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前言：上海女人，在一般人的成見（stereotype)中，是集優雅，嬌柔，脆弱於一身，又有些小氣現實的小資女人。她們像溫室的花朵，得精心料理；又象小鳥依人，得小心呵護。。。。。。可是，在那種殘酷惡劣的特殊年代，這位普通的上海女人讓我震撼！她對愛人至死不渝，有堅定執著的厚重深情，就是天崩地裂，就是下地獄，她都會毫不猶豫跟隨愛人！她，一個嬌小的上海女人，一位敏感細緻善良的可人兒，因為真贄的愛情，在滅頂大禍面前，她弱小的身軀，竟然凸顯了古代燕趙俠士的錚錚鐵骨，堅貞和勇氣毅力！
我願盡微薄之力，流着淚為她轉發這個故事，為了我們的後代不再有她的命運！我不知道她還在不在人世，我只有為她禱告。。。
感謝楊顯惠先生詳細而真實了記錄了這個故事，讓我們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們當時受到的煉獄般的心靈和肉體的折磨和煎熬。
希望這些人間地獄的真實故事和詳盡描述，能撼動麻木的心，使我們的民族警醒，起來捍衛人權，反對專制；不至於像失憶患者一樣一次又一次地重蹈復撤！否則中華民族真的會萬劫不復了！！
對還在懷念毛時代的某些同齡人和後輩們，請你們讀讀這個故事。這只是中國55萬（有說實際是100多萬）的右派家庭中的一個家庭慘劇。再想想毛共建國後發動的56場政治運動中的千千萬萬冤死者及其家庭，您還能說，這只是“錯誤”，而且只是“三分錯誤”嗎？！
毛共立國之後30年，在和平環境下，發起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運動，斗死，殺死，餓死，冤死幾千萬老百姓，讓不同的聲音或身體滅絕，而且株連九族，把他們的親友也送入地獄。。。。。。這難道不是毛共對中華民族犯的罪， 而且是滔天大罪嗎？！！。。。。。。。。
上海女人
——《夾邊溝紀事》節選
楊顯惠
這段故事是一位名叫李文漢的右派講給我聽的。他是湖北省人，高中畢業，1948年參加解放軍，解放後曾經加入志願軍入朝作戰。在朝鮮戰場他負了傷，三根肋骨被美國人的炸彈炸斷。回國治療後留在公安部工作。他說，後來因為出身於大資本家家庭的緣故，組織部門調他到甘肅省公安廳，名義是支援大西北。可是他在省公安廳工作不久，又被下派到酒泉地區勞改分局，在生產科當一名生產幹事。1957年他被定為右派，開除公職，送夾邊溝勞動教養。1960年12月以後，夾邊溝農場的右派全部釋放回原單位去了，他卻無“家”可歸，因為他是被開除公職的右派。在勞改分局的招待所里住了兩個月以後，領導終於想出辦法來了：你到安西縣的十工農場去吧，不算幹部，也不是勞改犯，去當個工人吧。他到了十工農場，廠領導又作難了：正式招工吧手續又不好辦；哪有右派招工的道理?最後只能以刑滿就業人員對待，每月發二十四元工資，在勞改隊種菜。種菜到1969年，因為戰備的原因，十工農場的犯人遷移到甘肅中部的五大坪農場去了，他不是犯人不能去，只好和其他幾個就業人員一起移交小宛農場。於是，他就成了我們十四連畜牧班的放牧員，和我同住在羊圈旁的一間房子裡。在一起生活得久了。相互有了了解，也信任對方了，他便陸陸續續對我講了許多夾邊溝農場的故事。
今天我再給你講一段夾邊溝的故事，是一個女人的故事。她是個右派的老婆，上海人。
我跟你說過，1960年國慶節前，夾邊溝的右派——包括新添屯作業站的右派——除去死了的和幾百名體質太弱什麼活也幹不了的，全都遷移到了高台縣明水鄉的一片荒灘上。省勞改局的計劃是從酒泉勞改分局管轄的十幾個勞改農場和勞教農場調人，在那片荒灘上建一片河西走廊最大的農場，要開墾五十萬畝土地。因為倉促上馬冬季臨近，其他農場的領導很賊，沒有按計劃調人，就夾邊溝農場的右派調過去了。大約是一千五百人，分別住在祁連山前的兩道山水溝里。千百年來，從祁連山里流出的洪水在那片荒灘上衝出了幾道深溝。山水溝蜿蜒兩公里多長，南邊靠近祁連山的一端很淺，越往北越深，最深處有六七公尺，出了山水溝是一片泥沙沉積的沙土地，再往北是一道接一道的沙梁。
