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中国民主化的前景

（2014年3月8日在九三学社通州工委二支社议政会上的发言）

严戎庚

我对政治和政治理论，完全是一知半解。仅仅是因为关心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才关注中国民主化的问题。今天所讲，很可能似是而非。

我谈三个问题。一、宏观把握——世界之大势；二、他山之石——可能之借鉴；三、微观分析——中共之取向。总而言之，我对中国民主化的前景是乐观的。

一、宏观分析——世界之大势

理论上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算起，实践上从1871年的巴黎公社算起，在大约半个世纪中，除了无数革命者那种为了理想和信念奋斗、献身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仰、怀念之外，就只能说历史走了一段大弯路。我们可以对马列主义做个定量分析：先看它最核心的三分之一，马列主义三大块中的一块——科学社会主义，被半个世纪的实践证明依然是空想社会主义，而且比圣西门、傅里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更糟糕！欧文他们不过是在自己的庄园里搞消灭阶级的实验，不死人，而科学社会主义却搞阶级斗争，搞暴力夺权，让鲜血染红了半个地球！原本意义的“阶级”，是社会保持活力的通道，被科学社会主义歪曲成分裂社会进而控制社会的政治工具。如今，凡是不按科学社会主义办事的国家都比较好，而按这一套办事的国家都得回过头去重走人家的路。一般认为：世界上还剩4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越南、朝鲜、古巴。中国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招牌下向民主化前进，详后。越南在民主化道路上比我们走得远多了，亦详后。朝鲜也发展经济，提出让“人民富裕”了，平壤街头出现自由买卖；金正恩多次要求大胆吸收外国好的东西，派人前往加拿大研修市场经济，大学开设资本主义金融课，也在搞特区，吸引外资。古巴的资料很少，据报道，已经允许有私人的出租车了，古巴人民盼望着能像中国一样改革开放。一句话，半个世纪的实践证明了搞阶级斗争、暴力夺权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是失败了，根本错了。

现在来看马列主义另外的三分之二：政治经济学和哲学。

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的。今天来看，我觉得自己愚蠢得丢人！剩余价值被马克思描写成由工人血泪构成的“剥削”，是坚决不能有的。那么，谁愿意并能够在没有剩余价值的情况下经营生产和流通呢？老板饿死了，工厂倒闭了，工人也活不成，天下有这样的傻瓜吗？整个社会不就灭亡了吗？马克思是用一部巨型起重机去搬一颗小石子。忽悠得我们只看到巨型起重机巧妙的操作，而忽略了小石子有什么问题。我看过著名语言学家、今年110岁的周有光的一篇文章，说中央党校的《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打开封面一看，一点马列主义也没有，讲的都是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可见这个三分之一也错了。

剩下的三分之一是哲学。马列主义哲学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各为六分之一。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以阶级矛盾为纲来解释历史的发展，合乎逻辑地也是错的。现在学界普遍认为“官民矛盾”，即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矛盾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不仅能够解释远古社会，现在和未来社会，也能够更符合事实的解释所谓“阶级社会”，《水浒传》里的宋江、晁盖、卢俊义是什么阶级？毛泽东、周恩来是什么阶级？他们都是所谓“剥削阶级”，但他们都是被管理的“民”，觉得管理者不好，就起来造那些“官”的反。那么就剩下了辩证唯物主义这六分之一了，作为一种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自成一家之言。遗憾的是：在中国，唯物论经常被绝对化，如毛泽东把心理学、逻辑学都打成唯心主义的东西；辩证法经常被诡辩化，还把矛盾的斗争性绝对化，应党内斗争——延安整风的需要而产生的《矛盾论》讲矛盾的斗争性长篇累牍，贯穿始终，讲矛盾的统一性时轻描淡写，只一两个自然段，连没有矛盾的统一性就没有矛盾的道理都不讲。这种把矛盾斗争性绝对化的谬论成了党内残酷斗争的利器。所以受这种影响很久很深的我们，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时也得提高警惕。也就是说，仅仅辩证唯物主义这六分之一可以说是正确的，但还要打折扣。

