓动他们退出正义党（你究竟奉谁的指令？）；又再以后，山东，湖北，东北民主党筹委会成立，你大梦初醒，立即感到失落，感到身价可能大跌，因为你只能吃浙江的饭，不能吃全国各省的饭。你便抱怨正义党山东之事为什麽不与你“协调”，意即再次委託你作发言人。这是不合理的，当然遭到拒绝。这样，正义党便成了你的敌人，你对正义党积下了满腹的毒怨，在这满腹毒怨的推动下，就产生了你的这个借共产党刀杀人的“9.16”声明。

　　3、你在声明中说别人“企图把民主党变成自己的私产”，所以退出民主正义党。而你难道不正是把民主党当作你“自己的私产”吗？别的不说，你以这个“中国民主党海外后援会协调人”发这个声明，是谁给你的权力？发声明前，你与后援会各组织，起码是主要骨干组织“协调”过了吗？这后援会成了你的“徐家会”了？我质问你有什麽权力发这个声明，你辩解说是以你“个人名义发的”。这是自欺欺人的狡辩！请问江泽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衔签署声明，可以是他个人的声明吗？

　　当前民主党全国筹备会尚未成立；你仅受过浙江的委託，你没有权力以整个中国民主党的名义发言。我在这里以“后援会”宣导组织民主正义党的名义声明，本党不再承认你的这个“中国民主党海外后援会协调人”的身分。

　　4、你在昨天之前还口口声声到处说，“希哲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说你是重义气、重朋友之情的，你有事不会瞒着我。可你这个“声明”从炮製到出炉为什麽瞒着我？甚至满世界发出了，都不敢向我说一下，不敢向正义党任何成员发表。你不是针对正义党批评的麽？为什麽不光明正大首先向正义党发出？批评正义党的东西不向正义党发出，倒满世界乱发，你真实目的是什麽？你心虚得很呀！你原来是这样一个阴暗龌龊小人！有人惊讶：“哎呀，我印象的徐水良很老实呀！”——广东俗话说：“扮猪吃老虎”，此之谓也。

　　王希哲
　　1998年9月17日

　　徐水良在王若望葬礼上大打出手

　　2002年1月1日，在着名民运人士王若望葬礼上，在各路媒体的闪光灯下摄影机前，身为中国民联主席的徐水良及其家人，与“人权呼声”组织负责人鲍戈及其家人，在葬礼现场发生肢体冲突，大打出手。

　　当人们还沉浸在失去一位名声显赫的老人的悲伤中的时候，举办葬礼的殡仪馆外，忽听得耳光响亮，只见两伙男女老少打在一処，手脚并用，杀声震天。隔天，当地华文媒体纷纷报导，——民运人士又打架啦！

　　民运作家曹长青在其《民运人士，丢死人了》（详见本书附录五）一文中，对这次“战斗”有极其精彩描述和深刻评论，把这次事件评价为“令人厌恶、以至愤怒的事情”。

　　根据曹长青的描述，大致可以知道事情的起因，是因爲徐水良指控鲍戈是“共特”，葬礼尚未结束，两人一语不合，便当着参加葬礼的众人大打出手。非但如此，双方的家人也随之加入战阵，男女老少厮打成一团。曹长青对此评价道：“一场本来已经算是很顺利的追悼活动，硬是在尾声的时候被抹上这么一个败笔。”