由於沒有木材蓋房，我們住在自己動手挖的窯洞裡。窯洞大小不等，溝淺的地方，靠近南端，因為崖坎矮，挖的窯洞才一米高，人四肢着地才能鑽進去，進去後坐着剛能仰起臉來。這樣的窯洞住一個人或者兩個人。我們組的窯洞挖在山水溝中端，很大；我們組最早是二十五個人，在夾邊溝死掉了三個，還有三個因瘦得走不動路留在夾邊溝了，剩下的十九個人加上其他組沒住處的兩個人，．全住在這個窯洞裡。我們組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大業、崔毅、魏長海，還有晁崇文、鍾玉良、章……哎呀，叫章什麼來的，那是個西北師院歷史系的教授，姓章，可名字突然就想不起來了。對了，崔毅，崔毅這時候已經不在明水也不在夾邊溝了，他在兩個月前就逃跑了。他是四十年代北大的畢業生，英文講得特好。這人四十年代就參加學潮，是地下黨，解放後是省委宣傳部的幹部。文大業是省衛生學校的副校長，原蘭州醫學院教授，死在明水了，吃髒東西死掉的。對了，董堅毅也是那幾天死掉的，和文大業前後腳死掉的。
文大業的死我記得很清楚。那是八月上旬的一天，他從自己的鋪上挪過來湊近我，說，老李，我活不過一個星期了，我喝粉湯了。我當時嚇了一跳，問他真的嗎，他說真的。
我可是嚇了一跳。他說的粉湯就是用黃茅草籽煮的湯。黃茅草你知道嗎?你肯定知道，草灘上到處都長，你就是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它長的樣子就像駱駝草一樣，一蓬一蓬的，莖稈比駱駝草的莖稈還粗還高。它的莖是黃色的，葉片也帶點黃色，很好辨認。河西的農民都叫它黃茅草，有的叫黃茅柴，因為農民們都拿他當燒柴，有的把它挖來埋在田埂上做風牆——擋風。黃茅草的草籽是能吃的，這我們原來不知道，是酒泉縣和高台縣的右派們說的，他們也是聽老人們說的：鬧饑荒的年頭，當地的農民們用它充飢。於是，右派們就跟他們學，拿着床單到草灘上鋪開，把黃茅草枝條壓下來敲打，把籽打下來；然後用手搓，把皮搓掉，再拉着床單搖晃，叫風把皮兒颳走。不能吹，黃茅草籽太小太輕了，像罌粟籽那麼大小，一吹就連籽都吹跑了。籽兒收集回去再用鍋炒熟。炒的時候要注意，不能炒焦了，只要爆一下就成。當然，那麼小的籽兒，你是聽不見爆聲的，要用眼睛看，籽兒在鍋里自己動了一下，那就是爆了。炒熟之後裝在小布袋裡，縫在衣裳裡邊，藏好。一定要藏好，幹部們要檢查的，那東西容易吃死人，幹部們不叫吃，檢查出來就沒收了。
黃茅草籽吃起來也麻煩，抓一撮放在飯盒裡煮，煮着煮着就成了清白色的粥，真像是澱粉打的粉湯，與澱粉湯的不同之處在於用筷子一挑能拉出絲來。這時候還不能吃，要攪，一邊攪一邊吹，叫它快點涼下去。涼了的“粉湯”像一團麵筋，柔柔的。把它拉成條狀，拉長的感覺就像是拉橡膠一樣，然後咬着吃。那東西是嚼不爛的，只能咬成一塊一塊咽下去。這東西根本就沒有營養，但是也沒毒，吃它就是把空空的腸胃填充一下，克服飢餓感，就像有些地方的人吃觀音土一樣。這種東西能挺時間，吃上一次能挺三天，因為它是不消化的。既然不消化也就排泄不出來，需要吃別的野菜什麼的頂下來。這種東西千萬不能在粥狀的時候喝下去。在它還沒凝固成塊狀之前喝下去，它會把肚子裡的其他食物——樹葉子呀，乾菜呀，還有別的雜草籽呀——粘在一起，結成硬快堵在腸子裡形成梗阻。我估計，在夾邊溝和明水至少有幾十人因為喝了這種“粉湯”而致死。有些人是出於沒有經驗，第一次喝了就死去了，但另一些人的想法是嚼着吃太噁心，少喝一點可能沒有危險，實際是對“粉湯”的粘性估計不足。
真是嚇壞了，我當時就說他：你不知道那東西不能喝嗎?他回答：餓得等不及了，還沒放涼就喝了幾口。我生氣地說，幾口?就幾口嗎?他回答，也就半碗。
我說這可怎麼辦呀?
他說要是有點蓖麻油就好了。
我知道，蓖麻油是瀉藥，它可以把腸子裡的食物變成稀湯子排泄出來。我立即跑出去跑了一趟厂部衛生所，但是醫生把我罵了出來：人家都拉肚子拉的要把腸子拉出來，你還要瀉藥，我到哪裡給你找瀉藥去!
醫生說的話也對，農場鬧病的人大都是因為吃了髒東西拉痢疾。有些人拉得起不了床，幾天就死掉。
我沮喪地回到窯洞，跟文大業說，你還想活不想活吧，想活我就給你掏!
