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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運精英大起底》----二十年目睹民運之怪現狀

六四天安門事件已經過去整整20年了，當年那份貼滿大街小巷的長長的通緝令，讓王丹、吾爾開希、柴玲這些學運領袖名噪一時。這些人現在何處？有沒有受當局迫害？有沒有繼續為民主運動事業奮鬥？想必也是多數象我一樣的國民所關心的吧。

《民運精英大起底》這本書，正是收集了媒體和互聯網上公開的大量資料，告訴我們包括這些學運領袖在內的諸多民運人士們現在到底在幹什麼。一看之下，令人觸目驚心——民運20年，竟是如此場面，談何拯救國民於專政政權之手？觀此書，不由得想起《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其間的鬼魅魍魎狗苟蠅營絕不亞於此，於是也仿作一題，記下民運之怪現狀。

怪現狀之一，民運人士當特工——理想主義者的悲慘結局。民運之怪現狀，最怪莫過於“民運人士當特工”。民主運動是政治鬥爭，是造專政政權的反，是理想主義者的高尚追求。而“特工”或是“特務”則是當間諜。即便在西方自由國度，當反對黨搞政治運動尚且受人推崇，當“特務”損害國家利益，就會受到重刑處罰。可是對於肩不能擔手不能提的民運人士來說，想要錢，想找靠山，想尋資源，就得背叛點什麼、出賣點什麼吧。於是變賣靈魂，換作一世榮華。

《民運精英大起底》一書披露，台灣為了在大陸製造混亂以利於台獨，在民運人士中大量網羅人員為其賣力。台灣軍情局、情報局、國安局曾設立“移山項目”、“文正項目”、“致廣專案”、“志翔專案”、“二王專案”，網羅王炳章、胡平、李少民、王軍濤、王丹等海外民運人士充當間諜。

號稱“海外最大民運雜誌”的《北京之春》，是由台灣國安局出資兩億多新台幣設立的，其主要任務是，在“支持民運”的名義下，為台獨、藏獨、疆獨、蒙獨等勢力或組織製造輿論，並替台情治單位收集兩岸及美國的情報。據說台灣軍情局交付的定額情報任務為每年250件。雜誌社目前的社長王丹是“六四精英”的一號代表人物。王丹干“特務”這真是對“六四”的莫大諷刺。

“特務”沒有那麼好當的。吃着人家的飯，當然就得聽任擺布。哪個組織的新任主席不聽話，這個組織就會讓台灣當局搗鼓分裂。民聯、民陣、自民黨、民聯陣、民聯陣-自民黨等民運組織都陷入“雙胞胎”的怪圈之中，不斷的內訌和分裂讓外界恥笑不已。更有甚者，王炳章、楊建利這些為台灣立下汗馬功勞的人士，台灣老闆一朝翻臉，就會將其出賣奉送給中共。

怪現狀之二，各據山頭爭權奪利——黑幕下隱藏的種種罪惡。

各據山頭、爭權奪利、打壓異己，這些毛病似乎在所有的民運人士身上都能多多少少地找出一些來。其中最黑暗不堪的，當屬“中國人權”主席劉青。本書引用《中國人權理事會問題的總結報告》一文，揭露了“中國人權”組織掌權者劉青、譚競嫦等人大搞黑箱作業，橫行霸道、巨騙狂盜，只為出錢人辦事“買辦民運”，以及操縱國內坐牢國外炒作“吃人血饅頭”等大量黑幕。“中國人權”組織竟然最無“人權”可言，劉青和譚競嫦在組織內部玩弄程序上的陰謀，封殺理事會提案。“中國人權”的錢被稱為“劉青的錢”，不用於對國內的人道援助，只用於培植劉青的個人政治資本和“本山頭”的揮霍。所謂民運出了“王倫”，山寨就剩幾個嘍羅。象這樣徹底爛掉的民運組織，還不如稱作黑幫算了。

“獨立筆會”的內鬥更為複雜。“余、王排郭”事件（亦稱“排郭門”）、“余、王罷免案”、“拿下高、郭”風波（亦稱“刪名門”）、“開除高寒案”、“余杰不信任案”等等目不暇給，有說是爭名的，有說是爭錢財的。等到“屁股決定腦袋”，“幫規高於一切”，“財務上做假賬”，“法人代表不公開導致潛藏的法律危機”等等讓自家人抖落出來，讓人不禁懷疑民運當中還有沒有能捏合到一起的組織，還有沒有能共事的人。

