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反对派是中国进步的原动力/何岸泉
—C读张博树《一党专权体制是中国各种矛盾的总根源》的思考

（7月26日修改）（原题为《有压力才能有体制内外合作互动》）

读了法广采访张博树先生题为《一党专权体制是中国各种矛盾的总根源》的文章后，有一些体会和思考，敬请张博树先生和读者指教。

许许多多人已经认识到“一党专权体制是中国各种矛盾的总根源”这个观点，张博树先生在他的《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一书中“做了许许多多的论证。”我没有看过这本书，但我十分赞同张博树先生的结论：一党专权体制是中国各种矛盾的总根源。

从49年毛共的毛泽东个人独裁，到邓共（79年以后的中共）的一党专制政权，中国民众已经在那种反文明的政治体制中，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牺牲。那么，中国民众如何改变或者推翻这种一党专权体制，拥抱民主制度，成为许多中国问题学者所思考和关心的话题。张博树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

张博树先生在接受法广采访时，针对一种体制取得现有体制时谈及“取代的过程、取代的方式应该是怎样的”时，回答说：“第一，我们应该争取体制内外的合作、互动，来推动转型以一种渐进的、理性的、和平的方式达成。”“第二点，即便是发生突发的转型，即便是体制内顽固派、或者保守派占据优势，总是拒绝和平转型，到哪一天，社会矛盾集聚到一个临界点而爆发，中国瞬间进入一种突发转型的状态，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最后出面收拾局面的，仍然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结合，这已经被许许多多转型国家的经验所证明。”

总结张博树先生对于取代邓共“一党专权体制”的观点，就是“争取体制内外合作、互动。”

我也认为，我也盼望，我也心怀憧憬：邓共一党专制政权，如果能够像中国国民党一样，通过和平转型成民主政党，那是谢天谢地的事情，那是祖宗显灵前世积了大德的事情。

但是，如果邓共，他不愿意与体制外进行合作互动，或者，他只愿意与体制外进行一些小打小闹的互动和合作，不愿意进行本质上可能改变一党专权政治体制的互动合作，你又能如何？这里要说明的是，我把邓共这种态度限定在目前及以后五十年内。长远以后不好说，不知道以后国内国际环境会有什么变化。

张博树先生当然是想到的。他是这样回答与我类似担忧的：“我个人这样认为，尽管现在情况很严峻，但是，我们不能放弃这样的追求，不能放弃这方面的努力，实际上所谓内外结合的互动模式，前提是民间的反对派要构成压力，来迫使体制内做出反应，因为，作为当权者，如果完全没有压力，你指望他自己主动去改革，那是天方夜谭。”

我注意到，张博树先生坚定而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体制内外合作互动”的良好愿景，是需要一个先决条件，或者是需要前提的。他所指的前提是：“民间的反对派要构成压力，”才能“迫使体制内做出反应，”张博树先生对已经在中国实行一党专权33年的邓共非常了解，“因为，作为当权者，如果完全没有压力，你指望他自己主动去改革，那是天方夜谭。”

读文于此，张博树先生的“取代”路线图清晰可见：“民间的反对派要构成压力”—C “迫使体制内做出反应，”—C“ 体制外进行合作、互动”——-“另外一个体制来取代”“ 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权的这种政治体制”。

寻根溯源，请大家与我一起来把目光转向“民间的反对派要构成压力”。 “民间的反对派”“构成压力”了吗？张博树先生已经看到“民间已经集聚了很大的民主化的潜能，而且，正在通过各种方式释放出来，如果没有这样的压力，我们也不能想象为什么这些年来政府要加大打压。加大打压恰好证明了中国民间的力量、民主的力量、公民社会的力量正在成长。”

就这样，张博树先生向读者完整阐述了他心目中的“中国宪政改革的路径”。

理论已接近完美，问题无穷无尽。

张博树先生是站在体制外学者的角度，来思考和分析中国宪政改革之路的。请允许我揣摩体制内当权者的心态，看看想想，那些专权者们，是如何看待和应对来自民间反对派的压力的？看看想想，那些专权者，在何种条件下，会与体制外的反对者进行合作和互动？看看想想，那些专权者，为何要与体制外的反对者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和互动？

专权者，会如何应对来自民间反对派日益高涨的压力？

从邓小平的六四屠杀，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从吴邦国的“五不搞”，到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还有这几天冒出来的习近平“五优势”，万变不离其宗：顽固坚持一党专权统治。

那么，这些专权者，会如何面对来自民间反对派日益高涨的压力？张博树先生已经论证了“中国民间的力量、民主的力量、公民社会的力量正在成长”这个结论，那就让我们看看邓共专权者是如何看待和应对来自民间的反对派力量的。