還在夾邊溝的時候，我們就互相掏糞蛋蛋了。超常且沉重的勞動把我們的身體榨幹了，每天供應的十二兩(注1)原糧不能提供沉重勞動所需的熱量，為了活命，我們把谷糠呀、樹葉和草籽呀，凡是我們認為有營養的東西都填進肚子。這些東西是不易消化的，加之我們的腸胃早就沒有了油水，所以排泄就成了非常痛苦的事情。我們每次要在茅坑上蹲半天，竭盡全力才能排泄出幾個糞蛋蛋。有人在罵人的時候說，你打嗝怎麼是草腥昧的!那意思是說你不是人，你是吃草的牲口。我們那時候排泄出的東西就是和驢糞蛋一樣的草糰子。經常的我們在茅坑上蹲半天，連個糞蛋蛋也排泄不出來，必須相互幫助，互相配合：一個人趴在地上撅着屁股，另一個人從後邊掏。我們大多數人都有一個專用工具，是用質地堅硬的紅柳枝條削成的木勺，狀如挖耳朵勺但又比挖耳朵勺大出許多倍。沒有製備專用工具的人只好用吃飯小勺的把兒掏了。
文大業對我講的時候，事情已經到了很痛苦的程度：小肚子脹得圓鼓鼓的，但又排泄不出來。我馬上和他一起走到窯洞外邊去，他趴在一個土坎上，撅着屁股，我跪在後邊進行操作。但是，用了很長的時間，我也沒掏出一點東西來。文大業的肚腸里吃下去了很多菜葉、草籽之類的代食品，“粉湯”把這些代食品黏結在一起，凝成了一個很堅硬的硬塊。硬塊的直徑超過了肛門的直徑許多，堵在肛門上，根本就無法掏出來。我試圖把這個硬塊捅碎，使之化整為零，但也沒有成功。我的專用工具一用力，那硬塊就移動，根本用不上力，而文大業又痛苦難忍呻吟不止。最後的結果是我的專用工具把他的糞門搞得鮮血淋淋，一塌糊塗，硬塊安然如初。
文大業的肚子脹得越來越大，五六天后就“脹”死了。我們把他的屍體用被子裹起來抬到窯洞外邊放着，下午，農場掩埋小組的人把他裝上馬車，拉到北邊的山水溝口埋掉了。
我們窯洞裡，惟一不吃髒東西的是董堅毅。董堅毅是省人民醫院的泌尿科醫生，上海人，印象中似乎是畢業於上海的哪個醫學院。還在夾邊溝的時候我就認識他，就是沒說過話，我和他不在一個隊。1959年國慶節前夕，農場組織我們去酒泉看酒泉勞改分局搞的《建國十周年勞改成果展》在一家飯館吃飯，我們倆坐在了一起。夾邊溝的右派分子們大都身上帶着一些錢和糧票的。這是他們當初從家裡帶來的，因為勞教農場不許加餐，就總也花不出去。只要遇到外出，見到飯館，就決不會放過吃一頓的機會的。可惜那時的飯館裡賣飯也是定量，只賣半斤小米飯或者兩個饅頭。有的人為了多吃一份，只要時間來得及，吃了一家飯館再鑽進另一家飯館。
那天在飯館吃飯，我們正好坐在一起，便跟他說了說話，知道了他是在1956年支援大西北建設的熱潮中自己要求來蘭州的。他原在上海的一家醫院當主治醫師，來蘭州後在省人民醫院做泌尿科主任。他愛人也是上海一家醫院的醫生，那年正好生孩子，就沒跟他來。他還說，他愛人是獨生女，岳父岳母堅決反對她離開上海，否則也就來了。
董堅毅三十四五歲的樣子。
那次在飯館吃飯，他的文雅書生的樣子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記得從飯館出來，右派們排隊集合回夾邊溝的路上，我跟別人說過，董堅毅活不長了，看他吃飯時細嚼慢咽像是吃什麼都不香的樣子，就活不長。旁邊有人說，你可是說對了，那人吃東西講究得很。
別人挖野菜呀捋草籽呀逮老鼠呀，什麼能填肚子就吃什麼，他嫌髒，說不衛生，不吃。他就吃食堂供應的那點東西。
後來有一段時間，我沒再看見他，便以為他死掉了。誰知到了明水，他又出現了，並和我住在同一個窯洞裡。見面時我還問了一句，老董，你沒死掉呀?他笑了一下說，你怎麼這樣說話呀?我說你不是吃東西很講究嗎，好長時間不見，我以為你死掉了。他告訴我，因為肝硬化，他到場部醫務所住院三個月。
到了明水，董堅毅還是不吃髒東西。在夾邊溝的時候，因為勞動太過沉重，又吃不飽，——人們每月吃十八斤原糧——就有少數人死去了。到了明水，糧食定量進一步降為每天小兩七兩，月不足十四斤，一天就吃一頓菜團和一頓菜糊糊，營養極度短缺，大批死亡就開始了。為了減輕死亡，農場領導採取了特殊措施：停止右派們的勞動，准許在上班時間去草灘上捋草籽、抓老鼠和逮蚯蚓充飢，或者在窯洞裡睡覺。那一段時間我們把山水溝附近的老鼠和蜥蜴都逮絕了，吃光了，把附近柳樹和榆樹上的樹葉都吃光了。可是董堅毅不吃那些東西，每天吃過了食堂配給的菜糰子和菜糊糊以後，就在鋪上躺着挨日子。我曾經勸過他，別那麼斯文啦，能弄到什麼就吃什麼吧，活命要緊。他竟然回答：那是人吃的東西嗎?
實際上，他之所以沒有餓死，完全是他女人的功勞。自從他定為右派到了夾邊溝，他女人三兩個月就來一次，看望他，並且捎來許多餅乾、奶粉、葡萄糖粉之類的食品和營養品。
但是，到了明水才一個多月，他的身體就不可逆轉的衰弱了，身上幹得一點兒肉都沒有了，眼睛凹陷得如同兩個黑洞，怪嚇人的。他的腿軟得走不動路了，每天兩次去食堂打飯的路上，他搖搖晃晃地走着，一陣風就能颳倒的樣子。在窯洞裡要想喝點水，就跪着挪過去。他整天整天地躺在被窩裡默默無語，眼睛好久都不睜開。
那是11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正在靠近窯洞門口的地方煮從田野上挖來的辣辣根，——這是一種多年生根類植物，最粗的能長到筷子粗細，煮熟後有一點甜味——董堅毅忽然挪到了我的身旁。我以為他想要吃點辣辣根，便用筷子搛了幾根給他。他卻推開了，說，老李，我想求你一件事。我問什麼事，他說，我認為你是能活着回到蘭州去，這是沒問題的。我說你怎麼認定我能活着回去?你沒看見嗎，我的臉腫得眼睛都睜不開了，腿也腫得穿不上鞋了。說真的，到了11月，幾乎所有的人都衰弱不堪了，除去上次我給你講過的魏長海。每天晚上人睡的時候，誰都不知道轉天早晨還能不能醒來，因為每過三兩天就有一個人死去，而且都是睡眠中死去的，沒有呻吟，沒有呼喚，一點痛苦的掙扎都沒有，就靜靜死去了。
