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曹长青《权力梦对人的侵蚀》

　　一、与魏京生攀比，自认为“并不逊色”

　　近年来，胡平几次在文章和谈话中批评魏京生当年在“民主牆”张贴大字报指出邓小平是独裁者的行为是“激进”、“不策略”。这是我与胡平的主要分歧之一。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并不能因魏京生是着名异议人士，现在身陷牢狱就不许批评。只要有言论自由，谁也没有不被批评的豁免权。但是胡平的批评存在两点偏颇∶

　　我认为他批评得没有道理。在当年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知识份子都在顶礼膜拜邓小平的开放改革时，魏京生发表反对言论，并因出卖国家机密而系狱。胡平就趁机落井下石。

　　即使胡平对魏京生的批评没有道理，他也有权利坚持他的看法。但问题在于，胡平对魏京生的批评，给人要与魏京生一争高低、“攀比”的感觉。从胡平批评魏京生的字里行间，人们能感觉到潜台词是∶我当年的深刻并不比魏京生逊色，但我比魏京生更懂策略。

　　胡平唯恐读者不解其含义，竟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把这一点直接说了出来∶“在民主牆时期，我和很多民运人士都大力鼓吹言论自由，试问，┅┅其深刻性和针对专制者个人的批评相比，又何尝逊色？”（《北京之春》1995年12月号36页）以这样的“攀比”心态来批评魏京生，会有客观公正吗？

　　二、与魏京生攀比，认为魏的理论水准不如他

　　据现居纽约的当年天安门的学生白梦说，他发表了反驳一些人指责天安门学生的“天安门审判”（《北京之春》1995年6月号）的文章后，胡平为此给他打了五个多小时的电话争辩纠缠。最后胡平谈到将来谁能当上民主中国的“开国总统”的问题。胡平认为，魏京生当不上将来中国的总统，因为他在监狱中没读多少书，从魏京生获释后发表的文章和谈话看，他对中国现实不怎么瞭解。胡平并举例说，曼德拉能当上南非的总统，因为他在监狱中读了很多书。让白梦吃惊的是，最后胡平直言说，“魏京生在理论上不如我。”

　　胡平和魏京生之间不是不可以比较，但最好让别人去比较，由自己这样公开说出，显得太自负和俗气。中国民运和全国大选至今还八字没有一撇，海外的民运领导者就在心里盘算争当“总统”了，让人感到滑稽可笑。当然，胡平有权利与魏京生竞选将来民主中国的总统，但那应该是在中国大陆有了真正民主选举的时候。现在魏京生身陷狱中，海外的民运人士不去营救魏京生，却一心想着与魏京生争当“总统”，是不是有点权迷心窍？

　　三、当不上主席，就不加入“民联”

1987年底中国民联于三藩市召开“三大”，刚抵美不久的胡平以32票对31票的一票之差当选上民联主席。据当时与胡平竞选主席的姚月谦的搭档、现居纽约的民运人士林樵清回忆，当时代表们所以不愿选胡平，一则他并非民联成员，一上来就要竞选主席，人们对他瞭解不多；二则是他在接受代表质询“如果选不上主席，会不会参加民联”时回答：如果当不上，就考虑不参加这个组织。

　　胡平的这种态度引起代表们相当反感。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王炳章以民联创办人的权威身份彻夜找代表谈话规劝给胡平拉票，胡平也才仅多了一票的原因之一。胡平的这种当不上“官”就不参加民运组织的思路，不仅显示出强烈的功利意识，而且也为几年后的民联、民阵华盛顿合併会议的分裂留下了伏笔。

　　四、与王军涛攀比谁更像“开国领袖”

　　“六四动乱”后不久，民联在洛杉矶召开“四大”，胡平竞选连任主席。据当时在场的老民联成员，现在美国达拉维尔州的曹世华回忆，当时王军涛因受中共当局通缉追捕，再加上报上说王军涛是“八九民运的黑手”，有的会议代表议论说，王军涛有才干，又仪錶堂堂，很可能成为将来民主中国的领导人。

　　胡平对此不以为然，在竞选答辩时说，有人说王军涛仪錶堂堂，有领袖相，我的长相不如王军涛，但长相是爹妈给的，没办法，选领袖，不能以长相，要看水准。言外之意，他比王军涛更有水准，更适合出任民主中国的“开国领袖”。曹世华对此感歎说，他当时听到胡平这样与王军涛攀比，感到胡平虽擅长于民运理论，但“私心太重，权力欲太强了。”