民间流行一个官方说法：凡是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于是我们看到，乌坎事件，什邡事件等民间维权反贪污腐败导致的官民冲突，邓共专制政权都用钱来解决。如果光给钱不行的，再撤肇事地方官员的职，甚至判他们的刑。所以，凡是不明确针对共产党统治地位的维权反贪冲突，邓共专制者已经有了一些经验和模式。那些民间的反对者，在权益得到相应补偿之后，也都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

那些用钱不能解决的事情，如王炳章、刘晓波、艾未未等反专制倡民主争自由的民间反对人士，邓共专制当局对他们采取法西斯黑社会手段，进行残酷镇压和严厉打击。邓共处理民间反共民主力量，使用了逮捕关押判刑软禁殴打等非法手段，坚决打击不留后患。补充手段还有流放他国。如魏京生王军涛等。请大家注意，魏京生王军涛等流放他国，也可以算是美国政府与邓共专制政权进行“体制内外合作和互动”的结果。

2011年，中东北非反独裁专制的茉莉花运动民众运动此起彼伏、轰轰烈烈，推翻了一个又一个独裁专制政权。但是，当中国的民主反对派试图把茉莉花民主民众运动移植到中国大街上时，遭到了邓共专制当局的强烈镇压和防范。他们肆意逮捕了很多茉莉花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支持者，采取了封路严密盘查威胁路人等手段，监视可能发生茉莉花运动的敏感区域。他们更把法西斯手段使用到网络领域，随意封杀网民的微博和博客，威胁在网上发表自由言论的网民。

维稳，维稳，维稳费用越来越高，超过了中国的军费开支。终有那么一天，终于到了那么一天，维稳费用已经无法支持维稳事业了，怎么办？那就迎来了下一个问题：专权者，在何种条件下，会与体制外的反对者进行合作和互动？

专权者，在何种条件下，会与体制外的反对者进行合作和互动？

当专权者的维稳手段，收买镇压挡不住民间的反对派压力的时候，他们不得不与体制外反对者进行合作和互动。因为如果专权者再不同体制外反对者进行合作和互动的话，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矛盾会发展成内战、大屠杀等等激烈状态。体制外反对者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体制内专权者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在中国发生，那么，在这种条件下，专权者会与体制外反对者举行圆桌会议，双方握手拍肩后，进行合作和互动。

假设，如果专权者决意一条道走到黑，坚决与民众为敌，中国发生激烈内战和大屠杀，针对这种特殊情形，张博树先生的见解是：“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最后出面收拾局面的，仍然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结合，这已经被许许多多转型国家的经验所证明。”接下来，就是我要谈的第三个问题。

专权者，为何要与体制外的反对者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和互动？

如果，专权者眼看维稳难以为继，只好与体制外反对者举行谈判，进行合作互动，那么，这时，专权者与体制外反对者谈判合作互动的目的是什么？是请反对者帮助进行他们实施从专制政党向民主政党转型？是收买反对者参加他们的一党专制统治？是分散瓦解民间反对派的缓兵之计？是专权者请求体制外反对者特赦他们在专制统治时的罪行？是专权者希望保留奢侈生活水准？

我看以上这些猜测都有可能发生。对专权者来说，早日与体制外反对者合作互动，专权者的个人利益会得到更多。当然，在维稳大业蒸蒸日上之际，维稳经费充裕的今天，专权者连想都没有想与体制外反对者进行什么合作和互动。原因还有另一个：来自体制外的反对派压力不够大。

倒数第二个问题：对专权者来说，什么样的民间反对派的压力，才是压力？

暴动是压力？上访是压力？号召革命是压力？和平威胁是压力？理性诉求是压力？还是和平示威是压力？还有维权、非政府组织、转发、传谣、跟贴、打假、行为艺术、反贪腐、禁书，等等，都是压力吗？

反正，凡是使中宣部不高兴的，凡是使政法委不高兴的，凡是使政治局常委们不高兴的，就都是压力。

最后一个问题：对反对派来说，应该选择或排斥什么样的施压方式？

有人主张用革命推翻专制政权，有人主张非暴力和平示威，有人不主张暴力但也不承诺放弃暴力方式，有人反对革命，等等。

每个人都有擅长的，偏好的，得心应手的反专制方式。那么，就发挥你的特长和爱好吧，去做你心安理得的事情，来一起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给中国一党专制政权以压力。

读了张博树先生此文，我被“体制内外合作互动”的美景深深吸引。但是，“体制内外合作互动”是果，因则是“来自民间反对派的压力”。所以，要争取体制内外合作互动，必须加强对专权者的压力。我以为：任何形式的民间反对派都是推动中国进步的原动力。（7月26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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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法广采访张博树的报道：《一党专权体制是中国各种矛盾的总根源》

