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運何以走向不歸路？
----從丁楚先生新書《大夢誰先覺----〈中國之春〉與我的民主歷程》談開去

作者：春秋

今年是震驚全球的“六四”事件20周年。這場中國社會轉型、經濟轉軌背景下的悲劇發生之後，重新建立秩序的中共繼續其跛腳的改革，而流亡海外的知識精英和民主精英則開始了其民主試驗。然而，令人嘆息不已的是，在“六四”血泊中重新主導一切的中共創造了驚人的經濟奇蹟，而不斷被腐敗、分裂醜聞包圍的海外民運卻仍然在生存中步履蹉跎，影響日益式微，甚至處於泡沫化的境地。所有海外民運的關注者、同情者甚至參與者都在進行痛苦的反思，海外民運究竟什麼原因走向窮途末路？恰在此時，一部凝重、苦澀名為《大夢誰先覺？----與我的歷程》一書在海外出版。而這本書的作者就是海外資深民運人士、“民主牆”運動的參與者、曾任海外第一個民運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即民聯）總部委員和《中國之春》雜誌主編的丁楚先生。丁先生以其親身經歷和第一手資料披露了1986年至1989年間，民聯及其機關刊物《中國之春》大量不為人知的內幕，真實深刻而又栩栩如生地展現了海外民運精英的群像，通過再現“民聯”的興盛與衰落，力圖解析海外民運衰敗命運的深層根源。

丁楚先生1986年赴美留學，隨即在“民聯”時任主席王炳章的引介、支持下成為“民聯”的重要成員和海外民運的一面旗幟。然而，丁楚先生很快就發現一向標榜“不接受有任何政治條件的捐款，是海外民運的大是大非原則”的“民聯”，居然完全依賴台灣官方每月高達四萬多美元的“捐助”，甚至當台灣一度暫停“捐助”時，“民聯”和《中國之春》立即面臨生存和停刊危機，不僅如此，就由於台灣單方面的猜疑而強迫民聯清除代表大會選出來的副主席柯力思。喪失了獨立性的民聯最終也徹底淪為台灣當局設在海外的情報站。雖然拿了誰的錢就要聽命於誰是“民聯”無可改變的命運，但如果“民聯”能夠把錢用於海外民主事業，仍會得到世人的諒解和理解。然而，《大夢誰先覺》披露出來的卻是“民聯”內部違反民主原則、不擇手段爭權奪利、爾虞我詐的一幕幕場景，觸目驚心。“民聯”召開三大，王炳章由於無法再連任，於是便自行選擇自己矚意的胡平擔任繼任者。結果在選舉時遇到反對派的強烈挑戰。面對危機，身為“民聯”主席的王炳章居然親自出面意圖勸退其他競爭者，在勸退無效後又提出將兩組候選人打散重組，試圖以此拆解反胡平陣營。王炳章如此不擇手段公然違背民主原則，引發代表的強烈不滿，紛紛要退席以示抗議，大會一度處以分裂邊緣。而胡平更是聲言，選舉失敗後就離開“民聯”，形同威脅和恐嚇。然而，就在分裂狀態下勉強過關的“民聯”三大一結束，立即遇到了王炳章精心策劃的經濟危機，不僅達到排除異己的目的，還以壟斷財權和自己暗設的“小金庫”為手段試圖進一步控制“民聯”，從而成為“民聯”最終大分裂的導火索。而王炳章過去為了掩蓋自己一萬五千美元的財務漏洞，也曾製造過類似的經濟危機。在胡、王兩個陣營內鬥的最後一刻，王炳章為了奪回權利，不僅強占“民聯”總部，停掉編輯部電話，還竟然上演了竊取“民聯”總部全部經費、關閉民聯賬號的醜劇。而胡平則再次上演競選之初的一幕：“如果罷免（王）不通過，哪麼我將退盟”。從而切斷了所有可能和解的退路，最終造成“民聯”的大分裂。而就在這一刻，國內的民主運動正處於高潮，胡耀邦去世演變成全國範圍的學生民主運動。然而，令誰都想不到的是，這個時候做為海外唯一民運組織的“民聯”上下卻全力於爭權奪利和內鬥。更為令人嘆息的是，民聯的八字方針是“民主、自由、人權、法制”，而運作起來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儘管民聯的章程中有“罷免條款”，但幾年間雖然有如此多的民聯高層被清洗，包括民聯一大時的副主席汪泯，九個黨委也只剩下四個，但卻從未啟動過罷免條款。而第一次使用居然就是針對民聯的創始人王炳章。而另一位“民聯”要角，後來也曾擔任民聯主席的薛偉，利用其做為台灣情治單位“海工會”向“民聯”輸錢管道的特殊位置要脅組織，打擊同事，而且還利用權力之便篡改發票，冒領報銷款，甚至還發生過強姦辦公室秘書妹妹的醜聞。

