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我迄今为止读到的对中国文化透析的非常到位的一篇文章。读完后爱不释手，特转来与万维众网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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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年前，乔布斯与他的同伴一起赴印度朝圣，时年19岁的乔布斯，在印度的贫 民区吃手抓饭，沿着印度教圣徒和释迦摩尼当年云游过的地方浪迹，他们还像地道的印度人那样，赤着脚在恒河边漫步。夜色下的恒河骚动中透着宁静，月亮悬挂在 恒河的尽头，向大地发射出无边的诗意和禅境。

乔布斯是否接受了印度教？仰或他皈依了佛教？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去了一次印度，想到了印度之行。一个19岁的即将 辍学的大学生，一个还在吸食着大麻的准嬉皮士，人生的第一次最重要的旅行就想到了印度，渴望得到宗教精神的滋润，这本身就说明了他人生起点的不俗。他后来 能在车库里创建苹果公司，他能在遭受一系列打击后再回到苹果，并将苹果的商业成就推向顶峰，肯定与他年轻时的追求和渴望有关。

相比之下，在中国人当中，尤其是在汉人文化圈里，这种人就很难寻觅了。在全球各地的宗教圣地、宗教文化遗址处，当然也能 见到汉人的身影。但我们的同胞去这些地方游览，只是去欣赏风景与建筑，去寻找商机，或者干脆就在这些遥远的陌生之地开起了商铺，甚至摆起了地摊，没几个是 去那里呼吸宗教空气的。汉人文化中没有宗教灵魂，整体而言，汉人严重缺失宗教情怀，他们的人生旅途中没有携带宗教精神，又怎么可能与沿途的宗教文化发生真 正的共鸣呢？

宗教是一个可多重定义的范畴，它可以指某种宗教形式，某些宗教理论体系，也可以指与宗教精神具有同质性、能指向终极关怀 的人生信念和追求。就宗教形式而言，汉人文化圈里并不缺少这些东西。中国的大地上，庙宇道观林立，香客如潮，香火袅袅，你还能说中国的汉人没有宗教？但汉 人文化中又的确没有宗教，因为我们没有宗教灵魂。这些汉人同胞去庙里干什么？是去向神或佛忏悔吗？是去追问宇宙人生的终极价值吗？可能有这种汉人，但肯定 寥寥无几。绝大部分是去求多子多福、消灾祛病、升官发财的。现在，中国的庙宇里还来了不少贪官，他们烧了几柱香，磕了几个头，就想把佛菩萨贿赂住，求佛菩 萨不要让自己的恶行东窗事发。

不仅胡乱烧香拜神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与真正的宗教信仰没鸟关系，就是皈依了某种宗教，成了某种宗教的信徒，也未必就上 了宗教精神之船。宗教情怀，一定与终极关怀有关，与对形上世界的精神追求有关。因为如此，有些人可能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但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中，我们仍能 看到宗教灵魂的尾随。爱因斯坦、霍金等大科学家，我们很难说他们有什么特定的宗教信仰，但他们对终极世界的超常的兴趣，在宇宙面前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好奇 心、，对自然定律的敬畏等，足以表明他们心中充溢着宗教般的情感。乔布斯也是如此。我不知道他真正信什么教，但读过他的传记后，我敢肯定，此人的内心具有 非同寻常的宗教情怀。

从功利主义的视角追问，宗教精神或情怀有何作用？对大多数芸芸众生来说，它最大的用处就是能把形下的道德约束，与超验的 超世俗的追求连接起来，把道德律令牢牢捆绑在形上世界的精神支柱上，保障了人类道德生活的稳定与可持续性。可宗教情怀还有一种作用，却多少被人们忽视了， 这就是它对科学理性和创新精神的滋养作用。基督教是近现代科学的孵化器，这是大家已公认的事实，可宗教情怀对人们探索自然的巨大激励功能，对提升创新境界 和视野的作用，恐怕也应当好好说说。爱因斯坦、霍金这些理论物理大师，他们如果缺乏终极宇宙的大视野，没有超凡脱俗的精神追求，别说能在量子与宇宙物理上 做出创造性的贡献，恐怕连这方面的兴趣都未必提得起来。一个低俗的唯物主义者，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科学创新的世界级天才。

关于中国为何没有宗教（严格地说，应该是宗教情怀），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给出了一个答案，他认为，这是因为 中国的哲学太发达，中国人的智慧和兴趣都用到哲学上去了，宗教也就没了市场。我基本同意冯大师的说法。不过这又引起了我进一步的追问：哲学真能替代宗教 吗？一个出现了这种替代的民族，它的文化还是健全的吗？

