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的文章发表之后，胡平对此评价大发雷霆，给曹打电话，质问曹“你懂言论自由吗？”并向曹连喊三遍∶“我写《论言论自由》时，你在哪裡？你在哪裡？你在哪裡？”曹长青表示，胡平这种把别人当成假想竞争对手来进行攀比的心理，有时已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这样神经脆弱地在假想中树立竞争对手，简直是惊人的荒唐。

　　其七，胡平从来不做自我反省。

　　曹长青在文章中批评胡平的权力欲导致其假想攀比，更导致了他从来不做自我反省。对此，曹长青认爲，胡平之所以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误，盖因胡平的逻辑是，承认失误，就不再“一贯正确”，从而失去将来竞争领袖的资本。

　　1990年代中期以来，胡平连篇累牍地批评天安门事件中的学生“激进、不懂策略”。1994年，在纽约“八九民运讨论会”上，胡平再次批评学生说∶“在八九民运中，在戒严令之前，我们没有做到见好就收，在戒严令之后呢，我们没有做到见坏就上。”这就是胡平所谓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

　　曹长青认爲，胡平这样批评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失之偏颇，亦与胡平之前对学生激进行动的支持以及其当时提倡的“流血牺牲必要论”背道而驰。而当别人指出胡平的这种前后矛盾时，胡平採取了不予回应的做法；这让曹长青感到，胡平这位自称“民运理论家”的老友是不愿意扯下自己“一贯正确”的面纱，既文过饰非，又缺乏起码的诚实。

　　其八，胡平刻意回避自己的失误。

　　作为海外民运的“理论家”和领导者之一，胡平写过《民主牆∶十年的反思》；对于他并没在场的八九民运，也写了《八九民运的反思》等长文和专着。但曹长青发现，胡平至今没有写出一篇关于海外民运的“反思”。曹长青在文中以设问的方式这样质问，——“如果胡平真诚地致力于研究民运理论，为什么要刻意避开总结海外民运的经验教训呢？”然后，曹长青给出了答桉，——“因为海外民运有过两次大的分裂，胡平都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并负有相当的责任”。

　　曹长青认爲，总结经验教训，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到自己的责任和失误，因此胡平只有刻意回避，才能保持自己的“一贯正确”。对此，曹长青颇有微词。

　　其九，胡平视批评者为“红卫兵”。

　　众所周知，红卫兵是大陆文革期间诞生的一个怪胎。现在使用“红卫兵”这个名词来形容一个人，大抵是指这个人蛮横不讲理、言语粗俗、言行举止皆有杀伐之气，是明显的贬义。

　　曹长青在文中称，当他发表了批评胡平的文章之后，胡平不是就批评内容进行回应，而是大谈曹长青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曹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曹是“红卫兵”。曹长青认爲，胡平此擧是利用人们对文革、对红卫兵的厌恶情绪来抹黑对手

　　曹长青在文中称，当他发表了批评胡平的文章之后，胡平不是就批评内容进行回应，而是大谈曹长青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曹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曹是“红卫兵”。曹长青认爲，胡平此擧是利用人们对文革、对红卫兵的厌恶情绪来抹黑对手

　　为了维护“一贯正确”，胡平在他的长篇批评文章中刻意回避我批评他的主要内容，例如对两次海外民运分裂中他应负的责任一字不提，却大谈我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我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我是“红卫兵”，利用中国大陆人对“文革大批判”形式的厌恶情绪来抹黑辩论对手。对此，曹长青颇不以爲然，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胡平的不屑，并认爲胡平这种捨本逐末、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做法，与其自封的“一贯正确”一脉相承。

　　其十，胡平表里不一，否认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

　　此前，曹长青在《知识份子和共产党》一文中曾经引用了他与胡平私下电话交谈中胡平的一个观点，亦即“当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脱离群众的”。胡平对此极爲不满，指责曹长青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

　　对此，曹长青认爲，胡平作爲民运领袖之一，属于政治人物，当然属于受媒体监督的范围；他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当然可以被公开引用。因爲这不是一个个人隐私的问题，而是对政治人物的言行，无论公开和私下的，民众都有知情权的问题。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私下表述过的政治观点，是出尔反尔、言行不一。