　　五、与方励之攀比，“我写言论自由时，他在哪裡？”

　　当方励之获准来到美国时，被报刊媒体誉为“中国的萨哈罗夫”，一时名声大噪。在民联的一次联委会议上，有人提出方励之名气很大，最好让他出任海外民运的领袖。胡平对此不屑地说“我写言论自由、在北大竞选时，方励之在哪裡？”民联联委成员吴方城当场批驳胡平说“胡平，你这也太狂了！”民联联委会议一向都有录音记录，胡平的这段“攀比”现在还保存在会议录音记录中。

　　强烈的权力欲使胡平在潜意识中与那些在民运中，有较大名气的人暗中“攀比”资格和水准，从魏京生、王军涛到方励之都成了胡平假想的将来开国领袖的“竞争对手”。急于置于死地踏上一隻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这种心态正常吗？

　　六、“我写言论自由时，你在哪裡？”

　　这种动不动就质问别人“我做什么时，你在哪裡”的事情，我自己也亲身遇到。我在去年12月号《前哨》上发表了“知识份子和共产党”一文（纽约《世界日报》週刊12月3日发表了此文的删节本），其中在谈到胡平时，谈到了胡平某些观点的偏颇，例如从胡平《论言论自由》中引用的大量马克思语录中可以看出，“《论言论自由》虽然表达出当时中国青年知识份子最有深度的思考，但立论仍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通篇也没有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这一使人民的言论自由被剥夺的根本原因。”

　　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胡平对这样的评价竟大发雷霆。在我的文章发表后，胡平给我打来电话质问∶“你懂言论自由吗？”并向我连喊三遍说∶“我写《论言论自由》时，你在哪裡？你在哪裡？你在哪裡？”我当时说不出话，因为我怎么也没有想像到胡平会这样讲话。我在想，无论当时我在哪裡，我的水准比胡平低多少，今天我都有权利对一篇文章提出我的看法和评论。胡平的做法正如一个作家对着一位元元批评他作品的评论家质问∶“我写小说的时候，你在哪裡？你会写小说吗？！”一个有一点水准的作家会这样做吗？

　　这种把别人当成假想竞争对手来进行攀比的心理，有时已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例如胡平在《前哨》上的批评文章中竟写道∶“我只想告诉曹长青一句话∶你不是中国知识份子中的唯一者，更不是第一人。”我的文章只不过从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水准上，把中国知识份子与原苏联东欧的知识份子作了一些比较。而在胡平看来，这是别人要和他争“第一人”了。在共产主义是邪恶已成为常识的今天，根本不存在谁是反对共产主义“第一人”的问题，更不存在“唯一”。胡平有做民主中国“开国领袖”的抱负和争当知识份子“第一人” 的雄心，这些都是他的权利，但这样神经脆弱地树“假想竞争对手”，简直是惊人的荒唐。

　　七、“权力梦”导致不做自我反省

　　“权力欲”导致假想攀比，“权力欲”更导致不作自我反省。因为承认失误，就不再“一贯正确”，而失去将来竞争领袖的资本。

　　胡平近年来连篇累牍地批评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激进”、不懂策略。在去年纽约“八九民运讨论会”上，胡平再次批评学生说∶“在八九民运中，在戒严令之前，我们没有做到见好就收，在戒严令之后呢，我们没有做到见坏就上。”（《北京之春》1995年7月号90页）

　　胡平以这种理论批评学生有着明显的偏颇∶第一，正如我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北京之春》1996年1月号）一文中分析的，以“好”和“坏”这样抽象的词做标准，随意性太大，无法操作。例如胡平曾分析说“戒严令”前有六次“好”的机会，学生都没有见好就收。他并把第六次的“好”定性为“大好”。但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如果学生在前几次“好”时就按照胡平的理论“收”了，不是错失了后来的“大好”了吗？而“戒严令”后，学生一直坚持在天安门广场，已是“见坏就上”、坚持到底的。胡平又凭什么批评学生坚持在广场不撤离是违背了他的理论呢？没有“见坏就上”呢？他的批评和他的理论不是自相矛盾吗？

　　第二，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即意味着理论在先，实践在后。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是在六四之后的1990年3月才开始系统写出的。在1989年5月21日，胡平只是在纽约《世界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用了“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的标题，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更没有把它作为“民联”的策略建议正式转达给八九民运的领导者，当时的学生领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种理论。在运动发生之后，发明一套理论并用它来批评运动参加者没有按照这套理论做，这符合逻辑吗？这种批评能让“实践”服气吗？

