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 從中國傳統看海外民運合法性的喪失 雖然現代民主制度是世界潮流和發展方向，而且全球大多數國家都採用了這一制度形式，但是有着五千年悠久歷史和文化的中國卻有着其獨特的政治傳統，並形成了如下兩大集體性共識：一是成則為王敗則寇。二是不看重權利獲得的方式和程序，衡量的標準是治理效果和有效性。這種例子在中國的歷史上比比皆是。被稱為世代帝王楷模的唐太宗李世民，他一手發動玄武門政變，親手射死已是太子的哥哥李建成，殺死弟弟李元吉並殘忍的將兩兄弟家室滅門，以武力逼其父退位。應該說李世民的政權根本不具合法性，甚至人性都已喪失。然而就是他卻開創中國封建社會的盛世“貞觀之治”，歷史對其的評價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戰略家、文學家、書法家和詩人、偉大的民族英雄、卓越的領袖、影響中華乃至世界進程的傑出人物， “是繼孔子之後中國數一數二的偉人”以及“千古一帝”的稱號。另一個例子則是通過“靖難之役”奪得皇位、修建北京城和編纂《永樂大典》、開創偉大鄭和時代的明成祖朱棣。而相反的例子也同樣地說明了這一點：西漢末王莽篡權，但由於實行新政慘敗，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災難，最終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架。 一國的發展與演進，必定要在歷史給定的條件下進行，中國的民主化也無法脫離這一點。這也是為什麼儘管20年前，中共血腥鎮壓了天安門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其合法性喪失殆盡，但卻由於隨後的二十年間的經濟奇蹟和有效管治，成功擺脫“六四”的負面影響，依然獲得國內外相當程度的承認與支持。與中共形成鮮明對比的卻是海外民運由盛到衰，由一呼百應到全面的邊緣化，甚至已淪落到生死掙扎的邊緣。而箇中原因，就在於海外民運極其惡質的表現，在中國的政治傳統的投射下，已經喪失了其存在和發展的合法性。這一點在武聞先生所著《民運精英大起底》得到了鮮明的體現。 海外民運如果從1978年民主牆算起，已經三十年了。這三十年間，海外民運呈現在世人面前的卻是令人驚心的生活腐化、獨裁專橫、無休止你死我活的激烈內鬥、與藏獨和台獨沆瀣一氣、至今都無法解決自食其力而不得不依靠台灣和美國的支持從而淪為它們的工具的境地。 王炳章是海外第一個民運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即民聯的創辦人，在他擔任主席的四年間，即為了掩蓋巨額財務漏洞，利用自己對資金的壟斷性地位，製造經濟危機。而在他不得連任的情況下，又自行選定胡平任接班人，並在選舉時遇到競爭對手挑戰時，居然以主席的身份試圖勸退其他候選人，險些造成民聯的分裂。此後，令人憤怒的是，就在大陸“八九”民主運動達到高峰之時，他為了控制民聯，故計重演，再次妄圖以經濟危機和自己占有的“小金庫”為手段消除異己、控制民聯，最終卻造成民聯的大分裂。而在內鬥後期，王炳章居然採取盜竊民聯全部資金、占領民聯總部、停掉《中國之春》編輯部電話等惡劣手段。此外，民聯成立以來，其資金竟然全部來自台灣情治單位每年高達六十萬美元的“捐助”，從而使得民聯最終演變成台灣在海外的情報站。 海外民運歷史上一共發生兩次大的分裂。這兩次均與另一位資深民運人士、民聯三大和四大主席胡平有關。1993年，民聯與民陣舉行合併大會，結果居然火拼。內定為主席剛從國內出來還不了解民運的王若望憤而退出競選，在此關鍵時刻，另一候選人、諳熟背景和深知後果的胡平竟然也選擇退出，造成合併大會變成分裂大會。