来源：法广    作者 瑞迪
    
    中国著名宪政学者、前中国社科院学者张博树先生近日将他多年来对中国宪政改革的思考，汇集成册，由香港晨钟出版社推出。这部“全本”《中国宪政改 革可行性研究报告》包括曾导致他被社科院以行政违纪名义“限期调离”的主报告内容，和他最近几年完成的10个分报告和3个附件。从未来中国宪政改革的前景 目标，到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包括从宪政体制、政党制度，到行政、立法、司法等公权力间的彼此制衡，到新闻、教育、军事等各个重要领域的改革设想，张博树 都做了全面的阐述，勾勒出一个系统而详尽的未碇泄苷贫壤锻肌
    
    一党专权体制是中国各种矛盾的总根源
    
    张博树：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权的这种政治体制，这种体制是造成中国今天所有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的总根 源。关于这一点，我在这本书里做了许许多多的论证。这次出版的全本其实有两个主题。第一，既然我们认定这样的制度是没有前途的，必须要被改造，或者是被瓦 解，或者被取代，那么，作为负责任的、严肃的民间反对派就必须要考虑：今后要用什么样的、更好的、更适合于中国民主建设的体制，来取代今天的一党专权的体 制。这是第一点。所以，我在这本书里，对未来中国的宪政制度，或者说宪政体制的结构设计，下了很大功夫，对未来中国的行政体制、立法体制、司法体制、国家 的宪政结构等纵向国家结构的建设应当采取什么方式更好（这里当然涉及许许多多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我做了很多研究，提出了一套我认为比较系统的设计方 案。
    
    坚持和平渐进转型道路，争取体制内外合作
    
    张博树：第二，既然我们认定今天的制度行不通，未来应该由另外一个体制来取代，那么，取代的过程、取代的方式应该是怎样的？换个说法就是，中国宪 政改革的路径选择：什么路径更好？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国情很复杂，过去几十年，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体制运转了这么久，形成了很多习惯，很多 惯性，再加上中国现在还有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反对改革，在阻碍改革，在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而老百姓对改革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看法，知识分子也缺乏对改革 的基本共识，这些都是很不利的因素，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如何选择一条比较好的、比较理想的道路来实现转型，这就是路径问题。关于路径问题，我的观点 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第一，我们应该争取体制内外的合作、互动，来推动转型以一种渐进的、理性的、和平的方式达成。这也是我这些年来一贯的观点。
    
    法广：但是，在中国社会各种矛盾极度纠结、激化的背景下，期待体制内外的结合、共同努力去推动改革，这种思路是否过于理想化？
    
    张博树：现在确实有不少朋友对此有怀疑，特别是最近两、三年，因为官方加大了对反对派的打压，甚至打压的非常残酷，大家觉得这种渐进的、和平的、体制内外合作的方式是否还有可能？
    
    我个人这样认为，尽管现在情况很严峻，但是，我们不能放弃这样的追求，不能放弃这方面的努力，实际上所谓内外结合的互动模式，前提是民间的反对派要构成压力，来迫使体制内做出反应，因为，作为当权者，如果完全没有压力，你指望他自己主动去改革，那是天方夜谭。
    
    中国民间已经集聚了民主化的潜能
    
    法广：但是，现在体制内外的压力处于一种不对等的状态。
    
    张博树：你说的不对等是从表面来看，是从形式上来看，因为毕竟他们手上有权力，掌握各种国家机器，有各种资源，民间反对派目前总的来说是处于一种 被打压的状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个事实：过去十几、二十年，中国的民间社会发展仍然非常迅猛，民间已经集聚了很大的民主化的潜能，而且，正在通过各种 方式释放出来，如果没有这样的压力，我们也不能想象为什么这些年来政府要加大打压。加大打压恰好证明了中国民间的力量、民主的力量、公民社会的力量正在成 长。也就是说，在今天，我仍然认为，渐进的、和平的转型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极力去争取。
    
    第二点，即便是发生突发的转型，即便是体制内顽固派、或者保守派占据优势，总是拒绝和平转型，到哪一天，社会矛盾集聚到一个临界点而爆发，中国瞬间进入一种突发转型的状态，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最后出面收拾局面的，仍然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结合，这已经被许许多多转型国家的经验所证明。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反对派一方，作为自由知识分子和民间要求推动民主的力量，要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有清醒的估计。我在这本书里不断地强调，第一，不能放弃渐进的和平转型努力，要尽可能对官方施加压力，促使内部发生分化。第二，如果，他就是拒绝，就是一条道走到黑，哪一天如果中国真的发生突发转型的事态，民间的反对派应该做好如何应对这种情况的准备，这是我比较完整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