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魏京生：从“民主之父”到“民运王伦”

　　毫无疑问，魏京生这个名字是显赫的。提及中国的民主运动，就不能不提及魏京生这个曾经被视爲“中国民主之父”的大老。只是，现时的魏京生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叱吒风云、众人追捧的偶像，他昔日头顶上的光环已经随着人们对他的日益了解而变得黯然失色。

　　魏京生曾经是大陆文革中着名的极端造反派“联动”的成员，后来入伍，退伍后进入北京动物圆做了一个平常电工。1978年，中国大陆在十年文革的浩劫之后开始“拨乱反正”，开始进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其时，也适逢大陆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当时的魏京生每天除了偷听大陆禁止的“敌台”之外，就是在“西单民主牆”上贴大字报“造反”，声称要推翻中共政府“搞革命”；还数次向驻北京的法国外交官提供当时中越战争的军方文件。1979年，他被大陆警方逮捕，以洩露国家机密罪和反革命煽动罪获刑15年。魏京生由此发迹。

　　魏京生曾经是大陆文革中着名的极端造反派“联动”的成员，后来入伍，退伍后进入北京动物圆做了一个平常电工。1978年，中国大陆在十年文革的浩劫之后开始“拨乱反正”，开始进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其时，也适逢大陆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当时的魏京生每天除了偷听大陆禁止的“敌台”之外，就是在“西单民主牆”上贴大字报“造反”，声称要推翻中共政府“搞革命”；还数次向驻北京的法国外交官提供当时中越战争的军方文件。1979年，他被大陆警方逮捕，以洩露国家机密罪和反革命煽动罪获刑15年。魏京生由此发迹。

　　本来像魏京生这样的无名小卒，被関进监狱之后，很可能从此就默默无闻。但是，魏京生却获得由此成名的机遇。1970年代末的中国，刚刚打开封锁已久的国门，西方对于这个曾经与他们保持巨大距离的共产党国家百般好奇，当时冷战尚未结束，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冲突仍然激烈。在这种大历史背景下，当时的西方国家及其媒体希望在中国寻找他们心目中的民主苗头，原也在情理之中。当时，很多西方媒体的记者云集北京，“西单民主墙”这样的运动亦是他们关注的焦点，而魏京生这样的“积极分子”也就难免不进入他们的视野。

　　魏京生一无显赫学历，二无等身着作，就连在“西单民主墙”贴几张大字报都错别字连篇、文笔不通。然而，由于他在“西单民主墙”运动中的积极参与，又因爲他的被捕、获刑由大陆官方媒体主动披露，所以，一夜之间，这个平常的电工就被西方媒体奉为至宝，捧成中国的“民主英雄”。欧美的一些政治傢在舆论的压力下，动辄就拿魏京生跟北京“说事”，要求北京儘早释放这位“民主英雄”。古语云，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魏京生便是这样的“英雄”。

　　1997年，魏京生获准保外就医，之后流亡美国。这在海外民运中曾经掀起一阵兴奋的波澜。那些早已没落和正在走向没落的民运团体和过气人物，纷纷打起小算盘，都想利用这个“刚出锅”的炙手可热的大人物，帮助自己起死回生。那年秋天，到纽约甘迺迪机场迎接魏京生的华人和媒体人山人海，魏京生得到了英雄般的欢呼和礼遇。

　　众所周知，魏京生之所以能够获准保外就医，并获准出国，其实不过是北京与西方特别是美国达成的某种政治默契。当时，有极少数清醒的人曾经警告说，这是北京的高招，此举可能葬送魏京生在海外民运中的前途和声誉――既然你是头顶着“民主之父”光环的民运斗士，那就索性释放你，让你出去跟海外民运人士团聚，此擧既堵住了西方特别是美国説三道四的嘴，也替北京加了分。

　　果不其然，不久以后人们就发现，这个身在美国的魏京生与人们印象中的那位身陷北京囹圄的“民主之父”大相径庭。围绕着魏京生的各种丑闻也越来越多，数年之内，魏京生已经被民运内斗、贪污腐败、性滥交等各种丑闻搞得灰头土脸，焦头烂额。过往人们心中的那个英雄形象，也随之崩塌。