什麼，你說人們為什麼不逃跑嗎?有逃跑的。崔毅不是跑了嗎，後來鍾毓良和魏長海也跑了。民勤縣供銷社的主任，哎呀，我叫不出他的名字來了，也跑了。但是逃跑的人總歸是個別的，是少數人。絕大多數人不跑。不跑的原因，上次我不是說過了嗎，主要是對領導抱有幻想，認為自己當右派是整錯了，組織會很快給自己糾正，平反。再說，總覺得勞教是組織在考驗我們，看我們對黨忠誠不忠誠，如果逃跑不就對黨不忠了嗎?不就是背叛革命了嗎?就怕一失足鑄成千古恨，跑的人就很少了。
我說我的身體也不行了，怕熬不出去了，但董堅毅說，老李，你肯定能活着出去，你是個有辦法的人。我驚了一下說，我有什麼辦法?他說，有人給你送吃的，我知道。有過兩次了，孔隊長夜裡叫你出去，你回來後就在被窩裡吃東西。我夜裡睡不着覺，都聽見了。
我不好再說什麼了，他的話說得對，他窺探到了我生活中一件極端秘密的事情。還在1959年的時候，夾邊溝和新添屯就開始死人了，人們都寫信叫家人寄餅乾寄炒麵，而我也開始考慮如何不被餓死的問題了。考慮來考慮去，我決定討好孔隊長。孔隊長是從甘谷磚瓦廠調來的幹部，官不大，是夾邊溝基建隊的副隊長，可是他經常跟着馬車去酒泉，給農場拉生產資料和生活用品，還從酒泉郵局取回右派們的郵包。我當時想，這個人對我有用，一定要搞好關係，所以有一天我從他那裡取省公安廳一位朋友給我寄來的包裹，看包裹里沒有吃的，只有一團棉線和一塊藍條絨，我就全都給他了。我對他說，孔隊長，這些東西我拿着沒用，你拿去給你愛人做件衣裳吧。孔隊長是甘谷縣人，甘谷縣新生磚瓦場撤銷後，他調到夾邊溝來了，但他女人沒調過來，他女人比他小几歲，二十二三歲的樣子。女人是農村婦女，從甘谷縣來夾邊溝看過他，我看見過。他接下了我的東西，像是有點不好意思，跟我說了幾句同情的話：這是你家裡人寄來的包裹嗎?你家裡人怎麼不給你寄些吃的來，你現在最缺的是吃的東西。我順着他的話往下說，孔隊長，你說得太對了，你真能體諒人。我現在就是缺吃的，可是我是個單身漢，沒有對象，父母又年老多病，我不願叫他們知道我犯了錯誤在這裡勞動改造，這樣一來就沒有人給我寄吃的了。看起來我的話起了作用，他說，沒人寄吃的可是個問題，你的日子不好過呀，可你要是有錢也行呀。我聽出來一點門道了，又說，有錢能有什麼用處，咱們農場裡什麼也買不上，拿錢拿糧票也不賣饅頭，還得餓肚子。他說，噯曖，哪能一棵樹上吊死，場裡不賣，不會到酒泉去買嗎?酒泉的黑市上什麼都有。我說，黑市上有也沒用呀，我們這種人出不去……說到這裡我就停住了，想看看他的態度再往下說，結果他卻直截了當地說，咳，那有啥難嘛，我三天兩頭去酒泉，你要是買啥東西就說一聲，我給你捎回來不就中了嗎!他的話正中我的下懷，我立即就對他說，要是這樣，就太感謝你了。只是我還有個困難，你要是能幫助我解決就更好了。他說，你說你說，你有啥難事就說。於是我告訴他，我來夾邊溝農場第一天，報到登記的時候，身上帶着的一千元錢和三百元公債券都交給財務科的人保管了，現在取不出來。你能不能想辦法替我取出來。他回答，這有啥難，明天我就去給你取出來。他說話算話，第二天傍晚就把我叫到副業隊的辦公室，說錢取出來了。問他怎麼取的，他說他告訴財務科的人，我家的老人病了，我要給老人寄錢治病，財務科叫他代我簽了個字，就把錢和公債券都給他了。我接過錢和公債之後，立即把三百元公債券給了他，我說，我要的是現金，公債券給你吧，到期後你取出來補貼家用吧。他很高興。他一個月的工資三四十元，三百元對他可是個大數。趁着他高興，我又抽出二十元錢給他，請他去酒泉時替我捎點吃的回來。兩天后的一個夜晚，我已經睡覺了，聽見孔隊長的聲音喊我，叫我出去一下。我走出去，跟他走到山牆那邊，他交給我一個紙包。他說是兩塊燒餅，並囑咐我不要叫人知道。此後，每過一個星期，我叫孔隊長帶一次燒餅，已經有一年多的時間了。當然，有這兩塊燒餅和沒這兩塊燒餅是大不一樣的。雖然燒餅都不大，每塊只有半斤重，但是對於我極端虛弱的身體，是不可缺少的補充，使我苟延殘喘至今。只是近來我手頭的這筆錢已經所剩無幾了，而身體健康狀況更加糟糕，我內心裡極為恐慌。
見我無語，董堅毅又說，我求你一件事，不知道你答應不答應?
我說，你說吧。他說，我愛人要來看我了，但是，我的情況可能是等不到她來。
我很是驚駭，說他，你怎麼這樣想?不是好好的嗎!
他搖着頭說，你聽我說，我把話說完。近來幾天，我坐着坐着，大腦就突然變成空白，意識消失了，眼前的東西都沒有了。這不是好現象。
我說，你不要胡思亂想。那是你瞌睡了。
他依然搖頭：老李，你不要說了，瞌睡和暈眩我還是分得開的。我沒有瞌睡，一天到晚睡覺，我都睡不着，坐一會兒就瞌睡到那個樣子?暈眩，那是暈眩，已經出現好幾次了。這是預兆……
我說，瞌睡了，你是打盹了。
他說，老李，我是認真和你談這件事的，你聽我說。我前幾天就接到我愛人的信了，她說最近要來看我，我也給她寫了回信，說近日農場要調一部分人到別的地方去，其中有我，她能來就快來吧。我還告訴他，如果她來了明水找不到我，就找你詢問我的情況
我驚叫起來，老董，你怎麼這樣?