　　其十一，胡平为了出名不择手段。

　　胡平指责曹长青在文章中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于是，曹长青祭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法宝，披露了胡平前后三次把别人的私下电话谈话内容全文发表的事实。

　　第一次是八九民运中，刚获释不久的民联成员杨巍从上海给胡平打来电话，谈及国内民运形势和看法。据一位知情人说，时任民联主席的胡平随即就把这番通话列印准备发表。当时杨巍的妻子车少莉是民联联委委员，得知消息后非常震惊，立即打电话给胡平，认为发表这番通话，会给身在国内的丈夫带来危险，恳求胡平不要发表。胡平竟回答说∶有的人要当烈士，别人不能拒绝。随后把“通话”发表在次日的纽约《世界日报》上。而杨巍在美国的妹夫见到报上刊登的“通话”后，给胡平打来电话，也认为这样做“会给杨巍招致危险”。胡平不仅没有任何歉意，还搪塞说，只有公开发表通话，才能更好地保护杨巍。

　　第二次是王丹被释放不久，胡平从纽约给人在北京家中的王丹打电话，然后把电话交谈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在台湾出版的书中（《从自由出发》，第344页）。胡平发表这份“电话交谈”，并没有王丹授权。曹长青据此认爲，胡平这样发表身在国内的异议人士的私下谈话，只是因为王丹刚释放，媒体多方报导，把与王丹的“对谈”发表，就显得胡平也足够重要，而这会给当事者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胡平确实不加考虑的。

　　第三次是魏京生获释，举世关注，胡平又给魏京生打去电话，也是随后把电话内容全部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的书中（同上，第323页）。发表时注明“据录音整理”，但也没有魏京生的发表授权。曹长青认爲，胡萍此擧与前述发表王丹的“电话交谈”如出一辙，也是爲了把魏京生的大名与胡平并列在一起，藉以提高胡平的名声、地位。

　　其十二，胡平爲了自己的“一贯正确”不惜放弃原则。

　　1994年4月，曹长青在《北京之春》杂志上发表《有尊严地回家》一文，公开批评那些民运名人和知识份子，在民运高潮时争名逐利，在民运低潮时却不顾尊严，向中共低头，换取回国的机会。对此，胡平批评曹长青在“尊严回国”问题上不该对人不宽容。

　　胡平的批评让曹长青感到吃惊，因爲在撰写这篇文章之前，曹长青曾与胡平探讨过这个选题，并且获得了胡平的认可；文章发表之后，针对一些人对曹长青此文的批评，胡平还在众人面前为曹长青的观点进行辩护。曹胡二人反目之后，胡平转而批评曹长青此文，这让曹长青既感到吃惊，也感到愤怒。曹长青认爲，胡平这种爲了“斗争需要”不断改变立场、不惜放弃原则的做法，降低了胡平作爲“民运理论家”的水准。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七，胡平从来不做自我反省。

　　曹长青在文章中批评胡平的权力欲导致其假想攀比，更导致了他从来不做自我反省。对此，曹长青认爲，胡平之所以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误，盖因胡平的逻辑是，承认失误，就不再“一贯正确”，从而失去将来竞争领袖的资本。

　　1990年代中期以来，胡平连篇累牍地批评天安门事件中的学生“激进、不懂策略”。1994年，在纽约“八九民运讨论会”上，胡平再次批评学生说∶“在八九民运中，在戒严令之前，我们没有做到见好就收，在戒严令之后呢，我们没有做到见坏就上。”这就是胡平所谓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

　　曹长青认爲，胡平这样批评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失之偏颇，亦与胡平之前对学生激进行动的支持以及其当时提倡的“流血牺牲必要论”背道而驰。而当别人指出胡平的这种前后矛盾时，胡平採取了不予回应的做法；这让曹长青感到，胡平这位自称“民运理论家”的老友是不愿意扯下自己“一贯正确”的面纱，既文过饰非，又缺乏起码的诚实。

　　其八，胡平刻意回避自己的失误。

　　作为海外民运的“理论家”和领导者之一，胡平写过《民主牆∶十年的反思》；对于他并没在场的八九民运，也写了《八九民运的反思》等长文和专着。但曹长青发现，胡平至今没有写出一篇关于海外民运的“反思”。曹长青在文中以设问的方式这样质问，——“如果胡平真诚地致力于研究民运理论，为什么要刻意避开总结海外民运的经验教训呢？”然后，曹长青给出了答桉，——“因为海外民运有过两次大的分裂，胡平都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并负有相当的责任”。

