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的下午，黄老师找我核实了他的第三次调查。他根据前两次的调查记录，把调查工作分成了三部分，三伙人同时进行。关于和平区政府派人来调解我和毕姐打架的事是他们调查的重点之一。那时，说是毕姐去找四个美女来扒我的裤子，同事们害怕了，就让我回去东北大学躲开了。

黄老师问：“可事后，你还是听说了。那你那个毕姐坐在大街上哭，几千人围观，最后怎么结束的？”

我回答：“我听说，毕姐坐在大街上哭；很长时间，谁也劝不好。人们对局长说，你得想想办法，公安局很快就该来找我们了，咱们阻碍交通了。局长到毕姐的旁边小声叨咕，‘小毕你知道不？就在刚才，你差点儿坏了我的大事！’ 说完，他就回局里去了。过了一会儿，毕姐忽然不哭了，问，局长说什么了？人们告诉了她，她听后就不哭了，站起来就回家了。”

黄老师问：“怎么你们局长的大事还和你有关系？”

我回答：“人们都琢磨了，怎么咱局长的大事还和卢岩有关系？没人明白，我不知道。”

黄老师笑着，转到背后，弯腰干什么去了（注1）。我没注意到什么。

黄老师的室友问他：“那你派去他们公司调查的人怎么说的？”

注7.16-1，他转身去干什么了？后面的谈话中，他的室友和他争吵，说，“他趁我没注意，转过身去乐”。他为什么乐成那样儿？他们的付出有收获了。刘团长一直秘密地在我的生活中作惑，安排人对我进行特殊培养，得让我发现线索，多年后我能回忆发现他。

黄老师说：“我从军区里找了几个职业的调查员。他们人多，有十多个人，到你们公司后就分别去了各个科。你们公司的人说，别人区里都调查了，就没调查卢岩。卢岩！这事区政府为什么出面？为什么没人问你？你听说了吗？”

我回答：“听说了。在我这事的一年前，我的那个职位也是个大学刚毕业的，他就被局里的那群女人扒光了衣服。听说，那人受到了刺激，市工会把他安排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个案子还没处理完，我的事就发生了。这事就被和平区工会报告给了市工会。市工会的人生气了，报告给了一位副市长，还说：‘这触犯刑法了，你们把责任推脱给我们，我们处理不了。这次，你们和平区的区长自己立刻组织人调解，如果把卢岩吓着了（注2）。我们出面把你们和平区政府告上法庭。’和平区政府就立刻了派出了一位区长出面调解。”

我继续说：“他们找到了我们的科长付国青。付科长说，这调解的目的是别让小卢被吓着。卢岩不知道，也不明白，所以他不害怕。如果你们调解，给他讲明白了，反倒是吓着他了（注3）。所以，他们就告诉所有人，谁也别和我说这事。”

注2，受惊吓与精神病相关；这在心理疾病学里被誉为铁律。

注3，这次调查核实后，我确实想起了那事，后怕！我清晰地记得，那时就有了精神病人的那种感觉。那时我不懂，2014年，写回忆录时，才理解的。

黄老师说：“可你还是都知道了，怎么没当回事呢！”

我回答：“要不是你告诉，我没认为这事儿有多少是真的！”

调查结束后，黄老师说，因为他们的调查报告，刘健君从开始就因为这次打架的事对我产生了误会，该怎么办？我当时想起刘健君就浑身难受，回答：“过去，就让它过去吧！”

黄老师就和他的室友吵起来了：这可怎么跟老头老太太（刘健君父母）说；咱这三次调查卢岩，三个报告根本都不是一个人！那咱们以前的那些报告呢！？刘健君，年轻人多做些谈恋爱的工作没什么大不了的，咱们把人家的青春给耽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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