怪現狀之三，為搶“政治庇護”這碗飯而衍生出來的“真假民運”。

靠着“政治庇護”賺錢不失為民運的一條生財之道。專門以此謀生的“假民運”更是打着民運旗號迅速興起。中國民主黨創始人徐文立和王有才大罵自稱“中國民主黨美國總部”的人是專搞“政治庇護”騙錢的“假民運”，人家立馬一耙子倒打過來，說你們自己不也是變相搞“政治庇護”，且收費比咱家還貴些。據說徐文立召開民主黨大會，所有與會的100多號人（即政治庇護客戶）都是倪育賢帶去的，而且還交了“黨費”。看來真民運在沒人沒錢，尷尬無奈的時候，也顧不得擇人、擇友而處了，真是飢不擇食“拉郎配”。

“假民運”搞“政治庇護”搞臭民運，“真民運”儘管不屑與他們為伍，但似乎又剪不斷理不清脫不了干係。真讓民運真假難辨苦不堪言。

怪現狀之四，“總統”和“領袖”比比皆是。民運人士做“總統”、當“領袖”的欲望該說無可厚非。可是如果弄成了自我吹捧、自我封聖，則令人懷疑其心智是否健全。魏京生一個需要補初中課程的人，要當“民運之父”，整合民運組織。胡平一介文人，在“六四”中無尺寸之功。可偏偏傲慢得不得了，對比他名頭大得多的魏京生、王軍濤、方勵之一律傲視之，立志要做“民主中國的‘開國總統’”。伍凡、唐柏橋兩人組成“中國過渡政府”，伍凡出得起1000美金就當上了“總統”。沒有資金、沒有組織，也沒有群眾，靠兩個人四隻手不斷發布“總統令”，並親手往互聯網上貼。據說王丹、王軍濤成立“憲政協進會”弄了個什麼“七人政治局”。這個“七人政治局”是中共的復製品嗎？哪怕是要篡位，也篡得太沒想象力了吧？

怪現狀之五：打架成風謾罵成習。縱攬此書，從頭至尾充斥着內鬥和謾罵，一言不和拔刀相向，睚眥必報錙銖必較。不像革命義士，倒是一群無聊文人。罵人者義憤填膺，被罵者氣壯如牛。看了罵架的前半節以為是原罵占着理，待到後半節被罵者反罵過來，才明白大家不過是半斤八兩，誰也別想假撇清。

曹長青罵胡平，言之鑿鑿地列舉出“為了出名不擇手段”、“心態不正常”、“從來不做自我反省”等15大罪狀。胡反過來就譏諷曹是“台獨寵兒”。至於“獨立筆會”各大筆桿子罵起人來更是熱鬧非凡，讓人眼暈。

這種內鬥和謾罵能不能解釋成對“民主”的嘗試？中國倘若實現了這樣的“民主”，眾人多半要被口水淹死。

怪現狀之六，人品低劣財色皆貪。

民運人士中人品低劣、財色皆貪的市儈小人不勝枚舉。之所以說是怪現狀，是因為確實跟人們心目中人品高潔的期望值相去甚遠。

民運人士王希哲曾經對香港《星島日報》的記者說，民運中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壞人”。後來，他在詮釋“民運壞人論”時，更進一步指出，民運人士多為社會的邊緣人物，由於他們遭到社會主流的排擠、歧視和壓迫，因而不滿社會，報復社會，有些還是犯罪人物，可以被認為都是“惡人”、“壞人”和“刁民”。王希哲還認為，1989年六四期間北京出現大批主流人物參加民運的情況，是因為那時社會主流人物怕錯過“四五運動”那樣的表演機會，以為民運要成功了才參加進來。但隨着中共的轉型，以及民運前途無望，這批人都相繼離去，使民運隊伍又只剩下“壞人”，而且“壞人”的比例越來越大。