　　第三，在上面提到的胡平在《世界日报》上的文章中，他是主张学生不要撤离的∶“所谓戒严令，一定会採取极为残酷的方式实行。”“到了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在高压面前的撤退，只能是失败，是前功尽弃，是血流成河。”

　　直至1990年5月，胡平还认为流血是必要的∶“在非暴力斗争中，如同在暴力斗争一样，当情况紧急，迫不得己，牺牲是难免的，也是必要的。┅┅倘若屠夫（所谓“清场”）一直拖到天亮仍迟迟不能成功，政局确有可能出现巨变。”（《中国之春》84期15页）

　　胡平现在不断撰文批评学生没有撤离天安门广场是“激进”，是策略失误，按照胡平自己的标准，他的上述主张不也是“激进”“失误”的一部分吗？当然，为了更好地总结民运的经验，胡平有权利后来改变了想法，提出新的理论。但当你提出与你以前的主张完全相反的理论，并用这种理论去批评别人时，是不是也要承认自己以前也有过偏颇，并作一点自我反思和检讨呢？如果对自己的失误不做任何自省，却一味批评学生，学生们能服气吗？在上面提到的“八九民运讨论会”上，当胡平滔滔不绝地用他的“八字理论”批评学生时，天安门学生之一封从德插话指出“你5月21号说的话与你现在的不一致。”但胡平根本不予回答。（《北京之春》1995年7月号91页）

　　后来封从德撰文提出胡平当年的观点与今天“不一致”，而胡平在回应文章中对此不置一词。胡平一向自诩着文严谨，为什么会疏漏这么大的质疑呢？显然是有意回避，因为回应这个问题，就要承认自己以前有过失误，就会损害“一贯正确”的形象。“西人有言∶诚实是最好的政策。如果我们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失言失措，正确的弥补做法是坦诚的承认，并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释。这就可以得到人们的谅解以及更进一步的信任；文过饰非是不可取的。”这段话是胡平在批评学生时说的（《北京之春》1995年8月号49页），胡平对学生如此严格要求，为什么不同样要求一下自己呢？

　　八、“权力梦”导致刻意回避自己的失误

　　作为中年知识份子，胡平至今没有写过一篇反省知识份子在八九民运中角色的文章，却是不断撰文批评学生。同时，一个奇怪的现像是，作为海外民运领导者之一，作为“民运理论家”，胡平写过“民主牆∶十年的反思”；对于他并没在场的八九民运，也写了《八九民运的反思》的长文和专着。但至今没有写出一篇他深足最深的海外民运的“反思”。如果胡平真诚地致力于研究民运理论，为什么要刻意避开总结海外民运的经验教训呢？原因并不複杂，因为海外民运有过两次大的分裂，胡平都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并负有相当的责任。

　　总结经验教训，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到自己的责任和失误，因此只有回避，才能保持自己的“一贯正确”。但是，“古往今来所有成功的运动，无一不是从自己的失利中汲取教训。自我检讨多少是一件有点扫兴的工作，而且它有时也会变成没有任何积极成果的相互推诿抱怨。但是，我们终究不能回避这项重要的工作。”这段话也是胡平批评天安门学生时说的（《北京之春》1995年6月号54页），只是胡平怎么再一次忘记了用这样的标准要求一下自己呢？

　　九、“权力梦”导致视批评者为“红卫兵”

　　为了维护“一贯正确”，胡平在他的长篇批评文章中刻意回避我批评他的主要内容，例如对两次海外民运分裂中他应负的责任一字不提，却大谈我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我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我是“红卫兵”，利用中国大陆人对“文革大批判”形式的厌恶情绪来抹黑辩论对手。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文革大批判与今天在海外的相互批评有两个根本不同∶第一，文革大批判是在没有言论自由和法律保障的社会环境下发生的。“大批判”以权力为后盾，不许被批判者申辩反驳（如果允许自由答辩，这种批判就无法进行下去）。被诬陷者更没有法律申诉的机会。文革中，文字已成为权力的象徵，谁有权力谁就是赢家，完全不靠文章本身的道理。第二，文革大批判的主要特徵是“扣帽子”，没有事实，并以政治权势压人整人。今天我们在海外的相互批评与此完全不同，我们都拥有言论自由和相互批评的权利。例如，我写了九千多字“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批评胡平的观点，胡平写了两万六千字反批评。而我在一万三千字的“知识份子与共产党”一文中提及胡平处不到一千字，而胡平在《前哨》上撰文一万两千字专门批评我一个人。谁也不能用权力解决理论争论。如有诽谤，还可以到法庭打官司。