他苦笑一下：你不要急，不要着急。我原想不告訴你的，想再等幾天，可能還能見着她。今天早晨起床，暈眩又出現了，不能等了，我把這事告訴你。
我說，胡思亂想，你這是胡思亂想，你想老婆想瘋了，神經錯亂。
他仍然苦笑，然後說，你不要打岔。我求你的事很簡單，其實很簡單，但你一定要辦。當然了，如果她來了，我還活着，就不麻煩你了。如果我這兩天就死了，我愛人還沒來，求你把我捲起來，就用我的被子捲起來，把我放在裡邊一點的地方，就是那兒。
我們的窯洞本來就挖得很大，近來又抬出去了幾個人，所以靠着最裡邊的黑暗處已經空出了很大的一片空當。他指了指那片空當又說，你們把我放幾天，等我愛人來了，把我的情況告訴她，叫她把我的屍體運回上海去。
他說了求我的事，然後用黑洞洞的眼睛看着我，那意思是問我答應不答應。我沒吭聲，我的心當時抽緊了，不知說什麼好。靜了一下，他又說，求求你，求你幫我這次忙。我不願意把自己埋在這裡。老李，當初呀，我愛人，我的父母，還有岳父岳母，都勸我不要來大西北，我沒聽他們的話，一心要支援大西北建設，來了大西北。我真後悔，後悔沒聽他們的話。那天董堅毅說了很多話，並且最後還說，在窯洞裡放上三幾天，如果他愛人還沒有來，就把他抬出去埋了。否則會發臭的，太髒。
三天后董堅毅死去。我們窯洞死去的幾個人都是在睡夢中死去的，睡着後再也沒醒過來。董堅毅不是，他死於白天。那是他委託後事的第四天上午，他圍着被子坐在地鋪上和我說話，說他女人快到了，看來用不着我為他料理後事了。他正說着話，頭往膝蓋上一垂就死了。這樣的死亡方式我在電影裡看到過，我總認為那是藝術的誇張，但自從董堅毅死後，我相信了，藝術是真實的。遵照死者的囑託，我和晁崇文把他用他的鴨絨被和一條毯子裹起來，塞到窯洞的角落裡，等他女人來收屍。
誰知事情就那麼怪。往常，各個窯洞死了人，都是堆在門口，由農場組織的掩埋小組拉走埋掉，但董堅毅死去的第二天早晨，卻遇上農場的劉場長親自帶着人清理死屍。他大聲吆喝着叫人走進窯洞檢查，結果把董堅毅搜出來拖出去，拉到山水溝口的崖根處埋掉了。為了對董堅毅的女人有個交待，我跟着掩埋組去看了掩埋的地方。
過了一天，我們就明白劉場長親自帶人清理屍體的原因了。這天中午，山水溝里突然來了幾位不速之客，他們大都穿着軍大衣，但又不是軍人，其中還有兩位女同志。他們一間挨一問進了幾間窯洞和地窩子，和右派們說話，問他們從那個單位來的，多長時間了，犯的什麼錯誤，每天吃多少糧食。他們走後不久，就有消息傳開來：中央的一個工作組來過了，是由中央監察部的一位副部長掛帥的，調查夾邊溝的情況。傳聞還說某某右派認識那位副部長，兩個人還說了話。副部長是位女同志。
這個消息真是鼓舞人心，人們都以為中央來解決夾邊溝的問題了，右派們要離開明水要回家了。已經有一段時間了，——還是在夾邊溝的時候——就有消息說，夾邊溝餓死了不少人，中央都知道了，中央要解決夾邊溝的問題。過了幾天，看不見什麼動靜，人們的心又涼了下來。
夾邊溝的右派們回家，是1961年1月份的事情，還真與那位副部長的到來有關，但是我們還是回到董堅毅的故事上來吧。大約是董堅毅死後五六天的一個下午，他的女人到了明水。她是從高台火車站下火車，東打聽西打聽來到明水鄉的山水溝的。她問董堅毅住在哪兒，有人把她支到了我們的窯洞。
我的鋪靠近門口，我首先聽見有人喊董堅毅。這聲音是陌生的，似乎是個女人。我就問了一聲誰找董堅毅。
我，是我找董堅毅。
驀地一驚，我明白她是誰了。我慌慌地站起，一時間竟然忘了窯洞的高度，頭撞在洞頂的硬土上。但我顧不得疼痛，低聲對窯洞裡的右派們喊了一聲老董的愛人來了，然後才對洞口說，哦，哦，你是……進來吧。
窯洞裡像是颳起一陣旋風，躺着的人急忙坐起，有的穿衣裳，有的拉被子，一片亂紛紛的塞率聲中，洞口的革帘子被人掀開了，一個女人從台階上爬上來，進了窯洞。她的頭也在頂壁上碰了一下，她扭着臉看我，躬着腰說，我是從上海來的，叫顧曉雲。我是來看董堅毅的，他是住這兒嗎?
是，是，住這兒，住這兒，可這陣……
說實在話，這些天我就沒想過她來了怎麼和她說話。我原本以為董堅毅死去六七天了，她一定是接到農場發出的死亡通知單了，可能不來了。現在她突然闖了來，搞得我一陣慌亂。她似乎看出我的慌張來了，臉上顯出詫異的神情說，怎麼，他不在呀?