　　四面楚歌，疑神疑鬼

　　2000年11月15日，《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详见本书附录四），报道了魏京生当时的状况。在《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中，魏京生被描绘成一个精神紧张、疑神疑鬼的人。

　　报道称，魏京生从纽约去华盛顿，一路以超过100英里的时速高速开车，他对此种做法的解释是，“我不得不越快越好，否则，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在跟踪我”。在魏京生看来，有人在跟踪他、追击他。那么，谁会跟踪、追击这位大佬呢？在魏京生的眼里，可能是北京派来美国的特工，可能是被他视爲“疯狗”和“中共特工”的柴玲、王希哲、王炳章、王军涛、王若望这样的流亡民运领袖，可能是刚刚中止与其合作、将其赶出校园的哥伦比亚大学校方，也可能是当时的克林顿政府。魏京生声称，曾经在1997年欢迎他出狱来美的白宫，现在已经开始希望他“还是死了好”。

　　文章写道，此时的魏京生已经五十嵗了，他已经离开了带给他牢狱之灾的中国，身処被他认爲是“自由之邦”的美国。但他觉得，在他的四周佈满了形形色色的敌人，与之作对的彷佛是整个世界。他甚至断定，他当时所出的一系列交通事故，就是他怀疑的那些人所为，是阴谋。

　　报道称，中国劳改基金会负责人吴弘达推荐给魏京生做助手的戴维•沃克（David Walker）说：“人们觉得，魏京生已与整个世界对立”。而魏京生认爲，这位助手是FBI派来对付他的特工。

　　事情果真如此吗？非也，这只不过是魏京生自己製造出来的“阴谋论”而已。

　　1997年，魏京生刚刚到达美国时，当时的台湾陆委会及美国国会的某些议员曾希望透过他对北京当局的控诉，加强国际舆论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声音。然而，时隔不久，魏京生就与几乎所有的人闹翻了，他的狂妄、无知让与之见面的很多人士难以忍受，因此逐渐与其形同陌路。

　　魏京生并没有接受过系统、完整的教育，而且自1979年以来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与世隔绝的监狱中度过的，与外界的接触极少，因此，其见识浅薄，言谈举止也颇爲粗鲁。有鑑于此，留居美国的中国着名异见人士严家其、王若望、刘宾雁等人，曾一再劝告他抓紧时间补习文化课程，并多看读些书，以增长知识、见识，以免在公众场合发言时贻笑大方。然而，魏京生却觉得这些逆耳忠言隐含着对他的“羞辱”。

　　该报道所擧的一个实例，证明了魏京生的浅薄无知。据称，曾经有人问魏京生，对于中国政治专制体制他有什么解决办法，当时他不假思索地说：“美国根本不应该与中国打交道，应当断绝与中国的所有贸易关系”。对此，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直言：“我们曾告诉魏京生，‘这已不是争论的问题’。但他对我们所说充耳不闻。魏京生已不太为人们重视，因为他的观点已与政策问题不相干”。

　　对于他在海外民运中的孤立，魏京生毫不掩饰地声称，除了几名领取台湾情治机构津贴的民运人士尚能与他合作之外，其他的着名民运人物几乎都将他拒之门外。

　　近年来，魏京生与昔日的朋友一个个地閙僵，他的政治结盟也一个个地失败。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局，是因爲在魏京生看来，那些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都是他的敌人。魏京生曾这样说：“对我最大的批评，是我为什麽不听从别人的意见。当我是对的时，我为什麽要听他们的？所有卓有成就的人都有这种特性。”

　　魏京生甚至把当时的克林顿政府和克林顿总统本人也当成他的敌人。当美国报刊拒绝发表他的文章、美国重要的政治人物不愿与他见面时，魏京生相信，他们都是听命于克林顿的。在他看来，克林顿实施同中国进行自由贸易的政策，很有可能是“共产党间谍”。他说：“我当克林顿是我的敌人，克林顿也把我当他的敌人。当然，他不便直接说，但他指使别人叫我闭嘴。在中国，他们简简单单地将你关进监狱；在美国，他们总有其他办法控制你”。

　　美国国务院官员对此评论说，克林顿政府并没有把魏京生当敌人。至于魏京生指控美国政府希望他“还是死了好”，并且设计了交通事故来加害他，国务院官员说：“他当然有权这么说，但设计交通事故不是美国政府的行事办法”。