　　胡平在文章中指责我动不动就引录某某在哪裡怎么说的，而这正是我作为记者的职业要求，那就是用事实说话。这些资料就是事实。你可以质疑这些资料的准确性，但你不能指责这种引证方法。这种引证、用事实说话恰恰是西方媒体的重要特色。而胡平在他的两万多字批评我的文章中，有一半多的篇幅是谈文革的做法和语言来影射我的文章，而不是用具体事实指出我的哪句话是“文革大批判”，我的哪个行为是“红卫兵”。

　　至于胡平指责我的语言尖刻不宽容，那属于写作者的写作风格。语言尖刻与“文革大批判”完全是两回事。如果胡平阅读美国的英文报刊，会发现美国媒体上，坏消息比好消息多。而言论版中，则更是刻薄批评的声音占绝对压倒多数。所以我痛感只有被这种报刊喂养大的读者们才一听到批评的声音就想起文革大批判。如果胡平阅读《纽约时报》，就会发现它的言论版的七个专栏作家，全部以发出批评的声音为主。像不久前该报专栏作家沙费尔（William Safire）批评总统夫人喜莱莉是“天生的撒谎者”的文章，语言极为尖刻讽刺。但没有谁指责沙费尔的语言尖刻就是中国人的文革式大批判。因为问题的关键不是语言的尖刻与否，而是喜莱莉到底撒没撒谎。

　　胡平把别人指为“红卫兵”，结果是红卫兵烧文物，胡平就是文物，价值连城；红卫兵斗教授，胡平就是教授，学识高人一等。就算胡平是教授，但有水准的教授是不怕学生挑战的，从没有听说哪个教授面对学生的批评就指责对方“你是红卫兵！”更不会气急败坏地质问学生“我写书的时候，你在哪裡？！”

　　十、“权力梦”导致否认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

　　胡平在他的文章中以我在“知识份子和共产党”一文中引用了他在电话中说的“当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脱离群众的”。这么一句话而大加渲染，指责我引用他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等等。这句话确实是胡平在电话中与我谈的，那是去年我就他不断批评魏京生“激进”一事与他进行了近一小时的电话辩论。我并举出索尔仁尼琴等人例子说，他们当年就不一味考虑策略而是坚持说真话。胡平则反驳说，“当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脱离群众的”等。

　　把别人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公开引用批评可不可以？让我们看看美国学界是怎样看待这类问题的。现在《纽约时报》每週发表两篇文章的专栏作家安东尼?路易士（Anthony lewis）也是美国研究言论自由的着名学者，他曾因出色地报导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新闻诽谤桉，而两次获得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的“普利策奖”。路易士现还担任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也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讲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桉”（关于言论自由）。我曾一堂不漏地听了他在哥大的课，读了他指定的全部阅读教材和他的关于言论自由的专着《不得立法》（Make No Law），并对他本人进行了长篇专访（纽约《世界日报》週刊，1995年1月29日）。

　　由此对美国的个人隐私权和新闻自由的关係有了更清晰的瞭解。简单地说，美国是实行双重标准，即对普通人，要保护他们的隐私权。而对政治人物，国家公职人员和公众人物，他们的言行无论是公共和私下都受到媒体和公众的监督。因为人只要与权力连在一起，就导致腐败。因此新闻监督、人民的知情权比政治人物、国家公职人员的个人隐私权更重要。而对公众人物的监督制约，则迫使他们检点公开和私下的言行，给社会树立好的形象。

　　胡平出任过两届“中国民联”主席，至今仍是海外主要民运刊物的负责人，最近更以民运领袖身份，受到去台湾观摩总统大选的官方邀请，当然属于政治人物。当然属于受媒体监督的范围。他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当然可以被公开引用。这不是个人隐私的问题，而是对政治人物的言行，无论公开和私下的，民众都有知情权。例如，个人的报税单应是最隐私的东西之一，但最近《纽约时报》把五名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的个人税单全部刊登在报纸上（1996年1月21日E三版）。这就是新闻监督，没有美国人会认为这是侵犯了这些人的个人隐私。

　　研究“言论自由”的胡平对此应该不陌生。但他却故意把这种新闻监督与文革揭发批判溷淆在一起，利用读者对文革做法的厌恶来扭曲问题的实质。而更令我吃惊的是胡平竟否认他亲口跟我说过的话。在他打给我的一个半小时的电话中对我引用他的一句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大加纠缠，并宣称“政治家在法庭上，如果发现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如果对方没有证据就可以否认。”接着我们在电话上对魏京生的问题再次辩论，胡平又重複了他的类似那句话的观点。这次我把它全部做了录音，否则他下次又否认。