　　面对这令人吃惊的意外场面，曹长青上前拉住徐水良夫妇，将其带离现场，并对他们说：“不管你们谁对谁错，都绝不可以在这种场合打架，这是一个老人的追悼会，你们简直昏了头了！你们有问题可以争论，也可以打架，但不可以在殡仪馆门口，不可以在送灵车的时候，不可以当着众人的面。你们有能耐的话，应该像西方人那样找个别的地方去决斗。现在追悼会结束了，你们最好能回家，这样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面对这令人吃惊的意外场面，曹长青上前拉住徐水良夫妇，将其带离现场，并对他们说：“不管你们谁对谁错，都绝不可以在这种场合打架，这是一个老人的追悼会，你们简直昏了头了！你们有问题可以争论，也可以打架，但不可以在殡仪馆门口，不可以在送灵车的时候，不可以当着众人的面。你们有能耐的话，应该像西方人那样找个别的地方去决斗。现在追悼会结束了，你们最好能回家，这样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在曹长青的劝説下，徐水良夫妇离开了现场。但让曹长青始料未及的是，未过多久，这对夫妇又重新回到了“战场”，与仍在现场的鲍戈及其家人对骂，双方摩拳擦掌，又要继续开打。

　　这出闹剧被在场的媒体记录下来，并迅速报道出去，从而引发了舆论的一片譁然。此时，徐、鲍二人不思己过，反而公开为自己的行爲申辩，“谁也不为他们不分地点、场合、场景，不顾基本礼仪、脸面、底线的行为道歉”。由此，曹长青得出结论，认爲他们不仅没有政治底綫，甚至缺乏做人的基本底綫。

　　徐水良一心抓“共特”抓成精神分裂

　　在民运圈中，徐水良善于抓“共特”的名声，远盖过他其馀的民运头衔。徐水良抓“共特”，把民运圈搞得风声鹤唳，几乎所有与他不睦的人都成了他指定的“中共特工”；而那些还没被他抓出来的民运人士，则人人自危，避之唯恐不及。

　　以下是民运人士贴在网路论坛上的一则“对话”，对话发生的时间不详，但从上下文看来，应该是在徐水良大閙王若望葬礼之后。对话的两人是主管海外民运“资源”的台湾军情局特工。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徐水良抓“共特”不仅抓得别人人人自危，连他自己也抓得精神分裂了。

　　赖怡忠：大陆民运人士的内部矛盾一直十分尖锐，有时几乎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彼此攻击的黑函满天飞，总是千方百计封杀对方的“资源”，并把对方诬衊成“中共特工”。

　　游盈隆：你说得一点不错。在他们当中，好像已经没有人不曾被其他人指为“特工”的，即使那些在中国坐牢时间很长的（比如徐文立、任畹町），也未能倖免。“中共特工”就是敌人，就得置于死地，就得进行残酷斗争。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颇耐人寻味。

　　赖怡忠：王丹告诉我，有个叫徐水良的，把海外民运里面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说成“中共特工”，还说“特工”在各个组织里都是头面人物，正在“领导民运”和“控制民运”。

　　游盈隆：我也听说了。所以，我们不能让民运人士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搆，否则他们就会来台湾闹。这些中国人很难缠，不光是要钱，还要搞事。我们的线人林樵清对徐水良很有看法，他认为徐水良是被刘青、薛伟利用来专门攻击其他派系的打手。海外民运实在太複杂了。

　　赖怡忠：徐水良诽谤民运大佬有时候不顾场合，听说他在抗议李鹏访美的集会上，以及在王若望的追悼会上，也喋喋不休地说张三李四是“特工”，结果被鲍戈打耳光。

　　游盈隆：美国那边的《世界日报》对徐水良没有兴趣，徐水良就说《世界日报》被共产党收买了。这个人很想出名，还自称“民运理论家”；出不了名，就造成心理不平衡。《世界日报》除了报导过徐水良移民去美国的消息，此后就再也没有专门关于他的新闻了。

　　赖怡忠：民运人士个个都自以为是大人物，不知天高地厚。徐水良指责《世界日报》排斥他，却故意捧鲍戈，说它“捧谁，谁就一定有问题；贬谁，谁就是真朋友。”

　　游盈隆：《世界日报》是北美大报，被它用第一版来报导过的民运人士其实没几个，主要取决于新闻的轰动程度。鲍戈曾好几次上了第一版，比如他绝食抗议日本天皇访华，还有他联络54人发起修宪运动，1997年他劳教释放，以及江泽民访美时他获准到美国，等等。