我沒回答，只是模稜兩可地點了點頭，便扭臉看了看我的夥伴們，想從他們那兒得到一點靈感。可他們靜悄悄或坐或躺，眼睛都盯着我不說話。我更慌張了，對她說，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說。你是董堅毅的愛人嗎?
她說是是，我是董堅毅的愛人，但她沒坐。她的眼睛往四下看了看，似乎感覺到了氣氛的異常，便把詢問的目光投在我的臉上，說，你是叫李文漢嗎?我說對對，我叫李文漢。她又說，哦，你是李大哥，那好，那好。老董在信上說了，他要是不在明水鄉的話，叫我找李文漢——就是你呀?我哦哦地應着，她繼續說，我接老董的信，說他可能要調個地方，叫我能來就來一趟。我想，前幾次來看他都是去夾邊溝，明水這邊還沒來過，我就來一趟吧。要是調到一個新地方，安定下來，我再來，時間就太長了。李大哥，老董是調走了嗎?
出去了，老董出去了……我胡里八塗地應着，躲開她的眼光跪在地上拍打我的鋪腳，說，坐下坐下，你先坐下呀。我的鋪很髒，但我拍打和收拾鋪蓋不是為了乾淨，而是想利用這個時間來思考怎麼告訴她關於董堅毅的事。
她坐下了。她的手裡提着個很大且鼓鼓囊囊的花格子書包，她放下書包，然後抹下頭上的綠色綢緞方巾，仰起臉來看我。這是個典型的南方人，有着鼓鼓的前額，凹陷的眼睛，很秀氣的臉，尖下巴。董堅毅跟我說過，她已經三十歲了，但我看她也就是二十五六歲的樣子。真不忍心告訴她董堅毅的事情，我忙忙地又去洗茶缸，然後給她倒水。我的鋪前有個熱水瓶，那是我的，但提起來晃晃卻是空的。我便說，你先坐一下，我去找點開水。我原想以打開水為藉口走出去，這樣我就有充分的時間思考怎麼和她說話；可是她說，不要去了，不要去了，李大哥你坐下，咱們說說話。老董幹什麼去了，幾點鐘能回來?我只好對其他人說，喂，你們誰有開水，給顧大姐倒一點!右派們大都有各自的熱水瓶，放在自己的鋪跟前。我從一個右派的熱水瓶里倒了開水，把茶缸子放在我鋪旁的皮箱上，然後說，顧同志，我叫你大姐對吧?老董跟我說過你三十歲了，比我要大幾歲，你就叫我的名字好了。她笑了一下，表示默認，但有點難為情的樣子。然後說，小李大哥，這老董去哪兒啦，你知道嗎?我說，顧大姐，老董的事我要詳細跟你談談，可是你聽了我的話可不能太傷心。老董走了，走了七八天了。
在接待她的這段時間裡，我在心裡作出決定，要告訴她實情，瞞是不行的。只是這樣的談話對她來說太殘酷了，我於心不忍。為了掩蓋內心的不安，我立即扭臉朝着洞裡的其他人說，對嗎，老董走了七八天了?老晁，你說是不是?但是誰也沒回答我，他們靜靜地坐着，斂氣收聲望着那個女人。
我害怕那女人痛哭起來，可是她一動不動地坐着，眼睛直愣愣盯着我，臉上沒有任何表情。是她沒聽清我的話呢，還是不懂“走了”的意思，我就又說了一遍：顧大姐，你明白我的話嗎?——老董去世已經七八天了。
她哇的一聲哭起來。其實，她聽懂我的話了，她是在抑制突如其來的悲痛。在抑制無效的情況下才哭出聲來。
這是那種發自胸腔深處的哭聲。她的第一聲哭就像是噴出來的，一下就震動了我的心。接着她就伏在那個花格子書包上嗚嗚地哭個不停，淚水從她的指縫裡流下來。她的哭聲太慘啦，我的心已經硬如石頭了——你想呀，看着夥伴們一個一個的死去，我的心已經麻木了，不知什麼叫悲傷了——可她的哭聲把我的心哭軟了，我的眼睛流淚了。確實，她的哭聲太感人了。你想呀，一個女人，在近三年的時間裡，每過三兩個月來看一趟勞教的丈夫，送吃的送穿的，為的是什麼呀?是感情呀，是夫妻間的情分呀，盼着他出去闔家團圓呀!可是她的期望落空了——丈夫死掉了，她能不悲痛嗎?再說，那時候從上海到河西走廊的高台縣多不容易呀!你知道的，現在從上海坐去烏魯木齊的快車兩天兩夜就到高台!可那時候，鐵路才修到哈密，這條線上連個普通快車都沒有，只有慢車，像老牛拉破車一樣。她從上海出來，還要轉幾次車，要五六天才能到高台。一個女人，就是這樣風塵僕僕數千里奔夫而來，可是丈夫沒了，死掉啦，她的心受得了嗎，能不哭嗎?我落淚了，的確我落淚了。我們窯洞其他的右派我看見他們也都在悄悄地垂淚。我們確實被那個女人的哭聲感動了。
我等着那女人哭了一會兒，把最初的悲痛、艱辛和委屈哭出去一些之後，勸她：顧大姐，不要哭了，你要節哀，可不能把身體哭壞了。你還要回上海呀。我這樣勸一點兒作用也沒有，她還是號啕大哭。後來我說，顧大姐，我想跟你說說老董的情況，老董在去世之前託付過我一些事情，我要告訴你。她這才克制住了號啕大哭，坐起來，打嗝一樣地抽泣着，看我。於是，我把董堅毅去世前後的事講了一遍。我重點突出地講了董堅毅死亡的過程，告訴她董堅毅死時沒有痛苦，他是在和我們說話的時候突然停止了呼吸的。我們把他皮箱裡一套新呢子制服給他穿起來，用他的被子和毯子裹好，拉到墳地埋葬了。
董堅毅說的不願埋在大西北，叫女人把屍體運回去的話，我隱瞞了。我只是告訴她，老董死後，他的遺物被農場管教科拿走了。你要是這次想拿回去，你就到場部去找管教科，要是不拿，他們以後可能把貴重的東西從郵局寄給你，其他的就當破爛扔了。
她又痛哭起來，哭着說，人都見不着了，要那些東西幹什麼?