　　在给我的这个一个半小时的电话里，胡平曾两次亲口否认他几分钟前说过的话。今后如果胡平再否认他讲过的话，我就只好用事实说话，把这一个半小时的电话内容逐字整理交给报刊发表（连同录音带一起），让人们瞭解，胡平是怎样出尔反尔，言行不一的。胡平这次的行为给我上了极好的一课，使我更明白了为什么美国媒体一再反复强调对政治家和“准政治家们”的监督。

　　胡平为了抹黑辩论对手，还在他的文章说“曹长青经常把别人电话交谈中讲过的话作为公开批评的材料”。在我写的所有批评文章中，除了引用胡平的上述21个字以外，有两次引用别人电话记录，一次是批评《叫父亲太沉重》的作者艾蓓冒充周恩来的私生女，弄虚作假，欺骗读者。在文中引用了艾蓓主动打给我的电话中又说的一些谎言。另一次是我在“尊严”一文中批评了参与起草“民阵”成立宣言的吴国光以给中共领馆打电话表白自己已与民运无关的不尊严方式谋求回国，他给我打来电话骂“他妈的x”，我不在家，他的话留在我的答录机中。我把它发表，是让读者看看这位前《人民日报》评论员是何等水准。胡平一向自认为着文严谨，既然用了“经常” 两字，即是很多次。那么请胡平举出这很多次在哪裡？如果胡平举不出来，我只能认为他以空话和编织来贬低辩论对手。

　　十一、“权力梦”导致为了出名不择手段

　　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胡平认为电话中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不能公开发表，那么他应该也用这个标准要求自己。但据我所知，他有三次把别人的私下电话内容全文发表。

　　第一次是八九民运中，刚获释不久的民联成员杨巍从上海给胡平打来电话，谈及国内民运形势和看法。据一位知情人说，民联主席胡平随即就把这番通话列印准备发表。当时杨巍的妻子车少莉是民联联委委员，从打字员那里得知消息非常震惊，立即打电话给胡平，认为发表“通话”，会给身在国内的丈夫带来危险，要求不要发表，并恳求胡平说，如果杨巍是你的弟弟，你能不考虑他的安全吗？胡平竟回答说∶有的人要当烈士，别人不能拒绝。随后把“通话”发表在次日的纽约《世界日报》上。车少莉后来退出民联，从此不再参加民运，这是原因之一。而杨巍在美国的妹夫见到报上刊登的“通话”后，给胡平打来电话，也认为这样做“会给杨巍招致危险”。胡平不仅没有任何歉意，还搪塞说，只有公开发表通话，才能更好地保护杨巍。

　　第二次是王丹被释放不久，胡平从纽约给王丹北京家中打电话，然后把电话交谈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上，随后又收入他在台湾出版的书中（《从自由出发》，第344页）。发表的“电话交谈”上并没有就可否发表一事徵求王丹意见的文字，更无王丹授权。这样发表身在国内那样险恶政治环境中的异议人士的私下谈话会给当事者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后果，胡平显然没做考虑。只是因为王丹刚释放，媒体多方报导，把与王丹的“对谈”发表，就显得胡平也足够重要。

　　第三次是魏京生获释，举世关注，胡平又给魏京生打去电话，也是随后把电话内容全部刊登在《北京之春》上，随后又收入他的书中（同上，第323页）。发表的“电话对谈”上注明是“据录音整理”，文中也是没有徵求魏京生可否发表的文字，更无当事人的发表授权。如果海外希望瞭解魏京生的观点，可以邀请他撰写文章。这样突然打去一通电话，什么都聊，然后全部发表，会被中共抓住口实，对国内异议人士的处境很不利。我想以胡平的智力不会不清楚这样的道理，只是出名心太切。因为魏京生刚获释，媒体广泛报导，把魏京生的大名与胡平并列在一起，显然可以提高胡平的名声地位。这真是一个很滑稽的现象，一方面胡平迫不及待地批评魏京生“激进”“不策略”；另一方面又要借魏京生出名。这也难怪，胡平的价值长期不被人发现，实在把他逼到一个很令人同情的境地。

　　胡平发表有可能（已经）给当事人带来危险的长达几小时的私人电话时，都没有徵求本人的意见，他在指责我引用他的仅仅一句完全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危险的话的时候，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标准要求自己呢？