　　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魏京生已经是四面楚歌，疑神疑鬼，甚至不惜祭出“阴谋论”的法宝来为自己的窘境开脱。这是魏京生的悲哀，但细加考量，也不难看出这其实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西哲有云，“性格即命运”，魏京生落到此种地步，其桀骜不驯、刚愎自用的性格亦是原因之一。

　　魏京生的罩门：无知、固执

　　1999年1月8日，美国国会召开了一次由魏京生作证的情况简报会议。在这次听证会上，爆发了民运人士打架事件，——王希哲、薛明德等人推推搡搡，高声叫骂，指责魏京生没有资格代表民运。这个事件引起了媒体的一片譁然。

　　随后，魏京生就此指责王希哲是中共间谍，导致王希哲愤然以诽谤罪将他告上美国法院。同年5月，在布鲁金斯研究所组织的天安门事件10周年研讨会上，魏京生再度让满屋子的中国问题学者目瞪口呆。当时，他大声指责华盛顿是“天安门镇压中的同谋”。魏京生说：“虽然没有不容置疑的办法証明天安门事件完全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但我们可以以此透视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态度”。

　　近年来，魏京生几乎与所有流亡海外的大陆异见人士闹翻，甚至成为永久的敌人。前面所述的“中国人权”组织主席刘青，曾是魏京生在北京“西单民主牆运动”中的老友。面对这样一位老友和民运的大人物，魏京生曾经这样告诉记者，现在他们之间“已没有任何关系”；他还指责刘青“把民运与人权分开”，以便把所有本应支持民运的钱划为己有，却一分也不给他魏京生用。

　　1998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曾邀请魏京生前往该校完成他的狱中回忆录。他住的公寓禁止吸烟，然而嗜烟如命的他却把房间里弄得烟雾腾腾，经常引致公寓的火警警报器大作，遭到邻居抱怨。6个月后，邀请者忍无可忍，把他撵了出去。其时，他的回忆录尚未完成。 哥伦比亚大学原来也曾给他免费提供住房和医疗健保，但后来这些优惠待遇也都被哥大取消。对此，哥大校方以及魏京生的资助者、“人权观察”组织的创立者伯恩斯坦（Robert Bernstein）都认为，“魏京生在哥伦比亚大学什麽也没干，我们不能永远资助他”。

　　后来，魏京生接受陈水扁治下的台湾陆委会和军情局资助，成立了“魏京生基金会”，专门在华盛顿游说有关中国问题的政治人物；呼吁美国支持台独和藏独等。但他的个人见解往往与美国的政治现实间存在巨大反差，而他丝毫不在意这些。

　　后来，在马里兰州的一家超市，魏京生又一次与他心目中那些“看不见的敌人”交手。他在那里使用信用卡购买一台宽萤幕彩色电视机，被售货员拒绝。魏京生因此断定，这是一个阴谋，是华盛顿或北京的特工在他的信用卡上作了手脚。

　　孤立的处境似乎并没有让魏京生感到烦恼，也似乎并没有促使他对自己进行反省。他仍然试图说一些自命不凡的大话来引起周围人们的注意，同时安慰自己。比如，他曾说，当中共政权崩溃、他当选总统时，历史将証明他是对的。而他讲话的结束语通常是：“大多数人不同意我，但最终他们将发现我是对的。我的主张是在监狱中的漫长岁月中思考出来的，永远不会改变。”

　　返美遇阻，巴黎豔遇曝光

　　前几年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魏京生从法国返美，在巴黎机场被法国警方禁止登机，这也使魏京生在巴黎密会情妇的艳遇被媒体曝光。当时，魏京生将此事件广泛告知媒体，并声言要让巴黎警署“得到教训”，要亲眼看一看冒犯他的警官被撤职时的狼狈相。实际上，魏京生是想利用炒作这一事件来挽救自己日渐寥落的“知名度”。他抱怨此次欧洲之行处处未获恰当的礼遇，尤其在波兰的人权会议上，竟然没有记者采访他。