　　曹长青认爲，总结经验教训，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到自己的责任和失误，因此胡平只有刻意回避，才能保持自己的“一贯正确”。对此，曹长青颇有微词。

　　其九，胡平视批评者为“红卫兵”。

　　众所周知，红卫兵是大陆文革期间诞生的一个怪胎。现在使用“红卫兵”这个名词来形容一个人，大抵是指这个人蛮横不讲理、言语粗俗、言行举止皆有杀伐之气，是明显的贬义。

　　曹长青在文中称，当他发表了批评胡平的文章之后，胡平不是就批评内容进行回应，而是大谈曹长青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曹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曹是“红卫兵”。曹长青认爲，胡平此擧是利用人们对文革、对红卫兵的厌恶情绪来抹黑对手

　　曹长青在文中称，当他发表了批评胡平的文章之后，胡平不是就批评内容进行回应，而是大谈曹长青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曹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曹是“红卫兵”。曹长青认爲，胡平此擧是利用人们对文革、对红卫兵的厌恶情绪来抹黑对手

　　为了维护“一贯正确”，胡平在他的长篇批评文章中刻意回避我批评他的主要内容，例如对两次海外民运分裂中他应负的责任一字不提，却大谈我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我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我是“红卫兵”，利用中国大陆人对“文革大批判”形式的厌恶情绪来抹黑辩论对手。对此，曹长青颇不以爲然，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胡平的不屑，并认爲胡平这种捨本逐末、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做法，与其自封的“一贯正确”一脉相承。

　　其十，胡平表里不一，否认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

　　此前，曹长青在《知识份子和共产党》一文中曾经引用了他与胡平私下电话交谈中胡平的一个观点，亦即“当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脱离群众的”。胡平对此极爲不满，指责曹长青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

　　对此，曹长青认爲，胡平作爲民运领袖之一，属于政治人物，当然属于受媒体监督的范围；他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当然可以被公开引用。因爲这不是一个个人隐私的问题，而是对政治人物的言行，无论公开和私下的，民众都有知情权的问题。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私下表述过的政治观点，是出尔反尔、言行不一。

　　其十一，胡平为了出名不择手段。

　　胡平指责曹长青在文章中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于是，曹长青祭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法宝，披露了胡平前后三次把别人的私下电话谈话内容全文发表的事实。

　　第一次是八九民运中，刚获释不久的民联成员杨巍从上海给胡平打来电话，谈及国内民运形势和看法。据一位知情人说，时任民联主席的胡平随即就把这番通话列印准备发表。当时杨巍的妻子车少莉是民联联委委员，得知消息后非常震惊，立即打电话给胡平，认为发表这番通话，会给身在国内的丈夫带来危险，恳求胡平不要发表。胡平竟回答说∶有的人要当烈士，别人不能拒绝。随后把“通话”发表在次日的纽约《世界日报》上。而杨巍在美国的妹夫见到报上刊登的“通话”后，给胡平打来电话，也认为这样做“会给杨巍招致危险”。胡平不仅没有任何歉意，还搪塞说，只有公开发表通话，才能更好地保护杨巍。

　　第二次是王丹被释放不久，胡平从纽约给人在北京家中的王丹打电话，然后把电话交谈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在台湾出版的书中（《从自由出发》，第344页）。胡平发表这份“电话交谈”，并没有王丹授权。曹长青据此认爲，胡平这样发表身在国内的异议人士的私下谈话，只是因为王丹刚释放，媒体多方报导，把与王丹的“对谈”发表，就显得胡平也足够重要，而这会给当事者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胡平确实不加考虑的。

　　第三次是魏京生获释，举世关注，胡平又给魏京生打去电话，也是随后把电话内容全部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的书中（同上，第323页）。发表时注明“据录音整理”，但也没有魏京生的发表授权。曹长青认爲，胡萍此擧与前述发表王丹的“电话交谈”如出一辙，也是爲了把魏京生的大名与胡平并列在一起，藉以提高胡平的名声、地位。