　　十二、“权力梦”导致放弃原则

　　胡平还在他的文章中多处指责我“简单化”，“黑白两分”，并强调对有些人以不尊严的方式回国的行为也要宽容，并例举三十年代一批共产党高级干部就是用写“悔过书”的方式走出国民党监狱的，这是策略需要等等。胡平显然有意溷淆了当年共产党干部写悔过书和今天我讨论的知识份子要看重尊严的本质不同。我在“有尊严地回家”（《北京之春》1994年4月号）一文中，并没有批评普通留学生、华侨和一般民联成员，而是批评那些民运名人和知识份子。在民运高潮时，这些人拼命争自己在民运中的名声地位，有的还靠民运捐款生活；在今天民运低潮时，这些人有的给中共领馆打电话表白与民运“划清界限”，有的给北京政权写“悔过书”以争取宽恕，得以回国。对这种无视尊严的行为我坚持应该批评，因为中国人的尊严意识远不是太强了，而是根本就没有被重视过。在这些原则问题上，只能是“黑白两分”，没有中庸的馀地。正如《圣经?新约》所说：“没有僕人能侍奉两个主人：不是恨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不能同时侍奉上帝，又侍奉财神。”为什么？西方学者史密斯（L. P. Smith）解释得很传神∶“同时侍奉上帝和财神的，很快就会发现上帝没有了。”

　　至于胡平批评我在尊严回国问题上不该对人不宽容，我感到很吃惊。我想胡平是太健忘了∶

　　第一，我在撰写“有尊严地回家”一文之前，曾打电话与胡平探讨这个问题。胡平认为，这个问题是相当值得写的。并特意指出，当中共发言人提出民运人士如回国，“按徐刚、李三元、吴国光模式办”时，李、吴两人都极力否认，这说明他们是“知耻的”，但像张郎郎那样，通过给中共公安部长陶驷驹写信，表白与民运划清界限得以回国之后，还向《九十年代》记者炫耀中共对他的重视，就属于“不知耻的”，更应该批评。他特别强调，如果用给中共当局写信和打电话与民运划清界限的不尊严方式回国不受到批评，那像魏京生、刘青等一直为理想和原则蹲监狱的人不是白蹲了吗？

　　第二，1994年耶诞节那天，在纽约一位朋友家的聚会中，胡平当着十几名参加者的面亲口为我的“有尊严地回家”一文的观点辩护。当时有人批评我文章的语言太尖刻，胡平为我争辩说∶“对长青的文章，你不能说他本身尖锐就是错，而应说他批评的那个东西是不是错。你看美国政治界的批评也是非常激烈的嘛，非常尖锐的。”“关键这个批评有没有道理，第一符不符合事实；第二有没有是非。是坚持了‘是’还是坚持了‘非’。”当时也有人批评我的文章对人不宽容，胡平替我反驳说∶“宽容并不等于不坚持原则和没有理念。正因为一个人对某个理念坚决地主张，用生命去捍卫，对另一个主张才深恶痛绝。非常强烈地反对，不等于不宽容。”胡平并举例解释说∶“中国人在宗教上都很宽容，因为中国人根本没有宗教。你如果非常信宗教，提倡伊斯兰教，你还能容忍（其他宗教），那才叫宽容呢。中国人根本不是个宽容问题，他是无所谓嘛！”我至今认为胡平的这番解释准确、精彩。

　　当时在场的一名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学生要写海外中国民运的文章，在征得大家同意后，把这场几小时的谈话做了录音。当我听这个录音时，感到深深的悲哀，一个人这样轻易地为了攻击争辩对手而放弃原则，原来那样讚赏我的观点并为之辩护，而在我批评了他之后，就一下子反过来为不尊严回国的劣行辩护了。而且竟然为歌颂叶剑英、讚美中共监狱的戴晴辩护。

　　当然，胡平可以在“尊严回国”问题上改变观点。但当你由原来的讚赏改为批评时，总要向读者有一点说明。为了把批评他的人压下去，为了一贯正确，连尊严这么重大的原则都不顾了。为了“一贯正确”，胡平不仅回避以前的失误，现在还要否认他以前的正确。胡平这种为眼前的“斗争需要”而放弃原则，用这种“凡是曹长青批评的我都辩护”的方式来拉“同盟军”，是不是有点太降低“民运理论家”的水准？