总而言之：从实践方面看是共产主义运动，从理论方面看是马列主义，二者都是失败的。由此而产生的专制主义已日薄西山，只剩下尾声了。全人类必将走向民主化，尽管道路很曲折，形式也可以多样化。

二、他山之石——可能之借鉴

世界上可能成为我们借鉴的模式主要有：

㈠新加坡模式。新加坡是个城市岛国，人口仅五百多万，面积仅6百多平方公里，都不到北京的零头。它是民主与专制的混合体，在多党制、普选制的形式下，成功地保持着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甚至可以说是家族专制的政治制度。但是它政府廉洁、经济发达、社会安康、法治完备。有人认为，可以把新加坡看作是从专制向民主演进的中间阶段。我看很有道理：李光耀、李显龙和他老婆死了，这种体制还能维持下去吗？该模式最合中共的胃口，备受推崇。它确实有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如：执政党以制度安排的方式接受人民的监督，严刑峻法，政府去除意识形态色彩，政府慷慨与民分利，等。但我认为它在中国是行不通的。1、新加坡弹丸小国，没有中央和地方之分，一切令行禁止，执行效率极高。而我们往往“政令不出中南海”，地方和中央的矛盾非常复杂尖锐，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供了新鲜例证，详下。2、中共历史上和改革开放以来，累积了很多社会矛盾，如：腐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少数民族分离主义倾向以及其他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等。贸然实行多党制、普选制，冲突与危机不可避免。而新加坡没有这类困忧，其人民行动党在长期执政中建立了丰功伟绩，多党制、普选制又赋予了它合法性。3、人口素质不同。中国人人都是政治家，只要反对党合法存在，就会形成对政府的巨大压力。而新加坡人民习惯于在法制下规范自己的行为，一般没有强烈的政治参与热情。4、中国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矛盾与紧张，会极大的增加民主民主化国家控制的难度。而新加坡不存在这个问题。

㈡越南模式

邓小平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口是心非，其后的领导也不敢大胆地坚持这句话，越南人却勇敢地实践了这句话。越南的民主改革始于1986年，越南总理潘文凯甚至宣称，越南未来将建设成为一个美国式的民主国家。

他们开始放弃坚持了数十年的一党专制。

首先是基本实现了党内民主。2006年，越共“十大”实行总书记差额选举，两名候选人角逐总书记。同时接受中央委员的自我推荐，只要在选举中获胜，就可以担任中央委员和中央的部长。省委书记及所有省级干部均需有10%差额比例（比中国大三倍），在全省干部大会上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允许党员干部自荐参选党政群团领导职务。以94.98%的赞成票通过了《反腐败法》(中国的比例相反，《阳光法案》曾被人大以97%的反对票否定)，规定领导干部需在每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将个人财产申报清单在本人所在机关、组织或单位公布。2007年举行了普选，登记选民5千万人（共有8千多万人）。在选举模式上，越共鼓励公开竞选，要求候选人会见选民，向选民说明当选后的行动计划。2007从5月3日到16日，875名候选人在182个选区会见选民并进行了选举造势活动。越共总书记农德孟和现任国会主席阮富仲分别带头会见选民。越共还在中央全会上实行质询制度，每位中央委员都可以对包括总书记在内的其它委员提出质询，也可以对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检查委员会集体提出质询，直到得到满意答复。越南允许党内有“内部派系竞争”，党内可以发出不同声音。

党外民主变现为：开放党禁。越南民主党于2006年6月1日公开发表宣言，宣布该党将复建并重返政坛。越南国民党一些老党员，也恢复了国民党。2007年的普选中，857名候选人中，非越共党员超过100人，其中30人是自我提名的候选人。开放报禁，允许思想言论自由。实行了三权分立，避免了“党大于法”，最高法院可审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件，越共中央完全不干预审判工作。等等。

2013年1月公布了宪法修正草案，决定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越南民主共和国”。

