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這是我迄今為止讀到的對中國文化透析的非常到位的一篇文章。讀完後愛不釋手，特轉來與萬維眾網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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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年前，喬布斯與他的同伴一起赴印度朝聖，時年19歲的喬布斯，在印度的貧 民區吃手抓飯，沿着印度教聖徒和釋迦摩尼當年雲遊過的地方浪跡，他們還像地道的印度人那樣，赤着腳在恆河邊漫步。夜色下的恆河騷動中透着寧靜，月亮懸掛在 恆河的盡頭，向大地發射出無邊的詩意和禪境。

喬布斯是否接受了印度教？仰或他皈依了佛教？這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去了一次印度，想到了印度之行。一個19歲的即將 輟學的大學生，一個還在吸食着大麻的准嬉皮士，人生的第一次最重要的旅行就想到了印度，渴望得到宗教精神的滋潤，這本身就說明了他人生起點的不俗。他後來 能在車庫裡創建蘋果公司，他能在遭受一系列打擊後再回到蘋果，並將蘋果的商業成就推向頂峰，肯定與他年輕時的追求和渴望有關。

相比之下，在中國人當中，尤其是在漢人文化圈裡，這種人就很難尋覓了。在全球各地的宗教聖地、宗教文化遺址處，當然也能 見到漢人的身影。但我們的同胞去這些地方遊覽，只是去欣賞風景與建築，去尋找商機，或者乾脆就在這些遙遠的陌生之地開起了商鋪，甚至擺起了地攤，沒幾個是 去那裡呼吸宗教空氣的。漢人文化中沒有宗教靈魂，整體而言，漢人嚴重缺失宗教情懷，他們的人生旅途中沒有攜帶宗教精神，又怎麼可能與沿途的宗教文化發生真 正的共鳴呢？

宗教是一個可多重定義的範疇，它可以指某種宗教形式，某些宗教理論體系，也可以指與宗教精神具有同質性、能指向終極關懷 的人生信念和追求。就宗教形式而言，漢人文化圈裡並不缺少這些東西。中國的大地上，廟宇道觀林立，香客如潮，香火裊裊，你還能說中國的漢人沒有宗教？但漢 人文化中又的確沒有宗教，因為我們沒有宗教靈魂。這些漢人同胞去廟裡幹什麼？是去向神或佛懺悔嗎？是去追問宇宙人生的終極價值嗎？可能有這種漢人，但肯定 寥寥無幾。絕大部分是去求多子多福、消災祛病、升官發財的。現在，中國的廟宇里還來了不少貪官，他們燒了幾柱香，磕了幾個頭，就想把佛菩薩賄賂住，求佛菩 薩不要讓自己的惡行東窗事發。

不僅胡亂燒香拜神這些烏七八糟的事情，與真正的宗教信仰沒鳥關係，就是皈依了某種宗教，成了某種宗教的信徒，也未必就上 了宗教精神之船。宗教情懷，一定與終極關懷有關，與對形上世界的精神追求有關。因為如此，有些人可能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但在他們的人生旅途中，我們仍能 看到宗教靈魂的尾隨。愛因斯坦、霍金等大科學家，我們很難說他們有什麼特定的宗教信仰，但他們對終極世界的超常的興趣，在宇宙面前表現出來的強烈的好奇 心、，對自然定律的敬畏等，足以表明他們心中充溢着宗教般的情感。喬布斯也是如此。我不知道他真正信什麼教，但讀過他的傳記後，我敢肯定，此人的內心具有 非同尋常的宗教情懷。

從功利主義的視角追問，宗教精神或情懷有何作用？對大多數芸芸眾生來說，它最大的用處就是能把形下的道德約束，與超驗的 超世俗的追求連接起來，把道德律令牢牢捆綁在形上世界的精神支柱上，保障了人類道德生活的穩定與可持續性。可宗教情懷還有一種作用，卻多少被人們忽視了， 這就是它對科學理性和創新精神的滋養作用。基督教是近現代科學的孵化器，這是大家已公認的事實，可宗教情懷對人們探索自然的巨大激勵功能，對提升創新境界 和視野的作用，恐怕也應當好好說說。愛因斯坦、霍金這些理論物理大師，他們如果缺乏終極宇宙的大視野，沒有超凡脫俗的精神追求，別說能在量子與宇宙物理上 做出創造性的貢獻，恐怕連這方面的興趣都未必提得起來。一個低俗的唯物主義者，永遠也不可能成為科學創新的世界級天才。

關於中國為何沒有宗教（嚴格地說，應該是宗教情懷），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簡史》中給出了一個答案，他認為，這是因為 中國的哲學太發達，中國人的智慧和興趣都用到哲學上去了，宗教也就沒了市場。我基本同意馮大師的說法。不過這又引起了我進一步的追問：哲學真能替代宗教 嗎？一個出現了這種替代的民族，它的文化還是健全的嗎？