　　其十二，胡平爲了自己的“一贯正确”不惜放弃原则。

　　1994年4月，曹长青在《北京之春》杂志上发表《有尊严地回家》一文，公开批评那些民运名人和知识份子，在民运高潮时争名逐利，在民运低潮时却不顾尊严，向中共低头，换取回国的机会。对此，胡平批评曹长青在“尊严回国”问题上不该对人不宽容。

　　胡平的批评让曹长青感到吃惊，因爲在撰写这篇文章之前，曹长青曾与胡平探讨过这个选题，并且获得了胡平的认可；文章发表之后，针对一些人对曹长青此文的批评，胡平还在众人面前为曹长青的观点进行辩护。曹胡二人反目之后，胡平转而批评曹长青此文，这让曹长青既感到吃惊，也感到愤怒。曹长青认爲，胡平这种爲了“斗争需要”不断改变立场、不惜放弃原则的做法，降低了胡平作爲“民运理论家”的水准。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为了维护“一贯正确”，胡平在他的长篇批评文章中刻意回避我批评他的主要内容，例如对两次海外民运分裂中他应负的责任一字不提，却大谈我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我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我是“红卫兵”，利用中国大陆人对“文革大批判”形式的厌恶情绪来抹黑辩论对手。对此，曹长青颇不以爲然，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胡平的不屑，并认爲胡平这种捨本逐末、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做法，与其自封的“一贯正确”一脉相承。

　　其十，胡平表里不一，否认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

　　此前，曹长青在《知识份子和共产党》一文中曾经引用了他与胡平私下电话交谈中胡平的一个观点，亦即“当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脱离群众的”。胡平对此极爲不满，指责曹长青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

　　对此，曹长青认爲，胡平作爲民运领袖之一，属于政治人物，当然属于受媒体监督的范围；他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当然可以被公开引用。因爲这不是一个个人隐私的问题，而是对政治人物的言行，无论公开和私下的，民众都有知情权的问题。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私下表述过的政治观点，是出尔反尔、言行不一。

　　其十一，胡平为了出名不择手段。

　　胡平指责曹长青在文章中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于是，曹长青祭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法宝，披露了胡平前后三次把别人的私下电话谈话内容全文发表的事实。

　　第一次是八九民运中，刚获释不久的民联成员杨巍从上海给胡平打来电话，谈及国内民运形势和看法。据一位知情人说，时任民联主席的胡平随即就把这番通话列印准备发表。当时杨巍的妻子车少莉是民联联委委员，得知消息后非常震惊，立即打电话给胡平，认为发表这番通话，会给身在国内的丈夫带来危险，恳求胡平不要发表。胡平竟回答说∶有的人要当烈士，别人不能拒绝。随后把“通话”发表在次日的纽约《世界日报》上。而杨巍在美国的妹夫见到报上刊登的“通话”后，给胡平打来电话，也认为这样做“会给杨巍招致危险”。胡平不仅没有任何歉意，还搪塞说，只有公开发表通话，才能更好地保护杨巍。

　　第二次是王丹被释放不久，胡平从纽约给人在北京家中的王丹打电话，然后把电话交谈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在台湾出版的书中（《从自由出发》，第344页）。胡平发表这份“电话交谈”，并没有王丹授权。曹长青据此认爲，胡平这样发表身在国内的异议人士的私下谈话，只是因为王丹刚释放，媒体多方报导，把与王丹的“对谈”发表，就显得胡平也足够重要，而这会给当事者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胡平确实不加考虑的。

　　第三次是魏京生获释，举世关注，胡平又给魏京生打去电话，也是随后把电话内容全部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的书中（同上，第323页）。发表时注明“据录音整理”，但也没有魏京生的发表授权。曹长青认爲，胡萍此擧与前述发表王丹的“电话交谈”如出一辙，也是爲了把魏京生的大名与胡平并列在一起，藉以提高胡平的名声、地位。

　　其十二，胡平爲了自己的“一贯正确”不惜放弃原则。

　　1994年4月，曹长青在《北京之春》杂志上发表《有尊严地回家》一文，公开批评那些民运名人和知识份子，在民运高潮时争名逐利，在民运低潮时却不顾尊严，向中共低头，换取回国的机会。对此，胡平批评曹长青在“尊严回国”问题上不该对人不宽容。