可以說，海外民運整體素質的低劣是海外民運走向窮途末路的重要原因。如果說民聯時代以海外民運的先驅為主體，存在素質低下的情況還可以理解，然而“六四”之後紛紛流亡海外的明星精英群體在素質低劣上居然仍不遑多讓。來到海外的他們再次上演了民聯時代的內部惡鬥、非民主運作、言行舉止的不檢點、主要領導人的專斷獨霸和財務的不透明、生活奢侈（民陣總部辦公室一個月的開支居然高達十萬法郎），從而也在民運史上留下了非常灰暗的一頁。著名民運政論家何頻曾憤而直言：一個即不接受批評，又無道德感的民運組織，不僅比不上共產黨，甚至連黑社會也不如！而且毫無希望！其實這些“六四”精英在天安門廣場的作為，也同樣令人無法接受。中共宣布戒嚴後不久，“高自聯”於5月27日舉行聯席會議，一致同意撤出天安門廣場。就在記者招待會剛剛舉行之後，高自聯成員李祿提出反對，當時擔任領導的柴玲也隨之轉向，未經任何形式的表決，單方面宣布繼續占據廣場。從而把最後一個能夠避免悲劇的機會喪失。而柴玲在擔任現場指揮的同時，也並不民主，以致發生被其他憤怒的學生綁架的醜聞。而運動中的不同意見立即被指責為“一小撖人的陰謀破壞”。一個派別到火車站把剛到的學生收編到自己的糾察隊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占領指揮部廣播站奪權，趕走其他派別的糾察隊。學運核心人物之一封從德後來承認：“當時每天都要鎮壓三四次政變”。來自台灣的搖滾歌星侯德健面對學運的內部激烈的爭鬥，曾向學生提出了他參與學運以來唯一的一次建議：進行一人一票的選舉。卻被學生以不可想象和不可能為由拒絕。

當然，海外民運人士的素質低劣並不是導致海外民運式微的唯一原因。這一點在《大夢誰先覺》一書中雖略有表現，但並非此書的重點。如王炳章要以革命黨的方法搞組織，提出“曉之以義，明之以理、動之以情、脅之以迫”的原則，再如留美學生在“六四”後舉行抗議遊行時，高唱的卻仍然是中共歌曲。應該說這是此書的一個遺憾。從人類歷史的演變進程中我們可以發現，制度並不是決定一切的因素，相反政治文化和傳統卻影響至深。這在社會學、政治學上被稱之為“路徑習慣”或“路徑依賴”。人類歷史上此等事例比比皆是。象電腦時代的鍵盤， 當初是為了減慢打字速度避免損壞昂貴的打字機而設計。但由於已成規範，人人適應，即使最後發明出更為科學和合理的鍵盤，但仍然不被社會所接受。一個國家也是有其政治傳統的，一旦形成，即使制度發生改變，其政治運作的方式仍然不會馬上改變。中華民國成立後，儘管依照美國建立了世界上最為先進的共和政體，然而，整個國家政治的運作仍然是幾千年來延襲下來的“宮廷政治”和“實力原則”。如果選舉產生的議會不反映各政治力量的實際實力，那自然是個擺設和曇花一現。海外民運之所以既不民主，也不寬容，動輒內鬥、貪腐，黨同伐異，文革言行時時可見，則與中國的傳統和他們成長的時代密切相關。他們以自己根深蒂固的舊思維來從事民運，其歷史局限性已經決定了其最終命運。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海外民運之所以眾叛親離、人心盡失，還與他們支持藏獨和台獨的立場密切相關。儘管《大夢誰先覺》沒有涉及，但卻是海外公認的事實。1989年10月12日，距“六四”僅僅四個月，流亡海外的民運骨幹時任民陣主席的嚴家其以及另外兩名核心人員萬潤南和林希翎就開始與達賴集團駐歐洲的負責人秘密會面，開始了第一次接觸。同年12月，嚴家其就與達賴在巴黎會面，並稱之為“歷史性的會見”。隨後嚴家其仿照達賴在斯特拉斯堡的講話精神，提出了所謂“邦聯式的聯邦”方案。1992年7月，海外民運第一次訪問達賴集團在印度的流亡地達蘭薩拉。此後，這種訪問成為慣例。此時，海外民運的精神領袖方勵之提出西藏的獨立問題應該由藏人自己決定，無論那決定是什麼，中國人都應該給予尊重。立場日益向藏獨靠攏。1994年，嚴家其公開讚揚一位達賴集團主要代表的如下立場：給西藏二十年在聯邦里，二十年之後進行公投，是繼續留在聯邦還是脫離聯邦。1996年5月，11位海外民運人士出版論文集，其中多位打着尊重所謂西藏民意的名義支持西藏獨立。1997年3月，民運更進一步，在日內瓦舉行聯合國人權大會期間，參加了藏獨舉行的集會。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漢人以實際行動參加藏獨的集會活動。引起全球矚目。而達賴本人對海外民運也是青睞有加極為重視。達賴曾去美國參加僅有兩天的”現代科學與宗教”大會，他寧可拒絕美國ABC電視台”黃金節目”女主播戴安.索耶的採訪要求，卻把僅有的一點時間給了名不見經傳的民運記者和代表。

海外民運靠台灣的支持在1989年後就不再是秘密.如果那個時候由於國民黨執政,雙方的合流還只是反共而已,到了民進黨時期,就走向支持台獨,成為中華民族利益的反面了。如果說民運支持藏獨還打着“人權”和“民族自決權”等漂亮包裝的話，對於台獨的支持則完全是金錢的收賣(其中的領軍人物王丹就私下接受了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貪污總統陳水扁的數萬美元)，是一種利益交換和人格的完全出賣。另一個頗具代表性、旅居美國的民運人士曹長青，甚至從支持台獨簡而化之為一邊倒和無原則的支持陳水扁。

民主是人類文明追求的目標，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選擇，更是社會進步的必然歸宿。就是今天的中共也不能再公開反對，而試圖接過這面大旗為已所用。然而，海外民運卻無法承擔起民主在中國實現這一歷史任務。儘管他們帶來的民主啟蒙和經驗教訓依然是後人必須正視的寶貴歷史財富，但他們的先天素質和歷史局限性，已經註定他們的悲劇性結局。這也是《大夢誰先覺》一書給世人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