長期關注海外民運的僑領王涵萬對紐約媒體表示，從剛開始的王炳章假護照事件、彭明假鈔票事件、王希哲大鬧國會、魏京生自我沉淪、阮銘搞台獨、侯德健吸毒、王丹同性戀淫亂、吾爾開希夜總會泡三陪、倪育賢招妓、薛偉張菁通姦、胡平虐打前妻致殘，到柴玲信用欺詐、劉青私吞公款等等，民運界的醜聞不勝枚舉。他表示，自己在民運界經營二十多年，從“充滿希望到深深的失望”。他直指現在海外民運界的許多人，是“打着自由民主旗號，滿肚子男盜女娼的傢伙”。

王希哲說得深刻，王涵萬講得駁雜。二人以民運和關注民運的老資格講出這些，的確有些說服力。其實二人還算留了些薄面。魏京生豈止是“沉淪”，倪育賢猥褻少女更是超出了“召妓”的惡名。在民主世界，政要名人的這些事都被冠以“什麼門”大加炒作撻伐，克林頓為萊溫斯基，扁總統為貪腐，都讓媒體追得焦頭爛額。上述諸公所為，大約足以爆出上百個“什麼門”。也怪當初受的教育就沒有媒體曝光這一節，真是尷尬死人也！

怪現狀之七，一無是處投機鑽營竟然吃香喝辣

民運中，除了上述較為共性的怪現狀之外，還有靠造假、靠專門罵人、坑人為生的，此種生存狀態極為罕見，一總列為怪現狀之七。

我國內造假高手如雲，恐怕比起吳弘達靠造假干民運來，也要自嘆弗如。吳弘達曾親自供認，他這邊到監獄拍下一些警戒設備，那邊到商業街拍一些商品鏡頭，再將事先準備好的監獄標誌貼到某個商品上，用特寫鏡頭拍下這個商品。於是就造出了所謂的“勞改產品”。1994年，吳弘達和BBC的一名女記者潛入大陸，以夫妻名義謊稱看病，在成都的華西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把偷拍的心臟手術場景說成是腎臟移植手術，把拍到的當地老百姓的一些墳地說成是死刑犯的墳地。炮製出駭人聽聞的“中國移植出售死刑犯內臟器官”的新聞。自己這麼編也就算了，可是當人家也編出個“活摘學員器官”事件時，他卻覺着人家動了他的專利，紅了眼地告發起來。真有大盜抓小偷的氣勢。

徐水良是民運中出了名的爛筆爛嘴，成了人人躲避的瘟神。除了與陳破空、張菁、唐柏橋等人齊聲高罵別人是“共特”之外（據說民運裡頭有90％的人都被他冠以此名）似乎就沒幹過什么正經事。罵得興起也顧不上看場合，在抗議李鵬訪美的集會上，在王若望的追悼會上也喋喋不休，以至於挨了鮑戈的耳光。

李洪寬這個“民運超人”據說是曾經一天24小時在網上以低俗的話謾罵所有看不順眼的“政敵”。並以此獲得魏京生以及美國、台灣情報機構的垂青。

創立“中國發展聯合會”的彭明更為奇特，似乎是個什麼賺錢就幹什麼的主兒。創立“中發聯”初衷是“溫和改革”、“漸進式改革”。可一出國就覺着這個不吃香，就變作號召“暴力革命”的“中國反對派”。據說曾計劃實施在北京的密雲水庫投毒、破壞華北電力網等行動，最後，他竟親自攜帶面值一百多萬元的人民幣偽鈔到緬甸販賣，直至鋃鐺入獄。真不知道他身邊的戰友，有沒有哪天突然挨他一刀的恐懼。

看畢此書，一嗟三嘆滿腹悲涼。中國的民主運動，中國的民運人士究竟何至於此？是中共打壓使然？還是人的劣根性致此？似乎都不能一概而論。也許這只是一群普通人，原本有些問題的私生活突然置於媒體的照妖鏡之下，從來沒有享受過極權的人突然間得着一大筆錢，從來不了解制度監督是何物的人卻突然面對紛繁複雜的局面。於是原來干的那點破事讓人羞過來羞過去，於是制度還沒有建起來私慾先膨脹起來，於是沒有什麼理性，一切只能跟着感覺走，走哪兒算哪兒罷。

能懲罰自己的，只有自己作的孽。作者做此書，我想不是要發人隱私以助談資，也談不上幫着共產黨打民運，而是探究民運困境的箇中緣由。“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希望民運後來人，謹以此為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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