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沉默的人聊天是一種折磨。有一朋友與我性趣很投，但就是話太少。和他約好吃飯，就像赴一場講演，你得先準備好詞。你講到得意時，他兩個眼皮忽閃了兩下，我知道，那是鼓掌；有時候，他嘴角撇了兩撇，眼睛盯着飯，我明白，他是在說：話那麼多，快吃飯吧。與他打牌，那可真是觀棋不語非君子，他不說話，可旁邊再靜的人，你也覺得他不閒着。只聽着牌聲，評論聲不斷，可他卻兩眼半張半閉，待搭不希理地。若是下棋，嘀達的鐘聲和煙葉吱拉的聲音比平時要格外響亮。一霎間，仿佛世界上只剩下了這盤棋。你的心裡煩者鐘聲，可他的心思卻像鐘錶一樣細膩。

與愛吹牛的人聊天，那是一件爽心爽肺的事兒。哥們兒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一會兒帶你去了一淌海南的天涯海角，一會兒你又端坐在人民大會堂嘗着國宴。鬧洞房了，你在變着花樣兒捉弄着新郎和新娘；舞會上，等着和哥們跳舞的女孩一直能排到了天安門城牆。誰把張市長搞下來的，那是老王家送的匿名信；為什麼他能包這個工程，還不是把人民幣貼了人家一炕。最有趣的一次是，一個擺弄鋼鑽的哥們，硬是給三個外科醫生上了一堂有關痔瘡的大課，聽得三位是目瞪口呆。他回家搖頭晃腦地對老婆說：他們癟茄子了吧，沒啥說的。

與工人聊天是最接近自然的了。我曾在一個電器廠打過工。活很簡單，就是往螺母里擰螺絲。但工人們就是聰明，教我不要太死板，要從不同角度擰，還要配上節奏，吆喝着去擰。開始，我以為只有男工是這樣，後來發現女工也是一樣，只不過換了一個方向。她們說：嘻嘻哈哈，打打鬧鬧，苦事也當樂事過了，挺快活。一天不知不覺就過了。

小時候，住在大雜院裡。晚飯一過，各家大人就出來了。有的還往嘴裡扒拉着，腮幫子鼓着，像含了一個核桃；另一個左手拿個茶杯，旮肢窩夾着小板凳，右手攥着一小口袋瓜子，兩個小指間還銜着一張報紙，汲着拖鞋就出來了。早有大嬸已坐在那三條腿的椅子上，一條腿用幾塊半拉磚頭墊着，正抓住小兒子剪指甲。可小傢伙眼睛盯着外面，腳尖甸着，嘴裡嚷着：快點，快點，他們等我吶。孩子們最快樂了。撒歡地跑着，追着。有時就躲在大人的背後藏了起來。跑累了，到大人這，端起茶缸喝口水，又趴在大人的膝蓋上，讓撓痒痒。大人們天南海北地神聊着，從林彪的三叉戟被打下來了，到老李頭家出了破鞋，後來又集中在長工資上。臨了，王大媽和張嫂約定，明兒讓二姑娘去公園門口見個人，小伙子個高，人長的一般，但心眼好啊，對老婆肯定好，聽我的准沒錯。

多年前，與朋友打完牌後，喝茶聊天。大家東拉西扯，不知為了什麼爭了起來。一時間，各種高見滿屋子橫飛，臉紅脖子粗，吐沫星子亂濺，非得講出個孜無卯有來，各不相讓。只有女主人一臉從容，微笑着，不斷地勸水，不斷地點頭。我問她：你老點頭，你到底支持誰啊？誰對啊？她反問我說：誰對？這很重要嗎？這不是在聊天嗎。

現在，最流行的是不穿衣服的聊天，不僅用嘴，還用肉聊。一顫一捏一扭，連塊圍裙都沒有,  太過坦誠，不適合我這種心臟不好又愛想人非非的人。不談也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