　　与此同时，美国移民局对魏京生的入境请求，也拖延了两星期之久才予以认可。因此，魏京生对媒体抱怨，他在美国是“寄人篱下”。对此，华盛顿的官员解释说，国务院不清楚魏到底持何种証件；而这种说法等于明说魏京生不在国务院的“特别关注”之列，这令魏京生又生气而难堪。魏京生在向台湾中央社表达了自己的愤怒时说，这件事必定有“特殊背景”，因为华盛顿有人一直不喜欢他反对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贸易最惠国待遇，他并发誓说“一定要追究清楚”。

　　据知情人透露，由于魏京生这次向移民局申请临时“回美証”的理由是前往波兰参加人权会议，所以按规定他衹能从波兰径直登机返回美国，不得转去第三国。然而魏京生却非要转赴巴黎，与他的老相好、法国女人玛丽相会。所以，他在巴黎机场那里碰了壁。

　　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之前魏京生也曾经常借着赴欧洲开会之名转去巴黎幽会玛丽。前些年，魏京生向基金会要求增拨专款，以供他前往法国参加抗议当时大陆领导人江泽民访欧的示威活动开支。然而，魏京生拿到钱后，提前一个月飞赴巴黎，就住在玛丽的私宅，一连三周未与当地民运组织联系。近年来，魏在欧洲逗留的日子似乎多过美国，而每次去欧洲，必赴巴黎。

　　这个年过五十、会讲一口中国话的法国女人玛丽，是魏京生的老相识。1978年她在北京初次见到魏京生，那时她是法国驻华大使馆三等祕书白天祥的夫人，而魏京生则是北京动物园的一名电工。如今的玛丽已是白天祥的弃妇，替代她的是一个名叫李爽的华人女画家。往昔她同外交官的浪漫爱情，连同她脸颊上的青春红晕一起，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但自从重逢故人魏京生，玛丽彷佛突然间又回到了遥远的恋爱年代。魏京生的妹妹魏玲也证实，有时玛丽会以少女般的任性口气，在电话里命令魏京生从某次会议中途退出，而理由仅仅是为了要魏京生陪她去买一双高跟鞋，或者去看一部电影。

　　“因出卖情报获刑”被证实

　　当年魏京生以两项罪名获刑，一是“洩露国家机密罪”，一是“反革命煽动罪”。对其前一项罪名，曾有西方舆论为之喊冤，认爲这是大陆警方的无端陷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的当事人、当时法国驻华大使馆三祕白天祥向媒体公开了事情的真相，证明魏京生的确是洩露了国家机密。

　　那时北京的“西单民主牆”，吸引了大批外国记者前去拍照、采访。在这种场合里，好出风头的魏京生向来不甘示弱，他一边张贴大字报，一边穿着军装让记者照相。据説，这套军装是他从军队退伍时留下的，此后一直穿在身上去动物园上班，以示自己与其他青工的“身份有别”。

　　魏京生的法国情妇玛丽曾经拍下几张当时魏京生身穿军装、头戴军帽的照片，并一直保留至今。在她的相册里，还有一张魏京生穿着军装站在法庭被告席上受审的照片，这是由魏京生的家人送到她手里的。“西单民主牆”受整肃后，魏京生被大陆警方拘捕，以洩露国家机密罪和反革命煽动罪获刑十五年。当时魏家请求玛丽无论如何设法呼吁西方政府全力援救魏京生，并帮助魏的胞妹出国。玛丽和白天祥夫妇将魏京生的大字报手稿翻译成法文和英文，交由法新社率先发表，使魏京生的名字从此出现在西方的报刊上，并因爲他的获刑而声名大噪，摇身一变为“民主英雄”。

　　那么，魏京生究竟有没有出卖大陆的国家机密呢？2006年10月，白天祥接受法国《费加罗报》专访，对已获自由的魏京生作出了客观的评价。白天祥宣称，他不同意魏京生当年遭到北京当局陷害的说法，因为在法庭出示的录音带里，清楚地记录了魏京生向外国记者出售有关中越战争的官方文件时的谈话，而那些文件在当时尚被北京当局列为“机密”。魏京生的父亲魏梓林当时在大陆解放军后勤部任要职，手头握有一批官方的“红头文件”，有些还印有“机密”字样。魏京生每次将这类文件递交给法国大使馆时，当时的大使馆三祕白天祥照例会支付他一笔酬金。