哲學當然無法與宗教簡單對比，它們是兩種不同的文化體系。因而在一個民族文化圈中，哲學把宗教擠出了界外，我們很難直接 判定這究竟是禍還是福。不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哲學，卻是可以進行某種比較的。這種比較不是比某個學派、某種理論、某些枝節問題的高低，不是拿西洋的存在 主義與王陽明的心學對比，而是總體的宏觀的比較。在宏觀視野下，我們能看看，一個民族的哲學，對推動本民族的文明發展究竟起了什麼作用。

哲學對文明進步的影響，可從兩個最基本的層面來看：一，它是否有助於培養和激發人們的科學理性、創新精神，並進而成為科 學進步的助推器？二，是否有助於培植和提升人們的道德情操，成為一個民族形成穩定的道德關係的文化溫床。就此而言，中國哲學基本上是失敗的，因為它既沒有 推動中國的科學進步，也無法幫助這個民族建立起穩定的、可持續的、能與時俱進的道德體系。在科學創新和道德建構兩個方面，我們仍在周而復始地低水平循環 着。

科學方面，已經21世紀了，可如果我們不把“四大發明”拿出來老調重彈，還能舉出幾件像樣的世界級的貢獻來嗎？現在有些 人對中國的經濟成就沾沾自喜，但卻忽視（或假裝不知）了這種經濟的山寨性質。即使光看“物質文明”，抽掉了通通由洋人發明的電能、電器、電子產品，現代交 通和通訊工具等等，中國就會立馬還原為古典的農業社會。在這個地球上，沒什麼創新能力的國家當然不止中國一家，問題是中國有960萬平方公里的疆域，上 10億的人口，這麼大的一個國家，這麼多人口的民族，卻出不了愛因斯坦和霍金，也出不了喬布斯，難道不該汗顏和反思嗎？

道德建構也好不到哪裡去，幾千年來，幾乎就在原地踏步，有些具有普世價值的道德底線也一丟再丟，得而復失，道德水準周期 性地在野蠻和文明的邊界上循環。而且這種道德周期往往跟世俗皇權的興衰同構，二者具有高度的重疊性。一個新興王朝起來了，社會道德秩序便穩定下來，王朝衰 落了，道德規範也跟着衰落，王朝崩盤了，道德也跟着崩盤，同胞之間相殘相食的場景一再重現。

中國科學進步的緩慢，尤其是科學創新能力的匱乏，道德境界和情操的止步不前，周期性起伏，你也可以說是一個制度問題。不 過，道德、文化與制度建構的關係，從來就是一個雞與蛋的關係，中國難以形成開放、自由、民主的有助於科學和道德雙雙張揚的制度，本身就涵蓋了中國哲學在這 這些事情上無能為力的意蘊。中國哲學擠掉了宗教精神，也同時擠掉了這個民族，尤其是漢民族對超驗價值的不懈追求。我可以大膽地說，漢人是這個地球上為數不 多的人生唯物主義者。總體來說，我們是這樣一群人，物質欲望遠遠超過了精神需求；我們也是這樣一群人，如果一種科學創新不能立馬帶來商業利益，我們就會本 能性地遠離它。即使能產生商業利益，如果創新的難度和成本過高，我們也會習慣性地去抄襲，去模仿，去山寨，而把真正的創新仍在一邊。我們接受教育，上大 學，搞科研，如果從中看不到官祿名利，就會很容易覺得這一切都索然無味。

經常聽人說，中國的浙江人、潮汕人等，就是中國的猶太人，這真是天大的誤解。猶太民族固然善於經商，而且很多人表現得過 於精明，吝嗇，會算計，但猶太人同時也是這樣一個民族，他們對超驗的精神生活的追求，遠勝於對世俗物質生活的嚮往。因為如此，浙江和潮汕人當中能產生很多 做服裝、開餐館、生產紐扣和打火機的富翁，卻很難產生喬布斯這樣的世界頂級企業家，更難在這種文化圈中湧現出愛因斯坦。此外，由於漢人習慣於把商業財富的 意義局限在物慾領域，所以，很多人至今也沒搞清楚什麼是資產階級，資本家階層。窮極奢侈、揮霍無度、嫖賭逍遙等，成了這些人臆想出來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殊不知近現代以來，有力推動着商業進步和工業革命的資本家中，那些中堅力量，恰恰是一群自律、勤儉得有些過分的人。他們追求物質財富的積累，也不是我們有 些同胞想象的那樣，是為了住更大的別墅，包更多的二奶，喝更多的拉菲和飛天茅台，進賭場時更加底氣十足，他們中的不少人，是把這種追求與對上帝的義務牢牢 綁在一起的。

喬布斯弄出了蘋果iphone4，我們的山寨版也跟着出世。有些傢伙更絕，把商標也改了，然後就說成是自己的偉大創新， 現在喬布斯走了，我們有些企業家開始浮想聯翩，琢磨着這下商機來了，說不定連蘋果也能打敗。我祝福他們，但卻對此不抱奢望。因為我清醒知道，在高科技頂 端，在世界級競爭的巔峰，一個團隊要想擠到最高處，它的引領者必須有一顆能仰望星空的腦袋。而這種精神境界，恰恰是我們的商業和科學領袖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