她又哭了，很長時間，然後才止住哭，拿過花格子書包打開，掏出好幾個紙袋子，打開攤在鋪上。然後她說，小李大哥，這兩件襯衣是我在上海買的，給老董買的。老董走了，也就沒人穿了，你就留着做個紀念。說着話，她又抽抽噎噎地哭了，哭着又說，這裡還有一件毛衣，是我自己織的，一針一針織出來的，我就拿回去了。然後她指着那些食品——餅乾呀，肉鬆呀，蛋糕呀——提高了嗓門：這些吃的東西，你們大家就吃了吧。
要是往常，哪個右派的親人來探望，身邊總是圍着一幫人，期望能得到一塊餅乾，或者一勺炒麵和一支香煙，但是這天的情況竟然這樣令人難以置信：人們都坐在自己的鋪上不動，顯出很文明的樣子。有人還以高貴文雅的口氣說，不吃，我不愛吃甜食。經她再三催促，有人才說了一句：你回上海的路上不吃嗎?那女人說，我能吃多少，有幾塊餅乾就行。我在火車上還可以買盒飯，你們可是沒地方去買。
你說得對，那我可就不客氣了。那個說話的人站起來，彎着腰走過來，拿了兩塊餅乾放進嘴裡。不知什麼原因，他嚼了幾下就咳嗽起來。有人笑了一下，說，小心，小心嗆死。他咳得眼淚都流出來了，但還是把食物咽下去。他抹着眼淚說，嗆死我我也要吃，叫我女人去找顧大姐打官司吧。人們都笑，那女人也咧了一下嘴。笑聲中，人們才走過來拿吃的，走不動的人跪着挪過來，把他們髒污的手伸向那些食品袋。我急得大聲喊，喂，你們客氣點，給顧大姐留下一包餅幹路上吃。但最後我的鋪上只剩下一些細碎的麵包屑。那女人對我說，叫他們吃吧，叫他們吃吧，我在火車上買盒飯吃就行。
我覺得這幫人在老董的女人面前搶吃搶喝，有辱斯文，太不雅觀了，抱歉地對她說，顧大姐，你不要見怪，我們這些人真是餓極了，臉都不要了。她嘆息着說，不怪大家……
人們吃完食品，坐回到自己的鋪上去了，有的人手裡還捧着多維葡萄糖的粉末一口一口地舔着。這時那女人又說，諸位大哥和兄弟，你們是老董的朋友，老董活着的時候，你們對他的幫助，我非常感激，只是有一件事還要請你們幫我做一下……她說到這裡停住，眼睛看着大家。大家也都靜下來看她，等她往下說，有的人還催促：說吧，有什麼事你就說吧。她才又接着說，我這次來看老董，根本就沒想到他會不在了，連個面也沒見到。所以我想呀，請你們帶我到墳上去看看，幫我把他的墳挖開，叫我看他一眼，然後我要把他運回老家去。請你們幫我這個忙。立即就有人說，行呀，這有什麼難，埋得又不深，不費事就能挖出來。但我卻嚇了一跳，忙說，顧大姐，那可不行，老董的墳可是不能動。
她驚訝地說，為什麼?
我說，你想想呀，才埋進土裡七八天，肉體開始腐敗了，但又很完整，那個樣子你挖出來怎麼運回去，火車上叫你運嗎?
她愣住了。
我又說，不行，你可別打這主意。遷墳可不是運個死狗死豬那麼簡單的事。
她說，那可怎麼辦?
我說，你要是真想遷墳，就過幾年再來，到那時就可以把他的骸骨帶走了。
她不說話了，在思考，良久才說，沒辦法嗎，真沒別的辦法嗎?那就只能按你說的辦了，我就過兩年再來，趕在三周年之際遷墳。
我說三周年也不行，肉體在地下腐敗的過程很慢，三周年時問恐怕太短。接着我又以隨便但卻認真的口氣說她：你着什麼急呀，反正這一次帶不走，你就多過幾年再來唄。人都說人土為安，他已經人土了，很安穩了，你就不要急着遷墳了。
她說，好的，好的，我聽你的話，過上幾年再來。今天就請你帶我去他的墳上看看就可以了，然後我就回去。
我的心裡格登響了一下。這是我最怕的一件事。我一邊思索一邊說，顧大姐，老董的墳……你就不要去了吧。
她的眼睛立時顯出驚訝的神情，說，為什麼?
我躲開她的眼睛支吾着說，不為什麼，就是……一個土堆，有什麼看的?
她的臉色有點變，說話的口氣也有點變：小李大哥，我跑幾千里路來大西北就是看他的……
我有點狼狽了，說，是呀，你是來看他的，可是他已經不在人世了。
人是不在了，可是上墳掃墓是應該的。
是應該，是應該，可是……
可是什麼?
可是……他的墳……可能找……不到了……
怎麼會找不到?
我真是不知如何回答她了，因為她的臉上一片狐疑的表情，眼睛似乎要把我看穿。我支支吾吾了：
荒灘上到處都是墳堆，亂七八糟的……怕找不到呀。
她說，小李大哥，你剛才還說過，是你們親自把他拉到墳地埋葬的。這才幾天時間，你就認不出地方了嗎?
