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大夢誰先覺----〈中國之春〉與我的民主歷程》是民運歷史的一面鏡子

《大夢誰先覺》是一部沒有寫完的書，從八六年作者丁楚加入《中國之春》寫到八九年海內外民運大潮方興之時嘎然而止。但它又似乎已經寫完，因為它留給我們的想象竟那麼真實，讓人洞若觀火地看到主人公丁楚執掌下的《中國之春》此後兩年的輝煌，看到丁楚比王炳章還要悽慘的前景，看到《中國之春》此後完全仰台灣鼻息，毫無生氣的結局。據說11年後的2000年，《中國之春》停刊。

《中國之春》受台灣情治資金資助，是台灣國民黨的“情報站”……這些當年局內人作為“組織最高機密”遮遮掩掩，局外人驚詫莫名乃至大倒胃口的新聞猛料，今天看來已不再新鮮。王炳章是不是小人，其他人是不是哪方面的“特務”，都幹了什麼醜事，如今看來也只是一場笑談。只是作者以史為鑑、上下求索的那份情懷，令人感佩，歷久彌新。

在1988年國內的民主大潮來臨前夜，“民聯”還是“海外唯一的民運團體”（引自原文）。在此前提下，《中國之春》自然堪稱海外“民運團體”的第一份“民運報刊”。如果我們能揭開所有的民運組織和人物的經歷，就會發現，這兩個“第一”的開拓者所經受的磨難，似乎成了一種定式，讓後來者幾經努力但都身不由己照走不誤。包括種種民運團體、民運明星們，相互間的猜疑、污衊、背叛和爭權奪利，包括一些民運組織最終變味變質，成了間諜組織的附庸和走狗……就如《紅樓夢》裡寶玉打開的那個“金陵十二釵”的冊子，預示着那個誰都逃不脫的註定的宿命。取名“大夢”，是不是也有此意？於是說，民聯和《中國之春》的那段歷史是民運歷史的一面鏡子，一點不為過。

作者丁楚通過這面鏡子，想告訴我們的是“不同觀點、不同派別的人，並非不能在同一個組織中生存，但是共存的基本條件是它們必須遵守共同的規則。如果不守規則，那麼即使觀點和目標完全一致的人或派別也無法共處”。這是被民聯公認為“實幹家”以及被當時的民聯主席胡平評為“手腕很厲害”的丁楚，在他兩萬八千字的“民聯罷王風波始末”中做出的結論。這個結論是痛定思痛的結果，非個中人無以感同身受。如今看到這個結論，我們會認為，哪怕在解決當今恐怖主義、地區爭端以及一些國家的種族、宗教、政黨、派別紛爭中，這仍是萬全良策。

有這樣的結論做鏡，似乎就能保證民運團體今後一帆風順大展宏圖。但結果卻不是。這個萬全良策中少了一個前提，也是關鍵性的前提，那就是——遵守這個規則的，需是一群抱負遠大、虛懷若谷、智高德劭的人。哪怕不具備這些，能有一個漢高祖、明太祖那樣能包容的領袖也成。可惜王炳章儘管有着“天下英雄盡入彀中”的宏願，卻沒有這樣的氣量。正應了那句“量小非君子”。沒有這樣的人，什麼樣的鏡子也白搭。

拿“罷王風波”乃至民聯在此前後的起伏挫折做鏡子，我們會看到，丁楚面對民聯“每走到光明的十字路口的時候，歷史總是選擇了最荒謬的結局”，而發出的憂心又無奈的嘆息。這個“最荒謬的選擇”不是正義人士的大聲疾呼所能左右。在每個“歷史關頭”，人們似乎都沉浸在眼前的糾紛和歧路中無法自拔，沒有人會抬頭仰望一下天空，找回自身的理想，找到通往理想的那條近路。

拿王炳章、胡平、丁楚、呼延民、薛偉這些人做鏡子，我們會看到，在每個歷史關頭，多數人想到的是自己的私利而不是什麼共同的理想。王炳章善於發展組織，善於運用謀略，卻不惜通過給“中國之春”斷血，企圖徹底摧毀胡丁新政，將民聯完全歸回到自己掌控之下。胡平、丁楚能一改王炳章當政時期拿着“國民黨的錢”卻遮遮掩掩，專搗共產黨的蛋的惡劣形象，從而將《中國之春》引向共商國是、棄“你死”求“我活”的陽光道路。可為了民聯“四大”選舉，胡平忽而化敵為友，忽而化友為敵。丁楚面對別人搞小動作的時候也是一味地“滑頭”。呼延民首鼠兩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蔡偉人格鄙劣……這樣才高八斗的一群人，卻內耗了大部分力量，以至於在關鍵時刻，整個團隊發揮的力量微乎其微。正應了日本人對中國人的評價：一個中國人是條龍，三個中國人是條蟲。

《中國之春》是一面鏡子，它照見的不是別的，正是人們內心的欲望。當人們在欲望中糾纏沉淪，就會期望那只是大夢一場，不願在醒來的時候，悲慟地發現自己的醜陋。

無論理想有多崇高，口號有多響亮，才能有多突出，倘若缺少了高尚的人格，最終就會陷進這樣的“大夢”里。是你，是我，是他，有幾個能免俗？

這個“大夢”讓我們覺得，創造歷史的不是什麼英雄人物“對主義的不懈追求”，而是小人物一時的拍案而起，是一念之差大意失錯……

在這樣的鏡子面前，今後的民運人士，能不斷地正冠理容，“見不賢而思內省”，好好地踏出自己的每一步嗎？我們還是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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