我认为越南模式比较适合中国，但比越南困难。原因有二：一是中共的封建传统和内斗传统根深蒂固，一旦党内竞选，很可能造成内斗和分裂，祸国殃民。主要是数量巨大的贪官污吏会从中兴风作浪。需要在基本肃清贪官污吏时才能进行，并从一开始就预防内斗。二是中共的历史包袱太重。一旦开放党禁和报禁，可能对它造成巨大冲击，后果难以预料。不如从现在起慢慢地放开，使党和人民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共产党也应该向德国和国民党学习，勇于承认和担当历史错误，中国人是最现实、最宽厚的，是会尊重现实、原谅历史的，不会为了历史问题放弃现实利益。

⑶台湾模式

这方面用不着多说。国民党刚到台湾时是很困难的，连蒋介石和他的孙子都是米饭就咸菜。后来蒋介石励精图治，至蒋经国时期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蒋经国是一位政治强人，党政军大权一人独揽，具有很高的权威和威信，他明确地提出要以专制结束专制。到李登辉，民进党上台，多党制结出硕果。台湾的民主刚开始还有点儿乱，现在越来越规范。被誉为是亚洲第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习近平似乎是不愿意按台湾模式办的。但如果他成长为蒋经国一样的政治强人，他是可能这样办的。当然具体方式不一定都按台湾的办。问题仍在共产党人的素质。

⑷戈尔巴乔夫模式

这个模式也比较熟悉，不用多说。

前苏联共产党有2000万党员（占苏联人口中10%），并拥有强大的军队，核力量足以毁灭地球五次。但在1991年8月29日，它所控制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迅速垮台了。因为苏共已经彻底腐败，失去了人民的支持。为此，苏共总书记兼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提倡新思维，大力推动政治改革，促进民主化。这就激起了一批人激烈的反对。8月19日，以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大将为主，包括副总统，政府总理，国防部长，内务部长，苏军总参谋长共八人组成了紧急状态委员会，接管了所有党政军大权，软禁了戈尔巴乔夫，调动了一个坦克师近4千官兵，进军莫斯科实行戒严，包围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所在的俄联邦最高苏维埃大厦（白宫），命令阿尔法特种部队抓捕或击毙叶利钦。

于是，叶利钦登上坦克演讲，指出紧急状态委员会是非法的。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要求其自行解散。8.19事件仅仅三天就结束了。10天以后的8月29日苏联就解体了。

我认为：八人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个个是“男儿”。他们力挽狂澜的勇气可嘉，他们始终坚持宁可自杀，也不能向百姓开枪的原则更是值得永远颂扬。所以八个人除内务部长普戈自杀了外，其余七人后来都只判了轻刑，有的后来仍在政府担任要职；十多年后，国防部长亚佐夫，普京总统还特别为此颁发勋章给他以示赞赏。这同1989年“六四运动”中中国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官、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另一面的“男儿”更多。当抓捕或击毙叶利钦的命令下达时，特种部队的战士们竟将党证、军官证拍在桌面上，拒绝执行命令。坦克师的官兵们说：谁要我们把枪口对准老百姓，我们就把抢口对准谁！于是坦克车队在一片欢呼声中，炮筒上插满鲜花，撤离了莫斯科。当白宫被围困之際，千里之遥的列宁格勒竟然出现6个步兵营，500空降兵，10辆坦克组成的志愿军开赴莫斯科，抱着以卵击石的决心要去保卫白宫。莫斯科实行戒严令的当晚，全城1/5的男女老少冒着危险，涌向红场周围，要战士们放下手中的枪。他们都是“男儿”呀！

中共最不愿意走的就是这条路。习近平为前苏共的命运抱怨前苏联“竟无一人是男儿”，既不符实，又失人心，很是失策，与其后来同推翻前苏共的人打得火热也自相矛盾。正面说要接受前苏共的教训，防止中共重蹈覆辙不也是中共的本意吗？岂不更好？诚然，由于国情不同，中国如果走上这条路，后果肯定会很惨。但形势不由人。真到了那一步，习近平不作戈尔巴乔夫，就得作克留奇科夫。上帝保佑，中国不要出现那种局面。