　　赖怡忠：最令徐水良不平的是，《世界週刊》还专门刊登了介绍鲍戈的长篇文章。其实，这谈不上捧谁贬谁。凡是主流媒体的热点新闻，都有可能成为《世界日报》的头版要闻。

　　游盈隆：鲍戈到美国时，纽约民运人士没有通知记者，刘青和吴弘达都排斥他，但是仍有上百名外国记者涌进甘迺迪机场等候。飞机航班及到达时间是路透社披露的。鲍戈启程前，法新社和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因为要採访他，而在上海遭拘留，这样事情便搞大了。

　　赖怡忠：在我的印象中，民运人士出名，大多离不开海外的组织为其呼吁和炒作，那才是徐水良所说的“捧”，比如魏京生、刘念春、杨建利、李少民等。不过鲍戈是例外。

　　游盈隆：徐文立、王有才、彭明都比徐水良出名，可是他们去美国时，《世界日报》就没用第一版位置发消息，《世界週刊》也未报导，主要是新闻性不够强。如果按徐水良的德行，他们也要骂《世界日报》被共产党收买了。徐水良心理不平衡，原因在他本身。

　　赖怡忠：说句不客气的话，这个人到死也上不了第一版。除非他敢回国，不怕再次坐牢，才有机会出名。仅仅热衷于在海外参加一些会议，争个“主席”什麽的，成不了大新闻。

　　游盈隆：不过，那还得看海外的组织是否肯为他推波助澜地进行造势。彭明、张林被抓、被判刑，就没成头版新闻。想必徐水良要绝望了。据说现在他不断诽谤王炳章、鲍戈、魏京生、徐文立、王希哲、任畹町、胡安宁，靠这样来宣洩心中的不平，打发每天的时光。

　　赖怡忠：当初王炳章、吴方城、唐柏桥、薛伟、刘青拉拢徐水良，只是利用而已，他却以为进了“核心层”。结果人家开会不通知他，不让他坐主席台，不登他的文章，他就记仇。

　　游盈隆：他没想到王炳章不让他成“正义党”核心，薛伟没让他进《北京之春》，刘青的“中国人权”拒他于门外，唐柏桥不许他碰“公民议政”，《大纪元时报》、“自由亚洲电台”都不请他当评论员，王丹的“宪政协进会”不要他，王军涛不让他参与《新闻自由导报》。

　　赖怡忠：还是林樵清说话一针见血，“凡是薪水高的、可出名的都没他的份”。人家搞活动时通知他来凑个数，或者引诱他去诽谤某些名人，可是到了分钱的时候，却都背着他。

　　游盈隆：徐水良只要稍微有一点自知之明，就不会以“民运理论家”、“主流民运”或者“民运核心层”而自诩了。被他称作“朋友”的，没有一个当他是“朋友”；被他诬为“特工”的，也没一个把他当“对手”，嫌他不够级别。他得到的是人家啐他唾沫，扇他耳光。

　　赖怡忠：民运里边一定有“共特”，但决非徐水良、陈破空、张菁、唐柏桥所诋毁的人。特工只会一味讨好他们，他要刺探情报，要搞离间，就得想方设法往各个组织里鑽。

　　游盈隆：这是起码的常识。凡是民运搞活动，特工一定不肯轻易错过；凡是有新团体成立，特工一定会儘量参加。为了不让大家怀疑他的背景，特工总是要表演反共。他赞同台独，支持法轮功，或者奉承你，接近你，目的都在于让你把他当“自己人”看。

