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实际上令人尴尬的事实是历史学家论述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周期律的发生原因反而是无能为力的或勉为其难的。当包括朱维铮、袁伟时及秦晖在内的一些中国历史学家在拷问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周期律的时候，他们倾向于问：是制度的原因还是文化的原因导致了历史上的王朝更迭周期发生？本人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就如同问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每个国家的文化里存在制度。而每个社会或国家里确立的制度里也有文化。二者是互为因果的。探讨这个孰先孰后的问题不会有结果。历史学家只能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但是，无法创造理论。结果就是，历史学家的解释总是各种各样的，人们很难统一结论。每个历史学家都会强调某个方面。历史学家的本分是说明历史的发生过程。解释这个问题的人应该还是哲学家或其他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有时也被认为是社会科学家的一部分。其实，他们不是，历史应该讲还不是科学。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原始形态。人类社会最初建立历史学，然后才建立社会科学。在原始社会的末期，人类用诗歌记录历史，那个时候还没有社会科学。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内有历史书，但是却没有社会科学的书。

现在，中国的历史学家希望完成社会科学家能够完成的任务，例如，要解释中国历史上大规模暴乱周期发生的原因。固然，历史学家能从大量的史料里梳理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原因，从而得出是什么原因导致民众暴乱发生或王朝更迭，要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恐怕还是需要哲学家或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来帮忙。原因就是他们能够进行系统的研究，他们能发挥逻辑思维的能量，他们可能进行计量分析。当历史学家进行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的时候，他们就需要进行更加系统的思维，就开始跨界向社会科学领域进军，但是，如果不改变历史学家的思维，难有明显的成果。

本人是研究人与语言关系以及语言与国家关系的人。本人的看法很简单。人类因为使用语言而摆脱了原始社会并建立文明社会。人类因为使用语言而建立国家。建国的基本形式就是语言互动，而不是物理互动。所谓的民众暴乱是一种物理互动，是建构国家失败的表现。但是，要分析这个问题应该从语言互动来解释，而不是从物理互动来解释。历史学家，包括秦晖，总是强调物理互动是看错了问题。应该从语言互动来看待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周期律的发生原因。换言之，本人认为，人类建国其实是一个契约行为。契约就是语言通讯的一种形式。契约的本质是订立契约的各方各自向对方做出承诺，于是，彼此合作，建立国家。如果发生了大规模的暴乱，特别是全国范围的暴乱，就意味着原有的契约已经终止。也就是说，历史上的统治者建国的时候，都会对民众许诺。秦末时期的刘邦就有过约法三章的说法。在英国，诺曼人登陆不列颠的时候也有许诺。根据美国历史学家的描写，征服者威廉登陆英伦后命令自己的军队不得扰民，承诺不列颠原有的法律不变等。这就是说，统治者会一开始单方面做出许诺，人民会接受。就是人民会减少抵抗或沉默，愿意观望一段时间再说。其实，就是统治者开出一个统治的条件，人民予以接受。还有一种情况：统治者夺权之前并没有许诺，人民想象统治者做出了许诺。如果人民痛恨目前的王朝，他们就希望造反的人夺权看看是不是比以前的王朝要好一点。我将这种造反过程产生的意外想象称作“客观的许诺。”于是，各方订立一个不成文的契约。但是，契约是有期限的。统治者希望契约是永久契约，人民通常不接受。人民要看契约能否兑现。人民会等待一段时间。就是一个契约的合法期限。一旦这个契约到期，人民就认为已经终止这个契约。于是，人民就不再服从。在一段时期内，统治者可能欺骗人民，以图延续契约。如果不成，统治者会用暴力镇压反抗。人民可能不得不忍耐一段时间。如果这一段时间过长，人民忍无可忍，大规模暴乱就随后爆发。也就是说，周期性的民众暴乱和官府的镇压就是社会契约到期后人民开始寻求订立新的契约的过渡期。如果统治者让步，人民可能与原有的统治家族订立契约或者与新的统治家族订立契约。总之，是因为社会契约有期限，民众的暴乱会周期发生。这个道理不论在中国或在欧洲的历史上都是一样的。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不必纠缠于形式。要看本质。

至于中国的情况，共产党在中国掌权之前对人民也有许诺，例如，许诺将来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人人都过上美好的日子，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都有自由等。共产党还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许诺将来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有言论自由，实现法治，有至高无上的宪法，实行全民的选举等。共产党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通过它自己兴办的报纸《新华日报》做出这些许诺。但是，契约总是会到期，这是中共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共怎样来延续这个契约或者怎样与人民重新订立一个契约？个人认为，人类历史上从来都没有无限期契约。中国的那个契约何时到期？我们拭目以待。

总之，根据本人的研究，人类国家的进步就体现在确立语言的主体性。这种语言的主体性要求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互动必须是语言互动，而且各个历史时期交替的时候要无缝对接。就是说，人类需要用语言来制定规则，而这个规则必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例如，人们制定选举的规则来选择国家领导人其实就是周期性地订立社会契约。人们订立法律也是语言行为。法律的权威也是语言的权威。如果人们总是说假话，语言的权威尽失。如果人们不说假话，人们承认语言的权威。语言的权威是真正的持久的秩序。用武力树立的权威无法持久。诉诸武力就是迷恋物理互动。物理互动有损国家的建构。只有人们愿意长期使用语言互动，才能建立基础稳定的国家。而且，一旦排除了物理互动或减少物理互动的可能性，周期性的暴乱就会被周期性的选举所替代。这个时候，人们每隔一段时期就治理国家的问题达成一个共识。减少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分歧。当然，时间一长，人们又产生分歧。于是，再进行选举，人们就治理国家的问题再达成共识。国家内部的动荡就逐步消除。人类开始步入真正的政治文明的新阶段。在这个方面，中国应该走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在走的道路。在这个方面，西方人没有理论。西方人说到底还是经验主义者。本人总结了一套理论。绝对有说服力。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以下一本书：

Language and State: a Theory of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出版商：UPA     出版年代：2015  长度：566页

这本书最近几天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法国等地都有售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