　　胡平的批评让曹长青感到吃惊，因爲在撰写这篇文章之前，曹长青曾与胡平探讨过这个选题，并且获得了胡平的认可；文章发表之后，针对一些人对曹长青此文的批评，胡平还在众人面前为曹长青的观点进行辩护。曹胡二人反目之后，胡平转而批评曹长青此文，这让曹长青既感到吃惊，也感到愤怒。曹长青认爲，胡平这种爲了“斗争需要”不断改变立场、不惜放弃原则的做法，降低了胡平作爲“民运理论家”的水准。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其七，胡平从来不做自我反省。

　　曹长青在文章中批评胡平的权力欲导致其假想攀比，更导致了他从来不做自我反省。对此，曹长青认爲，胡平之所以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误，盖因胡平的逻辑是，承认失误，就不再“一贯正确”，从而失去将来竞争领袖的资本。

　　1990年代中期以来，胡平连篇累牍地批评天安门事件中的学生“激进、不懂策略”。1994年，在纽约“八九民运讨论会”上，胡平再次批评学生说∶“在八九民运中，在戒严令之前，我们没有做到见好就收，在戒严令之后呢，我们没有做到见坏就上。”这就是胡平所谓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

　　曹长青认爲，胡平这样批评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失之偏颇，亦与胡平之前对学生激进行动的支持以及其当时提倡的“流血牺牲必要论”背道而驰。而当别人指出胡平的这种前后矛盾时，胡平採取了不予回应的做法；这让曹长青感到，胡平这位自称“民运理论家”的老友是不愿意扯下自己“一贯正确”的面纱，既文过饰非，又缺乏起码的诚实。

　　其八，胡平刻意回避自己的失误。

　　作为海外民运的“理论家”和领导者之一，胡平写过《民主牆∶十年的反思》；对于他并没在场的八九民运，也写了《八九民运的反思》等长文和专着。但曹长青发现，胡平至今没有写出一篇关于海外民运的“反思”。曹长青在文中以设问的方式这样质问，——“如果胡平真诚地致力于研究民运理论，为什么要刻意避开总结海外民运的经验教训呢？”然后，曹长青给出了答桉，——“因为海外民运有过两次大的分裂，胡平都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并负有相当的责任”。

　　曹长青认爲，总结经验教训，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到自己的责任和失误，因此胡平只有刻意回避，才能保持自己的“一贯正确”。对此，曹长青颇有微词。

　　其九，胡平视批评者为“红卫兵”。

　　众所周知，红卫兵是大陆文革期间诞生的一个怪胎。现在使用“红卫兵”这个名词来形容一个人，大抵是指这个人蛮横不讲理、言语粗俗、言行举止皆有杀伐之气，是明显的贬义。

　　曹长青在文中称，当他发表了批评胡平的文章之后，胡平不是就批评内容进行回应，而是大谈曹长青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曹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曹是“红卫兵”。曹长青认爲，胡平此擧是利用人们对文革、对红卫兵的厌恶情绪来抹黑对手

　　曹长青在文中称，当他发表了批评胡平的文章之后，胡平不是就批评内容进行回应，而是大谈曹长青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曹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曹是“红卫兵”。曹长青认爲，胡平此擧是利用人们对文革、对红卫兵的厌恶情绪来抹黑对手

　　为了维护“一贯正确”，胡平在他的长篇批评文章中刻意回避我批评他的主要内容，例如对两次海外民运分裂中他应负的责任一字不提，却大谈我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我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我是“红卫兵”，利用中国大陆人对“文革大批判”形式的厌恶情绪来抹黑辩论对手。对此，曹长青颇不以爲然，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胡平的不屑，并认爲胡平这种捨本逐末、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做法，与其自封的“一贯正确”一脉相承。

　　其十，胡平表里不一，否认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

　　此前，曹长青在《知识份子和共产党》一文中曾经引用了他与胡平私下电话交谈中胡平的一个观点，亦即“当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脱离群众的”。胡平对此极爲不满，指责曹长青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

