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大梦谁先觉----〈中国之春〉与我的民主历程》是民运历史的一面镜子

《大梦谁先觉》是一部没有写完的书，从八六年作者丁楚加入《中国之春》写到八九年海内外民运大潮方兴之时嘎然而止。但它又似乎已经写完，因为它留给我们的想象竟那么真实，让人洞若观火地看到主人公丁楚执掌下的《中国之春》此后两年的辉煌，看到丁楚比王炳章还要凄惨的前景，看到《中国之春》此后完全仰台湾鼻息，毫无生气的结局。据说11年后的2000年，《中国之春》停刊。

《中国之春》受台湾情治资金资助，是台湾国民党的“情报站”……这些当年局内人作为“组织最高机密”遮遮掩掩，局外人惊诧莫名乃至大倒胃口的新闻猛料，今天看来已不再新鲜。王炳章是不是小人，其他人是不是哪方面的“特务”，都干了什么丑事，如今看来也只是一场笑谈。只是作者以史为鉴、上下求索的那份情怀，令人感佩，历久弥新。

在1988年国内的民主大潮来临前夜，“民联”还是“海外唯一的民运团体”（引自原文）。在此前提下，《中国之春》自然堪称海外“民运团体”的第一份“民运报刊”。如果我们能揭开所有的民运组织和人物的经历，就会发现，这两个“第一”的开拓者所经受的磨难，似乎成了一种定式，让后来者几经努力但都身不由己照走不误。包括种种民运团体、民运明星们，相互间的猜疑、污蔑、背叛和争权夺利，包括一些民运组织最终变味变质，成了间谍组织的附庸和走狗……就如《红楼梦》里宝玉打开的那个“金陵十二钗”的册子，预示着那个谁都逃不脱的注定的宿命。取名“大梦”，是不是也有此意？于是说，民联和《中国之春》的那段历史是民运历史的一面镜子，一点不为过。

作者丁楚通过这面镜子，想告诉我们的是“不同观点、不同派别的人，并非不能在同一个组织中生存，但是共存的基本条件是它们必须遵守共同的规则。如果不守规则，那么即使观点和目标完全一致的人或派别也无法共处”。这是被民联公认为“实干家”以及被当时的民联主席胡平评为“手腕很厉害”的丁楚，在他两万八千字的“民联罢王风波始末”中做出的结论。这个结论是痛定思痛的结果，非个中人无以感同身受。如今看到这个结论，我们会认为，哪怕在解决当今恐怖主义、地区争端以及一些国家的种族、宗教、政党、派别纷争中，这仍是万全良策。

有这样的结论做镜，似乎就能保证民运团体今后一帆风顺大展宏图。但结果却不是。这个万全良策中少了一个前提，也是关键性的前提，那就是——遵守这个规则的，需是一群抱负远大、虚怀若谷、智高德劭的人。哪怕不具备这些，能有一个汉高祖、明太祖那样能包容的领袖也成。可惜王炳章尽管有着“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的宏愿，却没有这样的气量。正应了那句“量小非君子”。没有这样的人，什么样的镜子也白搭。

拿“罢王风波”乃至民联在此前后的起伏挫折做镜子，我们会看到，丁楚面对民联“每走到光明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历史总是选择了最荒谬的结局”，而发出的忧心又无奈的叹息。这个“最荒谬的选择”不是正义人士的大声疾呼所能左右。在每个“历史关头”，人们似乎都沉浸在眼前的纠纷和歧路中无法自拔，没有人会抬头仰望一下天空，找回自身的理想，找到通往理想的那条近路。

拿王炳章、胡平、丁楚、呼延民、薛伟这些人做镜子，我们会看到，在每个历史关头，多数人想到的是自己的私利而不是什么共同的理想。王炳章善于发展组织，善于运用谋略，却不惜通过给“中国之春”断血，企图彻底摧毁胡丁新政，将民联完全归回到自己掌控之下。胡平、丁楚能一改王炳章当政时期拿着“国民党的钱”却遮遮掩掩，专捣共产党的蛋的恶劣形象，从而将《中国之春》引向共商国是、弃“你死”求“我活”的阳光道路。可为了民联“四大”选举，胡平忽而化敌为友，忽而化友为敌。丁楚面对别人搞小动作的时候也是一味地“滑头”。呼延民首鼠两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蔡伟人格鄙劣……这样才高八斗的一群人，却内耗了大部分力量，以至于在关键时刻，整个团队发挥的力量微乎其微。正应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评价：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

《中国之春》是一面镜子，它照见的不是别的，正是人们内心的欲望。当人们在欲望中纠缠沉沦，就会期望那只是大梦一场，不愿在醒来的时候，悲恸地发现自己的丑陋。

无论理想有多崇高，口号有多响亮，才能有多突出，倘若缺少了高尚的人格，最终就会陷进这样的“大梦”里。是你，是我，是他，有几个能免俗？

这个“大梦”让我们觉得，创造历史的不是什么英雄人物“对主义的不懈追求”，而是小人物一时的拍案而起，是一念之差大意失错……

在这样的镜子面前，今后的民运人士，能不断地正冠理容，“见不贤而思内省”，好好地踏出自己的每一步吗？我们还是怀疑。

http://club.backchina.com/main/redirect.php?tid=771044&goto=new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