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四 2000年11月15日《華爾街日報》發表的關於魏京生的報道（摘譯）

　　子夜，美國95號州際高速公路，一輛小車以超過100英里（160公里）的時速向南急駛。駕車的是以“保外就醫”為名定居美國的中國前政治犯魏京生。車是借來的。魏京生不停地看看後視鏡，對同車的其他人說，“我不得不越快越好，否則，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在跟蹤我。”

　　已經五十歲的魏京生每晚睡眠不過5小時，但煙是一根接一根、一盒接一盒地抽，不管品牌。

　　魏京生衹用兩小時多一點的時間即從紐約開到華盛頓，一般人需要4小時。因為在他看來，追擊他的人可能潛伏在任何路口，而這些追擊者可能是曾將他關進監獄18年的中國政府；可能是中國流亡海外的民運領袖柴玲、王希哲、王炳章、王軍濤、王若望等（魏京生稱他們為“瘋狗”，都是中國共產黨特工）；也可能是哥倫比亞大學，因為原先為他提供住房的哥倫比亞大學，已在趕他離開校園（魏京生認為“這是出於政治原因”）；可能是克林頓政府，儘管白宮曾在1997年歡迎他出獄。但魏京生說：“美國現在希望我還是死了好”。

　　魏京生斷定，最近，他出了一系列交通事故，罪魁就是這些人。

　　魏京生的車風馳電掣，路邊的交通標誌一閃而過，上面的文字他多半看不懂。

　　1997年，魏京生出獄後來到美國時，台灣陸委會及美國國會的個別議員曾寄希望於他對北京當局的控訴，有助於加強國際輿論譴責中國的人權狀況的聲浪。然而，時隔不久，他的狂妄和無知便使幾乎所有在他來到美國後見過面的人士，都與他如同陌路。

　　“中國勞改基金會”負責人吳弘達推薦給魏京生當助手（據說是美國聯邦調查局工作人員）David Welker說：“人們覺得，魏京生已與整個世界對立”。

　　魏京生在中國並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作為北京動物園的電工及“文革”極端組織“聯動”的基層成員，其見識的淺薄和言談舉止的粗魯，可想而知。何況他自1979年以來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與世隔絕的監獄中度過的。有鑑於此，現居美國的中國着名異議人士嚴家其、王若望、劉賓雁等曾一再勸告他抓緊時間補習初中文化課程，並多看些書籍，增長知識，以免對公眾發言時貽笑大方。然而他覺得這些忠告實際隱含對他的“羞辱”，心生惡念欲圖報複。

　　當有人問魏京生解決中國政治專制體制的辦法時，他不假思索地說：“美國根本不應該與中國打交道，應當斷絕與中國的所有貿易關係”。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接受採訪時說：“我們曾告訴魏京生，‘這已不是爭論的問題’。但他對我們所說充耳不聞。魏京生已不太為人們重視，因為他的觀點已與政策問題不相干”。

　　從那以後，桀驁不馴的魏京生與朋友們的關係一個一個地鬧僵，政治聯盟也一個接一個地失敗。他毫不掩飾地抱怨，除了幾名領取台灣情治機構津貼行事的人士尚能與他“合作”外，海外民運的着名人物幾乎都將他逐之門外。更令民運憤怒的是，魏京生出於強烈的妒忌心竟當眾誹謗，與他不和的“中國民主黨的創建者”徐文立、王有才。有相似經歷的另一名中國前政治犯王希哲，更為此向紐約法院以誹謗罪，起訴了魏京生。

　　在哥倫比亞大學提供給魏的公寓裡，地上散滿了書籍（大多是用他看不懂的語言出版的，放在房間裡僅作為裝飾），煙灰缸中的煙蒂、煙灰越堆越高。魏京生在那裡一遍遍向來訪的記者解釋，為什麽那些不同意他的觀點的人，都是他的敵人。魏京生說，“對我最大的批評是為什麽我不聽從別人的意見。當我是對的時，我為什麽要聽他們的？所有卓有成就的人都有這種特性。”

　　魏京生說：“我當克林頓是我的敵人，克林頓也把我當他的敵人。當然，他不便直接說，但他指使別人叫我閉嘴。在中國，他們簡簡單單地將你關進監獄；在美國，他們總有其他辦法控制你”。當美國報刊拒絕發表他的文章、政治人物不願與他見面時，魏京生相信，他們都是聽命於克林頓――一個支持同中國進行自由貿易的人。或者就是共產黨間諜。

　　美國國務院官員對此評論說：克林頓政府並沒有把魏京生當敵人。至於魏京生說，美國政府希望他還是死了好，國務院官員說：“他當然有權隨他說，但設計交通事故不是美國政府的行事辦法”。

　　光着腳，穿着T-恤的魏京生，從褲袋裡掏出一個形同馬桶的打火機，出示給記者說：“中國製造”。接着他便打開話匣子，重複那些至少已被他說過好幾百遍的話：“人們問我是否恨鄧小平？我說，‘不，恨他幹嗎呀？我恨的是那些被中國政府折磨卻還替中國政府作幫忙的人”。在場的人都明白他所指的是王丹、王軍濤、劉青、胡平等人，因為他們都支持白宮的決定：實現美中貿易關係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