　　《费加罗报》引述这位前法国驻华外交官的话，来澄清以往鲜为人知的事实，其中包括魏京生并不光彩的一面。该报道称，当年的魏京生与“西单民主牆运动”的民主斗士们有许多不同之处，例如他一味热衷于迎合西方口味来谩骂自己的国家，还将自己油印的小册子《探索》以三美元一本的“天价”向西方人士进行兜售。

　　为发财设立基金会

　　在获准保外就医并流亡美国之前，没有多少人真正知道魏京生的背景、为人和本性，西方媒体和人权组织之所以把魏京生捧为中国民主运动的象徵人物，很大成分是由于魏京生的“造反精神”、坐牢时间较长和“二进宫”的经历，西方国家的政府也被媒体和人权组织的呼吁弄昏了头，所以全力拿魏京生来作为向中国政府施压的政治筹码，致使魏京生名噪一时。随之而来戴到他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大，从“西单民主牆运动的代表人物”变成“中国民主运动的象徵人物”，再到“中国民主运动的领袖人物”，最后竟被说成“中国民主之父”。

　　魏京生利用这些不断增值的政治名声获取巨大的私人利益，美元、马克、法郎、港币源源不断地流入魏家。看到这些从天而降的金钱，魏京生终于领悟出一条致富发财的捷径，而他的贪婪本性也逐步显露出来。

　　魏京生第一次出狱时，曾经向香港的民运组织“支联会”索取五百万港币，名曰帮助别人举办“隐含政治倾向”的画展，而实际上是为了解决其胞弟魏晓涛开设的生涛有限公司资金周转上的困难。他到美国以后，为了获取私利，又以“民主基金”、“联席会议”等各种名义到处吸敛钱财，其中一次就向当时的台湾行政院索要二百万美元。

　　为了保住这些来之不易的名利，增加自己的身价，魏京生确实动了不少脑筋，也显示了一定的政治表演天赋。当年在狱中，为了刺激国外媒体对自己的注意力，魏京生和魏家常常製造有关他健康状况的种种故事，谎称其在狱中常常受到虐待，健康恶化，甚至说他身患绝症、不久人世等等。但其第二次出狱时，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个身宽体胖、红光满面的魏京生。为了掩盖“受到虐待和迫害”的谎言，魏京生竟然耸人听闻地说，他的红光满面和身宽体胖是因为大陆的狱警每天在他的饭菜里加放激素。

　　1997年获得保外就医来到美国后，魏京生把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那些有权有势的政客、富商的豪宅里，为了获得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为了满足个人的政治需要，他迎合西方某些舆论的需求，不惜违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在国际场合出卖国家，为台独、藏独、疆独站台打气。

　　例如，在1999年纽约召开的民运联席会议上，有记者问魏京生在新的一年里有何计画时，他表示，当前主要的任务有两条，一是阻止中共对台湾发动战争；二是阻止中共获得美国永久的“正常贸易关係”之地位。当记者问他究竟有多大把握来阻止这些似乎与他的身份和活动能力极不相称的事情时，魏京生毫不掩饰地说：“这要看经费情况而定。目前我最需要的是钱，等有钱了，什麽都好办了”。

　　打压异己的“民主之父”

　　民运人士王希哲、徐文立等人在互联网上发文披露，魏京生为保住“民主之父”地位，担心别人抢他的风头，不惜排斥异己，毫不手软地打压其他民运领袖。当徐文立、王有才等中国民主党领导人在大陆获刑入狱时，魏京生竟毫无根据地说“他们变节了”，声称徐王二人坐牢是假像，实际上是在大陆的专门疗养院里享受“部长级待遇”并接受培训，再过一段时间便会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送往美国。在接受台湾记者的某次采访时，他又公开说徐文立是中共特工，王有才系因“殴打警员而被捕”；还说“中国民主党”是中共在民主人士中培养的特工成立的组织，目的是“为了搞钱”。