三、微观分析——中共之取向

政治本来就诡秘，中国的政治更是超常诡秘。可以说的不做，做的不说，说此做彼，说彼做此。习近平则忽左忽右，让左右两派都猜谜，以稳定大局。所以，对中国的政治家，只能“观其行”，“听其言”是无所谓的。所以，宏观分析时我们可以理论、实践一起说，现在就必须先说实践。

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习李新政以来的实践，我的结论是乐观的。这是因为在一系列的两难选择中，中共都选择了有利于中国民主化、或者说必然导致中国民主化的一面。举其要者如下：

㈠努力发展经济。贫穷有利于科学社会主义那一套，有利于极左路线。但中共选择了努力发展经济，让人民富裕。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胡锦涛纠正说要“科学发展”。发达的经济必然提出民主化的要求，是民主化的基础。经济发达了，人民富裕了，民主化才不会乱。不用说发达的欧美国家了，台湾和韩国也是在专制政权的手中完成了经济腾飞，然后才开始民主化的。一些国家民主化引起了动荡，原因之一就是经济欠发达。

㈡给市场经济以决定性地位。专制需要的是计划经济。但中共选择了市场经济。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前提，自由、平等、民主、博爱，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十八大又提升了市场经济的地位。

㈢强调民生。贫穷是专制存在的土壤。但中共强调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让人民拥有自己的财产。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有恒产者有恒心”。人的温饱解决之后，特别是有了自己的财产之后，必然就有人权、民主等要求。

㈣发展教育。专制喜欢搞愚民政策。但中共大力发展教育，强调培养创新型人才。人有了知识，民主、人权意识就会觉醒。现在中国倡导民主化的不都是知识分子吗？

㈤对外开放。专制需要夜郎自大、闭关锁国。但中共选择了对外开放。这就必然融入世界民主化大潮。习近平到美国去和奥巴马达成了双方不再进行意识形态互相攻击的协议，又是一个进步。

㈥台湾问题。专制的办法是打掉台湾。但中共和台湾的关系越搞越好。结果是台湾成了大陆的一面最有说服力的镜子。到过台湾的人没有不说台湾好的。现在台湾越来越主动。2012年，马英九表示：如果他大陆方面同意，中国国民党，将在适当的时候接受大陆民众的入党申请，有信心在大陆放开党禁后，中国国民党将成为大陆最受欢迎的政党。因为现在的中国国民党已经完全的融入于国民之中，是一个真正的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政党。台湾没有独立倾向，如果大陆实现民选政治普世价值观，台湾没有理由拒绝和大陆统一，我们期待被“解放”的那一天。2013年连战会见习近平，提出了要求大陆开放国民党在大陆的广东福建等地设立党支部。习近平答应认真研究，在年底之前答复。如今2013年已经过去了，不知是如何答复的。2014年，前几天，宋楚瑜在见大陆海协会会长陈德铭时，又说：让大陆放弃台湾主权不可能，让台湾放弃民主制度也不可能。我建议大陆台湾都各退一步：大陆成功实现民主制，让台湾政党都到大陆参选,在公平、公开、一人一票的前提下，让十三亿人民共同决定哪个党派执政大中华。如果两岸人民决定让中共继续执政，台湾人民会服从选举结果，立即和平回归，台湾宣布放弃独立，成为大中华的台湾省,两岸人民真正创造中华民族数百年太平盛世。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也没有说台湾居心叵测，更没有和台湾剑拔弩张。

我们这些普通人都看到了和台湾友好的后果，政治家们难道没有看到吗？非常幸运，历史给我们留了一个台湾，这是中国民主政治的苗圃。

当然，中共中会有一些人存在幻想。一面同奥巴马达成意识形态互不攻击的协议，一面就有人在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教育领域加强“洗脑”。我不大理解这种做法，但我相信：意识最终不能决定存在，特别是在难以管控的互联网时代。