　　对此，曹长青认爲，胡平作爲民运领袖之一，属于政治人物，当然属于受媒体监督的范围；他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当然可以被公开引用。因爲这不是一个个人隐私的问题，而是对政治人物的言行，无论公开和私下的，民众都有知情权的问题。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私下表述过的政治观点，是出尔反尔、言行不一。

　　其十一，胡平为了出名不择手段。

　　胡平指责曹长青在文章中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于是，曹长青祭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法宝，披露了胡平前后三次把别人的私下电话谈话内容全文发表的事实。

　　第一次是八九民运中，刚获释不久的民联成员杨巍从上海给胡平打来电话，谈及国内民运形势和看法。据一位知情人说，时任民联主席的胡平随即就把这番通话列印准备发表。当时杨巍的妻子车少莉是民联联委委员，得知消息后非常震惊，立即打电话给胡平，认为发表这番通话，会给身在国内的丈夫带来危险，恳求胡平不要发表。胡平竟回答说∶有的人要当烈士，别人不能拒绝。随后把“通话”发表在次日的纽约《世界日报》上。而杨巍在美国的妹夫见到报上刊登的“通话”后，给胡平打来电话，也认为这样做“会给杨巍招致危险”。胡平不仅没有任何歉意，还搪塞说，只有公开发表通话，才能更好地保护杨巍。

　　第二次是王丹被释放不久，胡平从纽约给人在北京家中的王丹打电话，然后把电话交谈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在台湾出版的书中（《从自由出发》，第344页）。胡平发表这份“电话交谈”，并没有王丹授权。曹长青据此认爲，胡平这样发表身在国内的异议人士的私下谈话，只是因为王丹刚释放，媒体多方报导，把与王丹的“对谈”发表，就显得胡平也足够重要，而这会给当事者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胡平确实不加考虑的。

　　第三次是魏京生获释，举世关注，胡平又给魏京生打去电话，也是随后把电话内容全部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的书中（同上，第323页）。发表时注明“据录音整理”，但也没有魏京生的发表授权。曹长青认爲，胡萍此擧与前述发表王丹的“电话交谈”如出一辙，也是爲了把魏京生的大名与胡平并列在一起，藉以提高胡平的名声、地位。

　　其十二，胡平爲了自己的“一贯正确”不惜放弃原则。

　　1994年4月，曹长青在《北京之春》杂志上发表《有尊严地回家》一文，公开批评那些民运名人和知识份子，在民运高潮时争名逐利，在民运低潮时却不顾尊严，向中共低头，换取回国的机会。对此，胡平批评曹长青在“尊严回国”问题上不该对人不宽容。

　　胡平的批评让曹长青感到吃惊，因爲在撰写这篇文章之前，曹长青曾与胡平探讨过这个选题，并且获得了胡平的认可；文章发表之后，针对一些人对曹长青此文的批评，胡平还在众人面前为曹长青的观点进行辩护。曹胡二人反目之后，胡平转而批评曹长青此文，这让曹长青既感到吃惊，也感到愤怒。曹长青认爲，胡平这种爲了“斗争需要”不断改变立场、不惜放弃原则的做法，降低了胡平作爲“民运理论家”的水准。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为了维护“一贯正确”，胡平在他的长篇批评文章中刻意回避我批评他的主要内容，例如对两次海外民运分裂中他应负的责任一字不提，却大谈我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我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我是“红卫兵”，利用中国大陆人对“文革大批判”形式的厌恶情绪来抹黑辩论对手。对此，曹长青颇不以爲然，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胡平的不屑，并认爲胡平这种捨本逐末、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做法，与其自封的“一贯正确”一脉相承。

　　其十，胡平表里不一，否认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

　　此前，曹长青在《知识份子和共产党》一文中曾经引用了他与胡平私下电话交谈中胡平的一个观点，亦即“当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脱离群众的”。胡平对此极爲不满，指责曹长青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

　　对此，曹长青认爲，胡平作爲民运领袖之一，属于政治人物，当然属于受媒体监督的范围；他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当然可以被公开引用。因爲这不是一个个人隐私的问题，而是对政治人物的言行，无论公开和私下的，民众都有知情权的问题。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私下表述过的政治观点，是出尔反尔、言行不一。

　　其十一，胡平为了出名不择手段。

　　胡平指责曹长青在文章中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于是，曹长青祭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法宝，披露了胡平前后三次把别人的私下电话谈话内容全文发表的事实。

