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中国将实行“强制社保”。根据最高法司法解释，任何“不缴纳社保”的约定均属无效，无论双方协商还是劳动者单方承诺。 
这等于说，如果公司不给员工上社保，将面临很大的经济风险。即使员工口头或书面自愿不交社保。今后一旦出现劳资纠纷，员工就可将公司告上法庭。我想，任何公司都不敢冒这个风险。这无疑会加大企业的用工成本。会让低迷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全员社保，道理上并没有错。关键是缴费率太高了。据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估算，中国“五险一金”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在全球12个社会保险费费率超过40%的国家中，11个在欧洲，另外1个就是中国。在全球181个国家中，中国的社保缴费率排名第一，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的4.6倍。 中国的养老体系存在很大弊端。首先是养老金支出过高。这里面，主要是体制内人员的养老金支出过高。2022年，体制内人均养老金超过6000元，企业职工大概3000元，而城乡居民不足200元，体制内养老金是城乡居民的30倍。这个数据没有考虑地区差别和级别差别。我所知道，像北京和省会城市，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的一般员工每月养老金在1万左右，级别高者还会高出一截。国企一般职工每月养老金8000左右。而且，已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每年都会随当地上一年度的平均工资水平的上涨而上调。相反，私营企业职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养老金又过低。实际上，中国的养老金是“六轨制”。第一等级是公务员，第二等级是事业单位职工，第三等级是国企职工，第四等级是私营企业职工，第五等级是城镇居民，第六等级是农村居民。而养老金待遇不平等与支付过高就造成养老金收支缺口越来越大。为了维持目前的养老支出就只得增加养老金收入。而在老龄化的趋势下，年轻劳动力人口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就只有提高社保缴费率和社保交费人数。过去，有些私营企业职工不缴社保、个体经营雇员或灵活就业人员普遍不交社保。9月1日过后，这些劳动者也得交纳社保了。 养老保险的收与支，本质上是代际转移支付，等于是政府将当前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强制转移给退休职工。这种养老方式比子女给父母养老、职工给本单位本企业职工养老的方式抗风险能力高，可以在全社会分担风险和缩小差距。孤寡老人或子女不孝，子女养老就失灵了。单位效益不好或破产了，单位养老也会失灵。但中国社会养老体系违背了分散风险的宗旨，很不公平，没有缩小差距，反而扩大了差距，而起到维护稳定和维护等级特权的作用。 首先是代际之间的不公平。当然，已退休职工为上一代的养老作了贡献，他们当年的劳动成果也被划拨走用于供养已退休的职工。现在他们退休了，也有权利享受下一代的供养。但中国的养老金的缴费比例实在太高了，出现了劳动者的收入反而普遍不如退休职工养老金的倒挂情形。很多城镇家庭，父母的养老金比子女的工资高。政府的分配政策是将更多劳动成果转给退休职工，而给劳动者留下更少的收入。这可称之为“损青肥老”。这种思维可能跟儒家的“孝道”有关，儒家“二十四孝”中有个“埋儿奉母”的典故。其主旨是，当资源紧缺时，牺牲年轻人，而保全老年人。这其实与生物的本能背道而驰。 那为什么当局会采取这样的分配政策呢？明知道这样做会影响经济增长。我以为是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将资源更多地分配给老人比更多地分配给年轻人，更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可能这只对中国有效。别的国家，当年轻人失业率达到20%，肯定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年轻人肯定会上街了。而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早就超过20%，却还没出现什么大的动荡，就挺奇怪的。这跟中国家庭，中国的父母对子女的无限投入与控制有关。中国的父母愿意为子女无限付出，将子女作为自己生命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意义，同时享有支配子女的控制欲。如果子女没有工作或收入低，只要自己有收入，就会接济和支援子女，担负无限责任，并以此支配子女。啃老族，全职儿女，在家躺平现象相继出现。农村情况也类似。老人有承包田和宅基地，就有比较基本的保障，而开支低，一年下来，也不比农村年轻人在城市打工的节余少。也会接济自己的子女，要给儿女准备彩礼或嫁妆。所以，有了这个基础，将资源更多地分配给老人，通过他们在物质上来控制子女，就能保持社会稳定。老人总是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惹事生非。另一方面宣传孝道，要求子女听从父母的安排。双管齐下，就万事大吉了。这个政策意图很隐密。政策制定者也许理性地认识到了，也许只是直觉到了。但都“不足为外人道也”。 反过来，如果将更多地资源分配的年轻人，老年人分配的资源更少，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年轻人并不乐意将自己的收入用于让父母生活得更舒适，肯定也是先考虑自己的下一代。那就会导致退休职工，老人们不满意。老年人的顾忌更少一些，反而更容易出问题。现在看到的就不是老人们满大街跳广场舞、晨练、全国各地国外旅游了，而是去政府部门静坐，甚至更激烈的要求涨养老金的方式。 再一个，养老金的不同等级也维护和体现了等级特权。有等级特权，体制才有吸引力。如果不维持等级特权，既会让现有体制人员产生不满，也会让体制失去吸引力。要是中国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所有国民的养老金都一个水平，也不见得受大多数人的欢迎。养老金降低了的人，那肯定不满意。养老金没变或增加了的人，也不见得高兴。很可能对原先养老金比自己低的一些人，现在却与自己一样了不高兴。而对还没有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而言，体制的吸引力就下降了。 对于农村劳动者最不公平。他们的父母养老金非常低，他们交纳的养老金费用实际上更多地用来供养特权阶层和体制内退休职工。但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如果回家务农，一是就业更难，二是收入更低，三是他们已适应了城市生活，很难适应农村生产和生活了。 总而言之，“强制社保”完全是“头痛医痛”的搞法，只能救一时之急。总体和长远来看，都是负面效果。全员社保应配合一定程度下调社保缴存率，也能够保持总的缴费额上升。关键是降低体制内职工的养老金水平，就能大大缓解养老金帐户不足的压力。9月1号后，“强制社保”到底能有多大效果，还难以预测。实施后，到底能新增多少交社保职工数，是不是就能一定能实现“应缴尽缴”？对企业经营和经济增长又有多大负面影响？而最严重的影响则是压制了年轻人的活力，让他们始终处于受控制的状态，丧失了自主性和创造力。这样做，是保持了高压社会的暂时稳定，但却付出了丧失社会活力的沉重代价。 2025年8月12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