现在来说一下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

这两个会在民主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主要包括：升级了市场经济的地位。加强了法院系统的独立性。废止了劳教制度。提升了中纪委的独立性。推行混合所有制和强行推动农村土地进入市场。决心打击和铲除权贵腐败势力。规定各级领导家庭收入2015年前必须公开。还有：省市区的政协主席退出党委常委，省委书记都不再兼人大主任，以便互相制约。还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质上就是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民主化。这是最高层刻意避开“政改”说法的说法，目的似乎是为了避免党内争论。等。

这些进步，是各方讨价还价、互相妥协的结果。习近平作了《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后，三中全会出现了罕见的沉闷局面；然后，全会经过四天争论，到闭幕时仍未有达成结果，导致中央《决定》推迟了三天公布。习、李最后做出了让步。主要是：

1、原来想让法院系统脱离地方政府，实现审判独立，但最后法院变成了省管，实际只剥夺了市县政府的法院和检察院的管辖权。

2、《决定》废止了劳教制度，但“违法行为矫治”却没有规定必须由法院裁决决定，如果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滥用矫治中心，造成的损害或许超过劳教制度。

3、原计划中纪委和监察局从政府部门中独立，实行单独的垂直管理，变成了大半个的独立管理，省级之下的中纪委和监察局并未全部独立。

4、农村土地进入流转市场，还存在着地方政府通过地方国有房地产企业的运作，利用土地用途转变的方式，把农村土地增值利益囊入自己口袋的可能。最后决定出现问题再伺机解决。

5、重新改革分税制和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争议更大，以致最后难以达成具体方案而没有进入《决定》，只有一个大致的目标。

但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深入改革领导小组的设立和中纪委的权力大幅提升，使得中共正式进入“铁三角”局面，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各掌一角。只要形成目标，中央又掌握了执行机构，遗留问题是可以一步步解决的。因此，仍然可以说，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迈出了民主化的坚实的一步，一大步。

很多人认为“国安委”和“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是一种集权的表现，习近平借此完成了一人大权独揽的格局。也有人说：《公告》里在市场等方面有十四项都是在向社会放权，所以不是集权，是中央内部的权力博弈，是一种组阁行为。至于“国安委”据说更是为了解决军队国家化的问题：过去的国家军委主席是虚的，但国安会，是国家军队的一个执行机构，当用国安委会来领导军队的时候就是国家的军队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聪明了！

我的看法：就目前而言，组阁说可能比较符合实际，但上述设置是有利于习近平集权的，将来也许集权说会成为现实。十八大之前，我觉得习近平是要走新加坡道路，现在看来，似乎又有了走越南和蒋经国道路的迹象。

历史给习近平留下的是复杂大国的很难混下去的烂摊子，逼得习近平不得不有所作为。

从他的父亲、他的经历、他的社会关系看，在中共的生死关头，他有可能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站在文明和正义一边。他是值得同情的，他好像驾驶着一艘千疮百孔的船，一面要修补船上的漏洞，一面又要躲避四处遍布的暗礁和狂风恶浪，真不容易！如果他走出了一条新路，那就是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那时才谈得上“中国模式”。

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形势比人强”。戈尔巴乔夫也是不得已在最后关头才解散苏共的。中国按现在的形势发展下去，民主化的前景是乐观的。而且，由于习李班子的作为，历史的进程在加速，在十年之内就很可能见分晓（不是见结果），我们有幸都可能看到这一天。到时候，个人顺应历史潮流，民主化就顺利一些，反之，也不过是增加点曲折而已。我们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人或几个人身上。

考察完了中共近期的执政实践，再来简单地看一下他们的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在人们心中彻底动摇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地位。马列主义已如前述，那么毛泽东思想如何呢？毛泽东思想的真谛主要有两点：一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二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即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不断搞政治运动，极致便是搞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自己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二是搞了文化大革命。证实了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毛又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话说得非常精辟，概括了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把矛盾斗争性绝对化的所有要害，也说明了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有人嘲笑毛泽东没读过《资本论》，这种嘲笑很肤浅。毛对马列主义是很精通的，他确实“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只不过是把马列主义搞得更糟了。