不僅民聯和民陣仍然各自存在，從民聯和民陣分裂出來的部分代表又成立了民聯陣，海外民運力量開始碎片化。胡平對這兩次分裂負有責任外，其最令人詬病的則是心胸狹隘，容不下議論自由和正常批評。把任何批評他的人都視為“紅衛兵”。他和批評他的好友曹長青反目成仇、互相攻訌長達十幾年，到現在都沒有結束，成為海外民運的鬧劇和醜劇。他在競選民聯主席的時候，就公然聲稱，如果失敗將退出民聯。當他和民聯創始人王炳章斗的你死我活一刻，聲稱“罷免（王）不成功，我則退盟”。 中國人權理事會，曾被視為一團漆黑的海外民運最後一個理想堡壘。然而，隨着黑幕揭開，世人對民運的最後一點殘存的幻想也告破滅。劉青自1992年即擔任“中國人權”主席，直至他2006年退休，長達十四年間，沒有經過任何選舉。2004年，劉青違反民主原則、貪污腐敗、生活極度奢華、以權謀私、任人唯親、利用職權排斥異己、工作瀆職被曝光，2005年，包括方勵之、劉賓雁、蘇曉康、王丹等十幾位理事憤而辭職，並發表聲明指出：“中國人權已經從一個理想主義者創建的公益組織，變成一個搞黑箱操作、無視章程法規的利益集團”。 被稱為“民運之父”的魏京生，文革時參加極端造反派“聯動”組織。1978年由於參加民主牆運動和出售軍事機密給法國大使館三秘白天祥而被捕入獄。1997年，魏京生保外就醫赴美。然而，僅僅幾年，幾乎所有的人都成了他的敵人，這不僅包括海外民運領袖，甚至還包括曾經營救他的美國總統克林頓。他聲稱白宮希望“他還是死了好”。還懷疑克林頓很有可能是“中共間諜”而造成這一切的原因一是在於其沒有受過系統和完整的教育。二是其偏執自大的性格。他在回答美國記者提問時，不假思索暴露出其荒唐、罔顧現實而又無知的的一面：“美國根本不應該與中國打交道，應當斷絕所有與中國的貿易關係”。而魏京生為了保住自己“民運之父”的頭銜，對其他民運人士痛下殺手，為此不惜毫無根據的污衊中國民主黨創始人王有才、徐文立變節，把中國民主黨污為中共的的特工組織，並對記者宣稱聲援中國民主黨的王希哲是中共特工。但是，為了迎合台灣民進黨當局和爭奪資金的需要，1998年在接受李登輝接見時，竟然聲稱“山東也可以獨立”。 在海外民運、六四精英眼中，沒有什麼底線不可以突破的。不僅分裂國家支持台獨和藏獨，就是人類社會共同人倫道德、做人的底線也被他們視為廢紙。2002年1月1日，在民運老人王若望的葬禮上，身為中國民聯主席的徐水良及其家人與“人權組織”負責人鮑戈及其家人大打出手，殺聲震天。而海外民運發生的另一場全武行，居然是發生在莊嚴的美國國會。1999年1月8日，美國國會召開由魏京生作證的情況簡報，卻爆發了王希哲、薛明德等人推搡、高聲叫罵，而魏京生則直指王希哲是“共特”。這就是民運史上著名的“王希哲大鬧美國國會”事件。 除了爭名奪利，這些民運人士的私生活還有他人不可知的陰暗一面。胡平為了離婚虐打前妻致殘，王丹同性戀淫亂（被台灣《TVBS周刊》爆料）、候德建吸毒、吾爾凱希夜總會泡三陪、倪育賢招妓、薛偉張菁通姦、柴玲信用欺詐、劉青麼吞公款等，簡直是一幅當代版的“民運現形記”。 儘管海外民運的惡質是如此的觸目驚心，然而目前揭露出來的事實還僅僅是冰山一角。海外民運正如《紅樓夢》中的賈府，只有門前的石獅子是乾淨的。一個道德良心喪失、理想淪陷、只專心於爭名奪利、貪污腐化、喪失民族氣節的民運團體，怎麼能夠承擔起中國的民主大業？一個連自我都無法有效管理、甚至連自食其力都無法做到的政治集團，怎麼能夠肩負起帶領國家發展的重任？這也是為什麼民運領袖王丹在台灣 哀嘆“海外民運已經徹底失敗”，這也是為什麼“六四”二十年後，海外民運連基本的合法性都不復存在的原因。 （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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