　　十三、”权力梦”导致滥用权力

　　在胡平打给我的一个半小时的斥责电话中，我告诉他说，我已写好了一篇“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批评他的“见好就收”的理论，文中也评价了他的《论言论自由》，准备投给《北京之春》。胡平立即回答说∶“别人假如说批评我的《论言论自由》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之内，那我作为（《北京之春》）编辑之一，我认为这个就是低于发表水准。”我当时听了甚感吃惊。因为我在海外至今发表的200多篇文章过程中，还没有遇到哪个报刊的编辑给我打来电话，对一篇他还没有看到的文章事先警告说，假如你批评我，就是低于发表水准，不能刊登。而首次遇到这样的电话，警告者竟是一再为写出《论言论自由》而骄傲的胡平，而胡平要阻止我表达的观点恰恰又是针对《论言论自由》本身，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自我讽刺。

　　正如本文前面提到的，我对胡平的《论言论自由》是在充分肯定的前提下，指出“它还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对这样一点点的批评胡平都要大动肝火，甚至以不刊发我的文章为威胁。其实并不是只有我持这种观点，例如最近洛杉矶《新闻自由导报》（1995年12月22日）刊载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李进进写的探讨言论自由的文章，在提到胡平的《论言论自由》时，在肯定之后，也是指出胡平“在文中引用了大量马列和毛泽东语录来宣导言论自由”， “他不能突破马克思主义的外衣，限制了他向理论深度自由扩展。”

　　对于这样的评价，胡平不同意可以写文章反驳，但不可以採取不刊载别人的文章，封住别人的嘴的方式来拒绝批评，保持自己“绝对正确”。而且作为《论言论自由》的作者，胡平是深知言论自由的价值与意义的。他曾写过，言论自由，最根本的是要给不同意见、尤其是批评意见的自由。因为歌颂和附和，没有人会限制。而胡平在海外发表的“权利先于是非”一文（《中国之春》59期），更是强调∶“你可以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你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提出你的观点以及反对别人的观点，但是任何人，包括政党、政府，都没有权利去压制别人，不但是你不能去压制，当你见到有其他人，尤其是执政者，试图利用强力去压制别人时，每一个公民都必须站出来反对，都必须维护别人的自由权利。”胡平把道理讲得明明白白，但为什么批评到他的头上，他就完全忘记了这些原则和理念了呢？

　　更令我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这样威胁了，也真的这样做了。当我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编辑部后，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其实，在中国文人的笔战中，作者投稿批评刊物主笔观点的也不是没有，例如四十年代储安平办《观察》杂志，当有人投稿批评主编储安平时，他不仅刊发了，还用了比常规字大一号的字体。而刊登自己的答辩时，则用了小一号字。这是储安平的“高水准”和胸怀。因为信仰自由主义的储安平相信，只要是正确的观点，是不怕批评的，不管批评是多么尖锐，广大读者是有鉴赏力的。而“一般水准”则是见到批评自己的稿件，编辑本人会回避，由其他编辑决定处理。像胡平这样亲自阻止发表的，不知属于何等“水准”了。我不知胡平同时在《前哨》和纽约《世界日报》上，一边撰文为自己的《论言论自由》水准高低而辩论，一边以实际行动阻止别人的言论自由的时候心理是怎么平衡的？

　　胡平在我批评他之前，曾多次向我约稿。自从我批评了他的“见好就收”的八字理论后，不仅再也不向我约稿，现在又说我的文章“低于发表水准”，并阻止刊登了。怎么我一批评胡平，我的文章品质就一下子降到不够发表的水准了呢？

　　胡平不仅不发表我批评他观点的文章，也不发表郑义关于八九民运和胡平观点不同的文章，更拒绝发表封从德投给《北京之春》的多篇和胡平争论天安门运动的文章，为此封从德非常气愤，并撰文抗议胡平这种做法。

　　胡平现在还没有掌握国家政治权力，仅仅是一家民运杂志的负责人，就要禁止不同的声音，可以想像：有了更大的权力又会怎样呢？如果他将来当上了中国的宣传部长，是不是要把批评他的文章都禁止发表？如果胡平获得邓小平那样的权力，批评他的人会不会被抓进监狱呢？不敢继续想下去，因为这种思考真正令人恐惧。

　　胡平的这种做法和他所反对的共产党的做法一样∶对那些他们认为不好的，则用最痛快的办法∶封住他们的嘴。而我来美国后最深刻的体验是∶思想资讯也像自由市场一样，在能够自由流通、交流、交锋的情况下，最后一定是真实和真理被人们选择。这就如同商品，是不会用禁止别的商品生产和上柜檯来证明自己品质好，而是让所有商品都有上柜檯的机会，让消费者选择。