　　第一次是八九民运中，刚获释不久的民联成员杨巍从上海给胡平打来电话，谈及国内民运形势和看法。据一位知情人说，时任民联主席的胡平随即就把这番通话列印准备发表。当时杨巍的妻子车少莉是民联联委委员，得知消息后非常震惊，立即打电话给胡平，认为发表这番通话，会给身在国内的丈夫带来危险，恳求胡平不要发表。胡平竟回答说∶有的人要当烈士，别人不能拒绝。随后把“通话”发表在次日的纽约《世界日报》上。而杨巍在美国的妹夫见到报上刊登的“通话”后，给胡平打来电话，也认为这样做“会给杨巍招致危险”。胡平不仅没有任何歉意，还搪塞说，只有公开发表通话，才能更好地保护杨巍。

　　第二次是王丹被释放不久，胡平从纽约给人在北京家中的王丹打电话，然后把电话交谈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在台湾出版的书中（《从自由出发》，第344页）。胡平发表这份“电话交谈”，并没有王丹授权。曹长青据此认爲，胡平这样发表身在国内的异议人士的私下谈话，只是因为王丹刚释放，媒体多方报导，把与王丹的“对谈”发表，就显得胡平也足够重要，而这会给当事者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胡平确实不加考虑的。

　　第三次是魏京生获释，举世关注，胡平又给魏京生打去电话，也是随后把电话内容全部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的书中（同上，第323页）。发表时注明“据录音整理”，但也没有魏京生的发表授权。曹长青认爲，胡萍此擧与前述发表王丹的“电话交谈”如出一辙，也是爲了把魏京生的大名与胡平并列在一起，藉以提高胡平的名声、地位。

　　其十二，胡平爲了自己的“一贯正确”不惜放弃原则。

　　1994年4月，曹长青在《北京之春》杂志上发表《有尊严地回家》一文，公开批评那些民运名人和知识份子，在民运高潮时争名逐利，在民运低潮时却不顾尊严，向中共低头，换取回国的机会。对此，胡平批评曹长青在“尊严回国”问题上不该对人不宽容。

　　胡平的批评让曹长青感到吃惊，因爲在撰写这篇文章之前，曹长青曾与胡平探讨过这个选题，并且获得了胡平的认可；文章发表之后，针对一些人对曹长青此文的批评，胡平还在众人面前为曹长青的观点进行辩护。曹胡二人反目之后，胡平转而批评曹长青此文，这让曹长青既感到吃惊，也感到愤怒。曹长青认爲，胡平这种爲了“斗争需要”不断改变立场、不惜放弃原则的做法，降低了胡平作爲“民运理论家”的水准。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为了维护“一贯正确”，胡平在他的长篇批评文章中刻意回避我批评他的主要内容，例如对两次海外民运分裂中他应负的责任一字不提，却大谈我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我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我是“红卫兵”，利用中国大陆人对“文革大批判”形式的厌恶情绪来抹黑辩论对手。对此，曹长青颇不以爲然，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胡平的不屑，并认爲胡平这种捨本逐末、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做法，与其自封的“一贯正确”一脉相承。

　　其十，胡平表里不一，否认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

　　此前，曹长青在《知识份子和共产党》一文中曾经引用了他与胡平私下电话交谈中胡平的一个观点，亦即“当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脱离群众的”。胡平对此极爲不满，指责曹长青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

　　对此，曹长青认爲，胡平作爲民运领袖之一，属于政治人物，当然属于受媒体监督的范围；他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当然可以被公开引用。因爲这不是一个个人隐私的问题，而是对政治人物的言行，无论公开和私下的，民众都有知情权的问题。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私下表述过的政治观点，是出尔反尔、言行不一。

　　其十一，胡平为了出名不择手段。

　　胡平指责曹长青在文章中引用他的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于是，曹长青祭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法宝，披露了胡平前后三次把别人的私下电话谈话内容全文发表的事实。