中国共产党否定了阶级斗争、否定了文化革命，也就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的意识形态随即出现了全面的真空。怎么办呢？共产党这时显得有点儿心慌意乱、手脚无措，出现了众所周知的“信仰危机”。于是：

先是推出儒家思想——孔孟之道。于丹的《论语心得》大行其道，国家博物馆门口立起了孔子的巨型塑像（然后又悄悄地搬到后面去了）。孔孟之道是历代统治者推崇的，但共产党自称和历代统治者不同，曾经是要打倒孔家店的，所以显得很不协调，受到全民的嘲笑。

接着推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说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由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组成”，借以批判、抵制、否定普世价值。但模模糊糊、啰啰嗦嗦，而且明显不合逻辑。战国时期的逻辑学家公孙龙（约公元前320--250年）提出了一个命题：白马非马。讲的是抽象概念（马）和具体概念（白马）的区别和联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去对抗“普世价值”，犹如说“白马非马”，没有说服力，人们将信将疑。十八大取得的另一个巨大进步就是吸纳了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十二个词：“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是对国家的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是对社会的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对公民的要求。这里的“民主、自由、平等、友善（博爱）、法治”等不就是普世价值吗？就缺了一个“人权”没写进去，但“人权”与大多数词都是互相包容、紧密相关的。白马原来就是马，只不过是一匹具体的马。

还有，在“爱国”的旗号下，不时地利用一些事件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如：和日本的钓鱼岛事件、抗日战争纪念日、南京大屠杀公祭日，和菲律宾、越南的领海与领土事件，设立航空识别区等等。政府的调子定得很高，行动却很理性，我体会大概有使老百姓心里总有点儿事想的用意。美国发生个屁大的事，比如校园枪击案，警察打死个黑人，就持续不断地报道，搞得中国人人皆知，仿佛美国有多乱似的，部分中国人因此就很兴奋。这是不着痕迹的心理战术。他们忘了中国类似的事不知有多少，不过工具是刀和毒药等等，而很少是枪。因为中国人手里没有枪，如果有的话，坏人把好官打死，好人把坏官打死，所有的官员都得死。可美国民间有1·5亿条枪，两百多年了，还只有林肯、肯尼迪被政敌谋杀，还没见美国哪个官员被老百姓用枪打死。

公开抛弃毛泽东思想，左派不愿意，所以这旗还得打。于是，最近习近平又把毛泽东思想概括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点。这真是“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古老传统的大发扬（六经：六部儒家经典），名义上是概括毛思想的要点，实际上是要借此表达习自己执政的要点。只是有点儿年纪的人都知道，这三点，在毛、习那儿内容和色彩都大相径庭。毛搞的党内十来次“路线斗争”，建国后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哪个是“实事求是”的？又如“群众路线”，在毛手里分明是运动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从而维护他个人专制的手段。“独立自主”在毛那里也有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争当国际共运领袖的含义。所以习说的叫习近平思想更恰当，我们很拥护；叫毛泽东思想是当前政治的需要，旧瓶装新酒，危害也不大。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搞不清楚。香港《争鸣》杂志报道：2010年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毛泽东思想若干建议意见》的179号决议，该决议由吴邦国习近平两人合议提出，内容为今后关于党的重要文件中，不再列入毛泽东思想。军内民主派的思想旗手、给邓小平写过讲话稿的国防大学教授辛子陵，也说过这件事，还说决议通过时，政治局全体委员起立鼓掌。他后来被北京市委软禁了一段时间，北京市委列举的他的“错误”时根本没提这事，更没说这是造谣。何以后来又一会儿提、一会儿不提毛泽东思想了呢？如果真有179号决议，中国民主化的前景就更美妙了。去年12月纪念毛泽东诞辰也很诡异。一方面禁止人民大会堂举办纪念演出，而且通令所有合唱团如九三合唱团，不准唱直接歌颂毛的歌曲，一方面又七常委排队去“拜鬼”。可能还是为了安抚左右两派吧。）

最后，衷心祝愿中共带领我们走出一条自己的民主大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