　　赖怡忠：对。相反，那些一贯坚持己见，不肯通融，对看不惯的人绝不交往，不参加立场相背的活动，不自吹反共，从不讨好这一派，转眼又投靠另一派的人，不会是特工。

　　游盈隆：鲍戈就是这样的人。他不认同民进党的政见，就一口拒绝访台，没有通融馀地。记得那一次受邀来台参访的有谢万军、陈破空、石磊等。我们没有邀请徐水良，倒不是因为他写文章反对台独，那时候他是迎合洪哲胜、薛伟的。徐水良批台独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赖怡忠：谢万军当时告诉颜万进“鲍戈是反台独的”，但我们还是想请他来台湾瞭解民意，接触台湾政治人物，可是鲍戈很固执。他如果真是特工，岂会放弃这样的机会？

　　游盈隆：我们并不要求民运人士公开表态支持“一边一国”，没这个必要，只要他们能够与我们积极合作就行。过去我们对民运组织的资助实行“定额补助”，很容易产生弊端，现在改为“逐项审核”，这样就能使他们的活动更符合我们台湾政府的意图。

　　赖怡忠：我们支持他们，他们也得配合我们。总的来说，现在我们比较重视同年轻一辈的民运人士打交道，而对年事已高的那一些，即使知名度较高，也并不寄予多大希望。

　　游盈隆：在台湾，年轻人当中支援民进党的比例一直高于支持国民党，他们没有历史的包袱。我们转向支持年轻一代的民运人士，是基于同样的考虑。说白了，即便徐水良赞同台湾争取独立的主流民意，我们对他也没有兴趣，更何况这些年来徐水良等总是反复无常。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更多徐水良在民运人士中抓“共特”的所作所爲，不仅佐证了徐水良、鲍戈在王若望葬礼上大打出手的事实，还透露了徐鲍二人相争的真实起因；不仅证实了徐水良抓“共特”的事实，还披露了他胡作非爲的深层原因，以及他在民运圈中孤立的状况。

　　看完这段台湾特工的对话，人们不禁会问，自六四以来延续至今的海外民运，难道真的要葬送在徐水良这样的人手里吗？海外民运前途何在？希望何在？这种令人伤心与无奈的现实，实在让人哑口无言。

　　面对这令人吃惊的意外场面，曹长青上前拉住徐水良夫妇，将其带离现场，并对他们说：“不管你们谁对谁错，都绝不可以在这种场合打架，这是一个老人的追悼会，你们简直昏了头了！你们有问题可以争论，也可以打架，但不可以在殡仪馆门口，不可以在送灵车的时候，不可以当着众人的面。你们有能耐的话，应该像西方人那样找个别的地方去决斗。现在追悼会结束了，你们最好能回家，这样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在曹长青的劝説下，徐水良夫妇离开了现场。但让曹长青始料未及的是，未过多久，这对夫妇又重新回到了“战场”，与仍在现场的鲍戈及其家人对骂，双方摩拳擦掌，又要继续开打。

　　这出闹剧被在场的媒体记录下来，并迅速报道出去，从而引发了舆论的一片譁然。此时，徐、鲍二人不思己过，反而公开为自己的行爲申辩，“谁也不为他们不分地点、场合、场景，不顾基本礼仪、脸面、底线的行为道歉”。由此，曹长青得出结论，认爲他们不仅没有政治底綫，甚至缺乏做人的基本底綫。

　　徐水良一心抓“共特”抓成精神分裂

　　在民运圈中，徐水良善于抓“共特”的名声，远盖过他其馀的民运头衔。徐水良抓“共特”，把民运圈搞得风声鹤唳，几乎所有与他不睦的人都成了他指定的“中共特工”；而那些还没被他抓出来的民运人士，则人人自危，避之唯恐不及。

　　以下是民运人士贴在网路论坛上的一则“对话”，对话发生的时间不详，但从上下文看来，应该是在徐水良大閙王若望葬礼之后。对话的两人是主管海外民运“资源”的台湾军情局特工。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徐水良抓“共特”不仅抓得别人人人自危，连他自己也抓得精神分裂了。

　　赖怡忠：大陆民运人士的内部矛盾一直十分尖锐，有时几乎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彼此攻击的黑函满天飞，总是千方百计封杀对方的“资源”，并把对方诬衊成“中共特工”。