　　第一次是八九民运中，刚获释不久的民联成员杨巍从上海给胡平打来电话，谈及国内民运形势和看法。据一位知情人说，时任民联主席的胡平随即就把这番通话列印准备发表。当时杨巍的妻子车少莉是民联联委委员，得知消息后非常震惊，立即打电话给胡平，认为发表这番通话，会给身在国内的丈夫带来危险，恳求胡平不要发表。胡平竟回答说∶有的人要当烈士，别人不能拒绝。随后把“通话”发表在次日的纽约《世界日报》上。而杨巍在美国的妹夫见到报上刊登的“通话”后，给胡平打来电话，也认为这样做“会给杨巍招致危险”。胡平不仅没有任何歉意，还搪塞说，只有公开发表通话，才能更好地保护杨巍。

　　第二次是王丹被释放不久，胡平从纽约给人在北京家中的王丹打电话，然后把电话交谈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在台湾出版的书中（《从自由出发》，第344页）。胡平发表这份“电话交谈”，并没有王丹授权。曹长青据此认爲，胡平这样发表身在国内的异议人士的私下谈话，只是因为王丹刚释放，媒体多方报导，把与王丹的“对谈”发表，就显得胡平也足够重要，而这会给当事者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胡平确实不加考虑的。

　　第三次是魏京生获释，举世关注，胡平又给魏京生打去电话，也是随后把电话内容全部刊登在《北京之春》杂志上，随后又收入他的书中（同上，第323页）。发表时注明“据录音整理”，但也没有魏京生的发表授权。曹长青认爲，胡萍此擧与前述发表王丹的“电话交谈”如出一辙，也是爲了把魏京生的大名与胡平并列在一起，藉以提高胡平的名声、地位。

　　其十二，胡平爲了自己的“一贯正确”不惜放弃原则。

　　1994年4月，曹长青在《北京之春》杂志上发表《有尊严地回家》一文，公开批评那些民运名人和知识份子，在民运高潮时争名逐利，在民运低潮时却不顾尊严，向中共低头，换取回国的机会。对此，胡平批评曹长青在“尊严回国”问题上不该对人不宽容。

　　胡平的批评让曹长青感到吃惊，因爲在撰写这篇文章之前，曹长青曾与胡平探讨过这个选题，并且获得了胡平的认可；文章发表之后，针对一些人对曹长青此文的批评，胡平还在众人面前为曹长青的观点进行辩护。曹胡二人反目之后，胡平转而批评曹长青此文，这让曹长青既感到吃惊，也感到愤怒。曹长青认爲，胡平这种爲了“斗争需要”不断改变立场、不惜放弃原则的做法，降低了胡平作爲“民运理论家”的水准。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其十三，曹长青批评胡平滥用权力。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曹长青披露，他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同时批评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论言论自由》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他把这些内容告诉了胡平，并通知胡平，他将把这篇文章投给胡平担任主编的《北京之春》杂志。胡平闻言，立即回复曹长青，说，作爲编辑，他认爲曹的这篇文章“低于发表水准”。

　　令曹长青“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真的这样做了。当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杂志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据此，曹长青认爲胡平是滥用权力，并举出胡平拒绝发表观点与之向左的民运人士郑义和封从德文章的桉例，以此佐证胡平的党同伐异和滥用权力。

　　应当说，曹长青此处对胡平的批评，未免有意气之嫌，所擧的郑义和封从德桉例，也不过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码。

　　其十四，“权力梦”膨胀，胡平自负、狂妄。

　　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长青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等民运大老攀比，是一种自负。在这一部分里，曹长青则指控胡平与米兰•昆德拉、哈威尔等国际知名人士攀比，认爲这是胡平的狂妄。

　　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驳曹长青的文章中声称，曹长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并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因爲曹长青所引用的这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众所周知，此处提到的几位苏东人士，都是苏东各国共产党统治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着名异见人士，胡平拿自己与这些人士作比，让曹长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认定这是胡平“权力梦”膨胀导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其十五，在文章的结尾処，曹长青声称，胡平的“权力梦”终将破碎。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综上所述曹长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间的争拗不单单是立场、观点之争，也是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意气之争。虽然曹胡双方都认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他们争拗的核心，并非是爲了让真理愈辩愈明，而是爲了谁能够掌握海外民运的话语权，从而左右民运圈内的人心向背。当曹长青指责胡平导致海外民运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当曹长青严厉批评胡平被“权力梦”腐蚀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自己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