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从中国传统看海外民运合法性的丧失 虽然现代民主制度是世界潮流和发展方向，而且全球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这一制度形式，但是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中国却有着其独特的政治传统，并形成了如下两大集体性共识：一是成则为王败则寇。二是不看重权利获得的方式和程序，衡量的标准是治理效果和有效性。这种例子在中国的历史上比比皆是。被称为世代帝王楷模的唐太宗李世民，他一手发动玄武门政变，亲手射死已是太子的哥哥李建成，杀死弟弟李元吉并残忍的将两兄弟家室灭门，以武力逼其父退位。应该说李世民的政权根本不具合法性，甚至人性都已丧失。然而就是他却开创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贞观之治”，历史对其的评价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文学家、书法家和诗人、伟大的民族英雄、卓越的领袖、影响中华乃至世界进程的杰出人物， “是继孔子之后中国数一数二的伟人”以及“千古一帝”的称号。另一个例子则是通过“靖难之役”夺得皇位、修建北京城和编纂《永乐大典》、开创伟大郑和时代的明成祖朱棣。而相反的例子也同样地说明了这一点：西汉末王莽篡权，但由于实行新政惨败，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最终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架。 一国的发展与演进，必定要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进行，中国的民主化也无法脱离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尽管20年前，中共血腥镇压了天安门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其合法性丧失殆尽，但却由于随后的二十年间的经济奇迹和有效管治，成功摆脱“六四”的负面影响，依然获得国内外相当程度的承认与支持。与中共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海外民运由盛到衰，由一呼百应到全面的边缘化，甚至已沦落到生死挣扎的边缘。而个中原因，就在于海外民运极其恶质的表现，在中国的政治传统的投射下，已经丧失了其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这一点在武闻先生所著《民运精英大起底》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海外民运如果从1978年民主墙算起，已经三十年了。这三十年间，海外民运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却是令人惊心的生活腐化、独裁专横、无休止你死我活的激烈内斗、与藏独和台独沆瀣一气、至今都无法解决自食其力而不得不依靠台湾和美国的支持从而沦为它们的工具的境地。 王炳章是海外第一个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即民联的创办人，在他担任主席的四年间，即为了掩盖巨额财务漏洞，利用自己对资金的垄断性地位，制造经济危机。而在他不得连任的情况下，又自行选定胡平任接班人，并在选举时遇到竞争对手挑战时，居然以主席的身份试图劝退其他候选人，险些造成民联的分裂。此后，令人愤怒的是，就在大陆“八九”民主运动达到高峰之时，他为了控制民联，故计重演，再次妄图以经济危机和自己占有的“小金库”为手段消除异己、控制民联，最终却造成民联的大分裂。而在内斗后期，王炳章居然采取盗窃民联全部资金、占领民联总部、停掉《中国之春》编辑部电话等恶劣手段。此外，民联成立以来，其资金竟然全部来自台湾情治单位每年高达六十万美元的“捐助”，从而使得民联最终演变成台湾在海外的情报站。 海外民运历史上一共发生两次大的分裂。这两次均与另一位资深民运人士、民联三大和四大主席胡平有关。1993年，民联与民阵举行合并大会，结果居然火拼。内定为主席刚从国内出来还不了解民运的王若望愤而退出竞选，在此关键时刻，另一候选人、谙熟背景和深知后果的胡平竟然也选择退出，造成合并大会变成分裂大会。不仅民联和民阵仍然各自存在，从民联和民阵分裂出来的部分代表又成立了民联阵，海外民运力量开始碎片化。胡平对这两次分裂负有责任外，其最令人诟病的则是心胸狭隘，容不下议论自由和正常批评。把任何批评他的人都视为“红卫兵”。他和批评他的好友曹长青反目成仇、互相攻讧长达十几年，到现在都没有结束，成为海外民运的闹剧和丑剧。他在竞选民联主席的时候，就公然声称，如果失败将退出民联。当他和民联创始人王炳章斗的你死我活一刻，声称“罢免（王）不成功，我则退盟”。 中国人权理事会，曾被视为一团漆黑的海外民运最后一个理想堡垒。然而，随着黑幕揭开，世人对民运的最后一点残存的幻想也告破灭。刘青自1992年即担任“中国人权”主席，直至他2006年退休，长达十四年间，没有经过任何选举。2004年，刘青违反民主原则、贪污腐败、生活极度奢华、以权谋私、任人唯亲、利用职权排斥异己、工作渎职被曝光，2005年，包括方励之、刘宾雁、苏晓康、王丹等十几位理事愤而辞职，并发表声明指出：“中国人权已经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创建的公益组织，变成一个搞黑箱操作、无视章程法规的利益集团”。 被称为“民运之父”的魏京生，文革时参加极端造反派“联动”组织。1978年由于参加民主墙运动和出售军事机密给法国大使馆三秘白天祥而被捕入狱。1997年，魏京生保外就医赴美。然而，仅仅几年，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他的敌人，这不仅包括海外民运领袖，甚至还包括曾经营救他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他声称白宫希望“他还是死了好”。还怀疑克林顿很有可能是“中共间谍”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一是在于其没有受过系统和完整的教育。二是其偏执自大的性格。他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不假思索暴露出其荒唐、罔顾现实而又无知的的一面：“美国根本不应该与中国打交道，应当断绝所有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而魏京生为了保住自己“民运之父”的头衔，对其他民运人士痛下杀手，为此不惜毫无根据的污蔑中国民主党创始人王有才、徐文立变节，把中国民主党污为中共的的特工组织，并对记者宣称声援中国民主党的王希哲是中共特工。但是，为了迎合台湾民进党当局和争夺资金的需要，1998年在接受李登辉接见时，竟然声称“山东也可以独立”。 在海外民运、六四精英眼中，没有什么底线不可以突破的。不仅分裂国家支持台独和藏独，就是人类社会共同人伦道德、做人的底线也被他们视为废纸。2002年1月1日，在民运老人王若望的葬礼上，身为中国民联主席的徐水良及其家人与“人权组织”负责人鲍戈及其家人大打出手，杀声震天。而海外民运发生的另一场全武行，居然是发生在庄严的美国国会。1999年1月8日，美国国会召开由魏京生作证的情况简报，却爆发了王希哲、薛明德等人推搡、高声叫骂，而魏京生则直指王希哲是“共特”。这就是民运史上著名的“王希哲大闹美国国会”事件。 除了争名夺利，这些民运人士的私生活还有他人不可知的阴暗一面。胡平为了离婚虐打前妻致残，王丹同性恋淫乱（被台湾《TVBS周刊》爆料）、候德建吸毒、吾尔凯希夜总会泡三陪、倪育贤招妓、薛伟张菁通奸、柴玲信用欺诈、刘青么吞公款等，简直是一幅当代版的“民运现形记”。 尽管海外民运的恶质是如此的触目惊心，然而目前揭露出来的事实还仅仅是冰山一角。海外民运正如《红楼梦》中的贾府，只有门前的石狮子是干净的。一个道德良心丧失、理想沦陷、只专心于争名夺利、贪污腐化、丧失民族气节的民运团体，怎么能够承担起中国的民主大业？一个连自我都无法有效管理、甚至连自食其力都无法做到的政治集团，怎么能够肩负起带领国家发展的重任？这也是为什么民运领袖王丹在台湾 哀叹“海外民运已经彻底失败”，这也是为什么“六四”二十年后，海外民运连基本的合法性都不复存在的原因。 （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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