　　游盈隆：你说得一点不错。在他们当中，好像已经没有人不曾被其他人指为“特工”的，即使那些在中国坐牢时间很长的（比如徐文立、任畹町），也未能倖免。“中共特工”就是敌人，就得置于死地，就得进行残酷斗争。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颇耐人寻味。

　　赖怡忠：王丹告诉我，有个叫徐水良的，把海外民运里面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说成“中共特工”，还说“特工”在各个组织里都是头面人物，正在“领导民运”和“控制民运”。

　　游盈隆：我也听说了。所以，我们不能让民运人士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搆，否则他们就会来台湾闹。这些中国人很难缠，不光是要钱，还要搞事。我们的线人林樵清对徐水良很有看法，他认为徐水良是被刘青、薛伟利用来专门攻击其他派系的打手。海外民运实在太複杂了。

　　赖怡忠：徐水良诽谤民运大佬有时候不顾场合，听说他在抗议李鹏访美的集会上，以及在王若望的追悼会上，也喋喋不休地说张三李四是“特工”，结果被鲍戈打耳光。

　　游盈隆：美国那边的《世界日报》对徐水良没有兴趣，徐水良就说《世界日报》被共产党收买了。这个人很想出名，还自称“民运理论家”；出不了名，就造成心理不平衡。《世界日报》除了报导过徐水良移民去美国的消息，此后就再也没有专门关于他的新闻了。

　　赖怡忠：民运人士个个都自以为是大人物，不知天高地厚。徐水良指责《世界日报》排斥他，却故意捧鲍戈，说它“捧谁，谁就一定有问题；贬谁，谁就是真朋友。”

　　游盈隆：《世界日报》是北美大报，被它用第一版来报导过的民运人士其实没几个，主要取决于新闻的轰动程度。鲍戈曾好几次上了第一版，比如他绝食抗议日本天皇访华，还有他联络54人发起修宪运动，1997年他劳教释放，以及江泽民访美时他获准到美国，等等。

　　赖怡忠：最令徐水良不平的是，《世界週刊》还专门刊登了介绍鲍戈的长篇文章。其实，这谈不上捧谁贬谁。凡是主流媒体的热点新闻，都有可能成为《世界日报》的头版要闻。

　　游盈隆：鲍戈到美国时，纽约民运人士没有通知记者，刘青和吴弘达都排斥他，但是仍有上百名外国记者涌进甘迺迪机场等候。飞机航班及到达时间是路透社披露的。鲍戈启程前，法新社和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因为要採访他，而在上海遭拘留，这样事情便搞大了。

　　赖怡忠：在我的印象中，民运人士出名，大多离不开海外的组织为其呼吁和炒作，那才是徐水良所说的“捧”，比如魏京生、刘念春、杨建利、李少民等。不过鲍戈是例外。

　　游盈隆：徐文立、王有才、彭明都比徐水良出名，可是他们去美国时，《世界日报》就没用第一版位置发消息，《世界週刊》也未报导，主要是新闻性不够强。如果按徐水良的德行，他们也要骂《世界日报》被共产党收买了。徐水良心理不平衡，原因在他本身。

　　赖怡忠：说句不客气的话，这个人到死也上不了第一版。除非他敢回国，不怕再次坐牢，才有机会出名。仅仅热衷于在海外参加一些会议，争个“主席”什麽的，成不了大新闻。

　　游盈隆：不过，那还得看海外的组织是否肯为他推波助澜地进行造势。彭明、张林被抓、被判刑，就没成头版新闻。想必徐水良要绝望了。据说现在他不断诽谤王炳章、鲍戈、魏京生、徐文立、王希哲、任畹町、胡安宁，靠这样来宣洩心中的不平，打发每天的时光。