哲学当然无法与宗教简单对比，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因而在一个民族文化圈中，哲学把宗教挤出了界外，我们很难直接 判定这究竟是祸还是福。不过，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哲学，却是可以进行某种比较的。这种比较不是比某个学派、某种理论、某些枝节问题的高低，不是拿西洋的存在 主义与王阳明的心学对比，而是总体的宏观的比较。在宏观视野下，我们能看看，一个民族的哲学，对推动本民族的文明发展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哲学对文明进步的影响，可从两个最基本的层面来看：一，它是否有助于培养和激发人们的科学理性、创新精神，并进而成为科 学进步的助推器？二，是否有助于培植和提升人们的道德情操，成为一个民族形成稳定的道德关系的文化温床。就此而言，中国哲学基本上是失败的，因为它既没有 推动中国的科学进步，也无法帮助这个民族建立起稳定的、可持续的、能与时俱进的道德体系。在科学创新和道德建构两个方面，我们仍在周而复始地低水平循环 着。

科学方面，已经21世纪了，可如果我们不把“四大发明”拿出来老调重弹，还能举出几件像样的世界级的贡献来吗？现在有些 人对中国的经济成就沾沾自喜，但却忽视（或假装不知）了这种经济的山寨性质。即使光看“物质文明”，抽掉了通通由洋人发明的电能、电器、电子产品，现代交 通和通讯工具等等，中国就会立马还原为古典的农业社会。在这个地球上，没什么创新能力的国家当然不止中国一家，问题是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上 10亿的人口，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人口的民族，却出不了爱因斯坦和霍金，也出不了乔布斯，难道不该汗颜和反思吗？

道德建构也好不到哪里去，几千年来，几乎就在原地踏步，有些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底线也一丢再丢，得而复失，道德水准周期 性地在野蛮和文明的边界上循环。而且这种道德周期往往跟世俗皇权的兴衰同构，二者具有高度的重叠性。一个新兴王朝起来了，社会道德秩序便稳定下来，王朝衰 落了，道德规范也跟着衰落，王朝崩盘了，道德也跟着崩盘，同胞之间相残相食的场景一再重现。

中国科学进步的缓慢，尤其是科学创新能力的匮乏，道德境界和情操的止步不前，周期性起伏，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制度问题。不 过，道德、文化与制度建构的关系，从来就是一个鸡与蛋的关系，中国难以形成开放、自由、民主的有助于科学和道德双双张扬的制度，本身就涵盖了中国哲学在这 这些事情上无能为力的意蕴。中国哲学挤掉了宗教精神，也同时挤掉了这个民族，尤其是汉民族对超验价值的不懈追求。我可以大胆地说，汉人是这个地球上为数不 多的人生唯物主义者。总体来说，我们是这样一群人，物质欲望远远超过了精神需求；我们也是这样一群人，如果一种科学创新不能立马带来商业利益，我们就会本 能性地远离它。即使能产生商业利益，如果创新的难度和成本过高，我们也会习惯性地去抄袭，去模仿，去山寨，而把真正的创新仍在一边。我们接受教育，上大 学，搞科研，如果从中看不到官禄名利，就会很容易觉得这一切都索然无味。

经常听人说，中国的浙江人、潮汕人等，就是中国的犹太人，这真是天大的误解。犹太民族固然善于经商，而且很多人表现得过 于精明，吝啬，会算计，但犹太人同时也是这样一个民族，他们对超验的精神生活的追求，远胜于对世俗物质生活的向往。因为如此，浙江和潮汕人当中能产生很多 做服装、开餐馆、生产纽扣和打火机的富翁，却很难产生乔布斯这样的世界顶级企业家，更难在这种文化圈中涌现出爱因斯坦。此外，由于汉人习惯于把商业财富的 意义局限在物欲领域，所以，很多人至今也没搞清楚什么是资产阶级，资本家阶层。穷极奢侈、挥霍无度、嫖赌逍遥等，成了这些人臆想出来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殊不知近现代以来，有力推动着商业进步和工业革命的资本家中，那些中坚力量，恰恰是一群自律、勤俭得有些过分的人。他们追求物质财富的积累，也不是我们有 些同胞想象的那样，是为了住更大的别墅，包更多的二奶，喝更多的拉菲和飞天茅台，进赌场时更加底气十足，他们中的不少人，是把这种追求与对上帝的义务牢牢 绑在一起的。

乔布斯弄出了苹果iphone4，我们的山寨版也跟着出世。有些家伙更绝，把商标也改了，然后就说成是自己的伟大创新， 现在乔布斯走了，我们有些企业家开始浮想联翩，琢磨着这下商机来了，说不定连苹果也能打败。我祝福他们，但却对此不抱奢望。因为我清醒知道，在高科技顶 端，在世界级竞争的巅峰，一个团队要想挤到最高处，它的引领者必须有一颗能仰望星空的脑袋。而这种精神境界，恰恰是我们的商业和科学领袖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