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国共用人的不同

蒋中正留用诤言者，撤换被批评者，以巩固自己的权力；毛泽东打倒进言者，提拔新的人选，以巩固自己的权力。

蒋毛这样的风格，一直影响着国共两党的路线方针，也影响着两党后来领袖的用人和做人，做事和做官。

傅斯年1920年到欧洲留学，在伦敦大学学院研习三年半后，转赴柏林大学，研读实验心理学、比较语言学和东方语言。1926年10月，傅斯年海归，1927年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并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之主任。

傅斯年把宋子文逼下台

1944年，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孔贪污舞弊，骂他是皇亲国戚。事后蒋中正亲自请他吃饭。蒋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傅斯年分别于1947年2月15日和2月22日在《世纪评论》[1] 发表了两篇文章：《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和《宋子文的失败》，痛批时政。

傅斯年指出，“政治的严重性不在党派，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並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有时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时是有些人专心致力，加速自蚀运动，惟恐其不乱，如明朝的魏忠贤，真好比一个人身体中的寄生虫，加紧繁殖，使这个人的身体迅速死掉。至于说到政治，如果不承认失败，是谁也不相信的。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今天能决定中国将来之运命者，必须会悟今天政治的严重性不在党派，不在国际，而在自己。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自抗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观观察，套购外汇和黄金最多的人，即发财最多的人。”

蒋中正留任傅斯年，他1949年飞到台北，接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受命于危乱之际，他积极“替台大脱胎换骨”。据说，傅斯年常去找蒋中正要办学经费，他每去一次阳明山，必定是“满载而归”，是敢在蒋中正面前从容跷起二郎腿、抽着烟斗的人。

朱偰留在大陆遭受劳改

同时留德海归的朱偰也写了《我所亲眼看到的通货膨胀内幕：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的著作。在1949年以前，朱偰在大陆由于大胆进言社会，反而受到重用，先后被任命为财政部关务署副署长、署长。

1949年春，朱偰拒绝去台湾，留在南京。1957年，朱偰为南京古城墙戴上了一顶“右派”帽子，1961年9月，帽子被摘掉。他认为莫名的厄运结束了，可是后来那段岁月，朱偰遭受劳改、批斗、游街、写检查书、认罪书，因难以忍受非人道的精神、肉体的残酷折磨于 1968年7月15日含冤、含恨、愤而辞世，终年61岁。

陈寅恪被冻结工资

当年，国民党为准备退守台湾，紧张组织“抢运国宝学人”。陈寅恪出现在第一批名单之中，但国民党人陈雪屏几次请陈寅恪乘专机离去均遭拒绝，最后蒋经国指示，飞机留在那里，陈寅恪什么时候决定，什么时候起飞。

胡适与傅斯年去了台湾，陈寅恪留在大陆。文化大革命时，陶铸被江青打倒，陈寅恪同时遭到迫害，红卫兵冻结寅恪夫妇工资，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声明：“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有诗云：“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刘节代替陈寅恪受批斗。

当时，周恩来还去同毛泽东讲了，说是陈寅恪拒绝去台湾，留下一架飞机，这样做，人家要说共产党忘恩负义。毛泽东不理睬周恩来。

陈寅恪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因心力衰竭且骤发肠梗阻麻痹逝世。

章伯钧成中央级“右派”

根据章伯钧先生的夫人李健生女士的回忆：

那时章伯钧当交通部长，有一天，章伯钧开会回来，一进门就说：“这下糟了！我提了意见，彭真、李维汉铁青着脸坐在那儿，一声不响。”

章伯钧那天提出了“政治设计院”的构想，就此闯了大祸。章伯钧同罗隆基讲不到一块，不知怎么就弄成了“章罗联盟”，成了最大的右派。

当时，周恩来还去同毛泽东讲了，说是章伯钧他们在重庆时还是帮了共产党不少忙的。这样做，人家要说共产党过河拆桥。毛泽东不理睬周恩来。

1969年，章伯钧病了，很厉害。孩子们都不在身边，李健生一个人弄不动他。幸亏邻居来帮忙。邻居称他为“章善人”。邻居喊：“章善人病了，我们要帮帮他！”弄了辆三轮平板车，把章伯钧载到医院。那时，医院不给右派看病。

周恩来发话，医院才收留章伯钧住院，给看病。不久就逝世了。那时，一个月才二十块钱生活费，怎么办他的丧事啊！后来，周恩来批示：“是什么待遇就是什么待遇。”

政协军宣队、解放军来人了，叫李健生放心，丧事组织包了。组织找李健生，说：“党的需要，章伯钧不能公开平反。”

1949年以后，共产党在大陆摧残中国人祖先留下的忠义理智信，以至于现在大陆的中国人，成为最没有诚信的人之一。这种“诚信检验”，只有中国人在海外的时候，才能充分体会得到。

用人、做人、做事、做官，没有诚信，这样下去，能走多远？

注释[1]：

《世纪评论》是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经济学家何廉1947年1月筹款创办的，由留美政治学博士张纯明主编，撰稿人包括萧公权、吴景超、潘光旦、蒋廷黻、翁文灏等，他们批评时政，倡导民主，言论大胆，很快得到社会公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