谁怕批评？只有专制者、权力者和没有道理的人才怕批评。用禁止发表、封住别人嘴的方式，只能证明一个人的虚弱和无理。就像专制者连允许一张报纸自由说话的胆量都没有一样，胡平则连让一个曹长青说话的胆量都没有。反对共产主义、提倡言论自由的胡平，这种阻止不同声音发表的做法，比共产党人本身这样做更可怕。

　　十四、“权力梦”膨胀自负和狂妄

　　“权力梦”导致容不得批评，更听不进批评。在“一贯正确”的自我陶醉下，人就会逐渐膨胀出自负和狂妄。本文前面举出一些事实，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攀比”的自负；而近来胡平又与昆德拉、哈威尔等人“攀比”了。他在《前哨》上反驳我的文章中写道∶“曹长青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威尔和昆德拉的言论，他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我请曹长青读一读我的文章，如《社会主义大悲剧》、《人的驯化、躲避和反叛》等，两三篇即可以。你可以很容易发现，被你引用的那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1996年2月号83页）

　　且不说这种“他们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这种话是多么不符合事实和逻辑（因为不可能别人的每条见解你都讲过），而且它完全溷淆了两个根本区别∶第一，索尔仁尼琴和哈威尔们是在几十年前表述的对共产主义的批判，而胡平是在许多年之后才复述的，发现真理和后来对真理的重複与诠释在价值上是完全不同的；第二，吉拉斯和索尔仁尼琴等是在共产极权专制的环境下独立思考并勇敢地发出那些声音的，而胡平所列举的文章都是他在美国这样既无政治危险、又有自由流通的资讯和充分言论自由保障的社会环境下写出的，其价值怎么可以比拟呢？退一步讲，如果胡平真的不比昆德拉和哈威尔们逊色，也最好由别人说，自己出来说，实在让人感到太自负和狂妄。其实，凡是自己宣称不比大师逊色的，不是伪的，就是根本无法比拟的；因为真正的大师、智者是不会通过攀比来确定自己的价值的，他们是自信的。

　　胡平的自负可以从他在纽约《世界日报》论坛（1995年5月17日）发表的题为“‘失街亭’新编”一文看出。胡平以八九民运为素材自编了新的“三国演义‘失街亭’”的故事，把柴玲比作不听劝告最后失守街亭的蜀国大将马谡，而他则成了“事前诸葛亮”，要挥泪审柴玲。那种居高临下的教训口吻使他俨然成了“民运孔明”。

　　1990年夏我和当时的《中国之春》主编丁楚一起受邀到康州大学演讲，他的讲题是“中国民运的孙子兵法”，讲的是胡平“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策略。演讲会的组织者会后对我说，学生们对这种提法很反感。胡平也是用古代兵法比喻他的八字策略，强调兵法就是抽象的，来为他的八字理论的随意性狡辩。但“孙子兵法”是经过多少次战争检验的，而胡平的八字民运兵法，正如我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指出的，不要说在八九民运中操作不了，即使在海外几百人的民运组织中也无法运作，连胡平本人都不能实行。而更显见的事实是，八九民运根本不是战争，不是“兵法”能解决的。但胡平那种用兵法来比喻八字理论的自负口气，俨然他就是“民运孙子”。

　　1993年初胡平在民联民阵华盛顿合併会上的退选演说我至今不忘，因为他在演讲结尾说了一句很神的话∶“我相信我今天说的话将起20年的作用。”（日本《民主中国》1993年3月号13页）胡平为什么不说15年或30年呢？为什么是20年？它的科学根据在哪裡？这种居高临下地随意使用数字，表现的正是人的自负和狂妄。

　　十五、“权力梦”终将破碎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是以追求权力为目标的。在与共产主义专制抗争的那些勇士们的行列中，我更讚赏和推崇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这种坚持不谋求权力，永远做统治者的监督者和批评者的知识份子。在“学而优则仕”的中国文人传统中，涌向权力的大道上总是挤得头破血流，而在不屑权贵坚持独立的小径上，却永远是宽敞得鲜见人迹。所以，在中国文人中，不论怎么强调警惕“权力梦”的诱惑都不过份。

“权力梦”对人的腐蚀是严重的，因为权力是最能使人丢掉理想、放弃原则的东西。胡平可以努力去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和雄心，但令人担忧的是，如果胡平总做“权力梦”的话，不仅他从政管理国家的抱负很难实现，恐怕也很难做成一个好的理论家，因为这二者之间毕竟相抵触之处太多了。

　　（本文摘引自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