　　赖怡忠：当初王炳章、吴方城、唐柏桥、薛伟、刘青拉拢徐水良，只是利用而已，他却以为进了“核心层”。结果人家开会不通知他，不让他坐主席台，不登他的文章，他就记仇。

　　游盈隆：他没想到王炳章不让他成“正义党”核心，薛伟没让他进《北京之春》，刘青的“中国人权”拒他于门外，唐柏桥不许他碰“公民议政”，《大纪元时报》、“自由亚洲电台”都不请他当评论员，王丹的“宪政协进会”不要他，王军涛不让他参与《新闻自由导报》。

　　赖怡忠：还是林樵清说话一针见血，“凡是薪水高的、可出名的都没他的份”。人家搞活动时通知他来凑个数，或者引诱他去诽谤某些名人，可是到了分钱的时候，却都背着他。

　　游盈隆：徐水良只要稍微有一点自知之明，就不会以“民运理论家”、“主流民运”或者“民运核心层”而自诩了。被他称作“朋友”的，没有一个当他是“朋友”；被他诬为“特工”的，也没一个把他当“对手”，嫌他不够级别。他得到的是人家啐他唾沫，扇他耳光。

　　赖怡忠：民运里边一定有“共特”，但决非徐水良、陈破空、张菁、唐柏桥所诋毁的人。特工只会一味讨好他们，他要刺探情报，要搞离间，就得想方设法往各个组织里鑽。

　　游盈隆：这是起码的常识。凡是民运搞活动，特工一定不肯轻易错过；凡是有新团体成立，特工一定会儘量参加。为了不让大家怀疑他的背景，特工总是要表演反共。他赞同台独，支持法轮功，或者奉承你，接近你，目的都在于让你把他当“自己人”看。

　　赖怡忠：对。相反，那些一贯坚持己见，不肯通融，对看不惯的人绝不交往，不参加立场相背的活动，不自吹反共，从不讨好这一派，转眼又投靠另一派的人，不会是特工。

　　游盈隆：鲍戈就是这样的人。他不认同民进党的政见，就一口拒绝访台，没有通融馀地。记得那一次受邀来台参访的有谢万军、陈破空、石磊等。我们没有邀请徐水良，倒不是因为他写文章反对台独，那时候他是迎合洪哲胜、薛伟的。徐水良批台独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赖怡忠：谢万军当时告诉颜万进“鲍戈是反台独的”，但我们还是想请他来台湾瞭解民意，接触台湾政治人物，可是鲍戈很固执。他如果真是特工，岂会放弃这样的机会？

　　游盈隆：我们并不要求民运人士公开表态支持“一边一国”，没这个必要，只要他们能够与我们积极合作就行。过去我们对民运组织的资助实行“定额补助”，很容易产生弊端，现在改为“逐项审核”，这样就能使他们的活动更符合我们台湾政府的意图。

　　赖怡忠：我们支持他们，他们也得配合我们。总的来说，现在我们比较重视同年轻一辈的民运人士打交道，而对年事已高的那一些，即使知名度较高，也并不寄予多大希望。

　　游盈隆：在台湾，年轻人当中支援民进党的比例一直高于支持国民党，他们没有历史的包袱。我们转向支持年轻一代的民运人士，是基于同样的考虑。说白了，即便徐水良赞同台湾争取独立的主流民意，我们对他也没有兴趣，更何况这些年来徐水良等总是反复无常。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更多徐水良在民运人士中抓“共特”的所作所爲，不仅佐证了徐水良、鲍戈在王若望葬礼上大打出手的事实，还透露了徐鲍二人相争的真实起因；不仅证实了徐水良抓“共特”的事实，还披露了他胡作非爲的深层原因，以及他在民运圈中孤立的状况。

　　看完这段台湾特工的对话，人们不禁会问，自六四以来延续至今的海外民运，难道真的要葬送在徐水良这样的人手里吗？海外民运前途何在？希望何在？这种令人伤心与无奈的现实，实在让人哑口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