　　徐王二人在大陆获刑入狱后，王希哲为了表达对徐王二人的支持，在美国进行了绝食抗议。此擧惊动了美国舆论，美国衆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也为此准备就“中国民主党事件”举行一次专门听証会。这时，魏京生又开始在背后做手脚，先是要求听証会的主办者将会议改为“一般性人权听証会”，以削弱中国民主党的影响；同时，又再三要求主办者取消王希哲等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备委员会代表的作证资格，要求众议院只允许魏京生及其同党发言，否则他们将拒绝参加听证会。王希哲等人闻讯大怒，赶到现场大骂魏京生等人“欺世盗名”，双方还发生了肢体接触。当时，美国媒体对这一民运内斗的场面，播出了足足五分钟之久。这场闹剧令魏京生无地自容，慌忙从国会山的边门开熘。当时，他面对记者提问，唯一的回答是：“王希哲是中共特工”。

　　徐文立还发表文章披露，魏京生不遗馀力地对中国民主党进行打压。例如，他到处劝说中国民主党成员退党；唆使北京民运人士江棋生、任畹町等人反对中国民主党的领导人徐文立；唆使安徽民运人士王洪学和河南民运人士王冰等人，擅自宣佈成立“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备委员会”，并封魏京生为党主席；在海外唆使施军等人以所谓“中国民主党北美支部”的名义，加入魏京生那个徒有虚名的所谓“联席会议”，以挑起中国民主党内部的火拼；在中国民主党人士谢万军的逃亡过程中，他还向美国人士作证说，谢万军是“中共特工”，导致谢万军险些来不了美国。

　　王希哲等人还公开发文披露，魏京生和台湾某机构的“密切合作”关系已经是公开的祕密，他周围的工作人员不少是台湾间谍。台湾当局之所以非常欣赏魏京生，是因为魏具有“连我们这些反共老手都自愧不如”的反共立场、敢说敢做的反共本领，显示了魏是有很高利用价值的一块好材料，所以给予魏京生巨大的经费支持。魏京生当然也会投桃报李，他不会忘记台湾是棵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摇钱树，所以“人权高于主权”、“台湾人民有自决权”、“大陆不民主，两岸不统一”也就成了魏京生的口头禅。

　　为了塑造好魏京生这个反共标志，并通过魏京生来控制海外民运，陈水扁治下的台湾陆委会曾发出特别指示：“现阶段在海外民运中衹支持魏京生，其他人士暂时压一压，以免声音太杂”。于是，魏京生及其同党先避开其他民运团体，开了一个名不符实的“联席会议”，授予魏京生“主席”头衔；会后即刻向媒体宣称“魏京生整合了民运”。

　　其实，1999年12月在纽约召开的“中国大陆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是由台湾情治单位操控的，是专门为叫喊“山东也可以独立”的魏京生再搭讲台，并企图通过魏京生来操控整个民运。这个“联席会议”对外声称代表“中国海外民运”，实际上排斥了与魏京生不和的绝大多数民运领袖。此举激怒了整个民运界，当时即有十九个民运组织联合召开了“中国民运团体圆桌会议”，并通过决议，同声斥责魏京生及其“联席会议”的骗局。

　　王希哲还公开发表文章，披露当时的台湾陆委会指示相关情治单位对魏京生多做投资，在各种媒体上吹捧魏京生，甚至出资推动魏京生作爲候选人参与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

　　嫉贤妒能的“民运王伦”

　　2000年，身居法国的民运人士岳武写过一篇题爲《民运与水浒》的文章，文中将魏京生比作是梁山上的王伦，这引起民运界广泛关注和讨论。据说，魏京生看到后，破口大骂岳武是“流氓”。现在，从魏京生的种种言行来看，岳武当年的文章很有道理，可谓一针见血。

　　近年来，很多当年支持和追捧过魏京生的西方人士也渐渐领悟到，多年来他们塑造的不是什麽民主英雄，而是一个“怪胎”。海内外有关人士时下对魏京生的看法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其一，魏京生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其言行完全是一个崇尚专制文化的独断专行者，他狭隘的心胸使之容不下其他的民运人士。

　　其二，魏京生不是一个愿意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而鞠躬尽瘁的民主人士，而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沽名钓誉的庸人。

　　其三，魏京生是一个一心为自己树碑立传的人，甚至不惜牺牲国家、民族、他人的利益。

　　由此看来，魏京生的确是地地道道的“梁山上的王伦”，一个没有什麽本事、却又嫉贤妒能、生怕山大王的宝座旁落，最终被愤怒的林冲一刀砍了的王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