我心裡真是後悔，後悔先前說話欠思考，現在竟然陷於狼狽。為了改變狼狽境地，我厚着臉皮改口說，顧大姐，剛才我說的我們，是指掩埋組的人，而不是我和我們窯洞的人。
她不說話了，眼睛直愣愣看我，顯出不信任的眼神。我接着又說，你要是不信就問問他們：他們誰去埋老董了?
她把眼光投向其他的人，其他人都不出聲，於是她又對我說，小李大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沒去墳地，但我請你一定要幫我這個忙，我一定要認下老董的墳。我不認下他的墳，以後來遷墳，我到哪兒去找他的骨頭?
糟了，她誤會了，以為我不願帶她去墳地，這樣一點舉手之勞的事都不願意辦。這使得我心裡很不是滋味。我又說，顧大姐，你聽我說，我們這裡，人死了，都是抬到門外放着，專門有掩埋組的人趕着馬車來，把屍體拉去掩埋，其他人都不去。你想呀，人們都餓得站不起來，走不動路了，哪還有力量抬死人哪。除了掩埋組的人，其他人都不去墳地，這是真的。
聽了我解釋，她靜了片刻，又說：小李大哥，那就這麼辦吧，你領我到墳地去一趟，我挨個墳堆去找。
我說，到了墳地你也找不到的。墳堆都是一樣的，你能認出哪個是老董?
她驚訝地說，沒有墓碑呀?
墓碑?哼哼，你想得好!你以為是烈士陵園啦?
連墓碑都沒有，哪能這樣做事呀，這不是傷天害理嗎。死者的親屬來上墳，給誰燒紙呀?
我攤開雙手：那不是我考慮的事。對啦，我說的也不全對，——幸虧你提醒我——死者的身上還真是拴了個紙片片的，寫上名字，編上號碼，是毛筆寫的。
她說，身上掛個紙牌牌有用嗎?埋在地下的人，家屬來了也不能哪個墳都挖開看看呀。
我說，人家可不那樣想呀!人家編號是為了統計數字，好造冊，向上級交待，哪管以後家屬來了方便不方便。
她又哭了起來，哼哼……這樣說來，我是見不着老董了?
我沒說話，覺得不好回答。倒是晁崇文叫了起來：怎麼找不到?你到場部去，找管教科，埋人的事是他們管。他們登記造冊，他們就該知道埋在哪裡。
其他人也說，老晁說的對，就找管教科。
那女人抹着眼淚看我。我說，那你就到場部問問去吧。
我們的住處在山水溝中端。我領着那個女人順着彎彎曲曲的山水溝走了十幾分鐘，從南邊爬出山水溝，指着東邊二三里處的一道山水溝告訴她，場部就在那裡。看着她走進那道溝了，我才回到窯洞去。
老李，你他媽的真不是東西!我剛剛爬進窯洞，就聽見晁崇文的吼罵聲。晁崇文是山西人，1946年就參加了地下黨，那時他才十七歲，正在上中學。解放後他在甘肅省運輸公司當政工科長。這個人脾氣很是暴躁，看見不順眼的事就要說就要罵。據他自己說，他是在當政工科長時因為給書記提意見，被定為右派的。我驚訝地問，老晁，你罵我幹什麼，我惹着你啦?罵你，罵你還輕咧!你他媽的不是個好熊，我聽着就有氣。人家老董的媳婦哭哭啼啼地求你，叫你領到墳上去看一看，這也是人之常情嘛，男人死咧，媳婦上個墳，記下男人的墳在哪達哩，以後來上墳哩遷墳哩也方便嘛，你他媽的就幾步路的事，你不願去!你說你找不着!你咋個找不着?那天埋葬董堅毅，不是你跟着去的嗎?你說你要看一下埋在什麼地方了，他媳婦來了也好有個交待。人家媳婦來了，你又說不知道，你到底安的什麼心?你才是這麼個熊人!
我耐着性子等晁崇文罵完，然後回罵他：閉上你的臭嘴吧，你他媽的那個嘴怎麼那麼髒!我不領她去看墳自然有不領的原因，用着你管嗎?說實在的，那女人在這兒的時候，我就怕你多嘴惹事!
怕我多嘴?你不要胡扯!你為啥怕我多嘴?不就是怕我揭露你還想要那件毛衣嗎?那媳婦把那件毛衣給你，你就領着去了。
你胡說!我真生氣了，罵他。你知道個屁!前兩天，我往溝川那邊去挖辣辣根，看見老董被人拋屍荒野，光溜溜地扔在沙灘上。他的衣裳叫人扒走了，被子和毯子都不見了。
有這回事?晁崇文說，睜大了驚愕的眼睛。
師院歷史系的章教授說，肯定是叫人拿去換吃的了!那天我就反對過——我當時說了沒有?——不要給他穿呢子衣裳，不要裹鴨絨被，你們不聽!
我說，我告訴你們吧，還有更糟的事!老董屁股蛋子上的肉叫人剜走啦!
真的?
不信，不信你們去看呀，我騙你們幹什麼?小腿肚子那兒還叫人刮了兩刀。
誰幹的，誰他媽的幹這種缺德事情?晁崇文大聲吼叫說。魏長海，是不是你干的!
魏長海前幾天因為刮死屍被隊長捆了一繩子還關了禁閉，這兩天正在恢復被繩子勒得近乎壞死的胳膊。晁崇文一吼，他驚慌地說，老晁，你可不要冤枉人!
晁崇文說，冤枉你?你媽個屁，我看就是你干的!王院長是不是你動的?
魏長海叫起來：老晁，你可是冤枉人。王院長的事我承認做錯了，可我再也沒幹過那種事。
這幾天我的胳膊腫得連門都出不去，還能幹那事嗎?
晁崇文問，你敢說沒出過門?
我忙忙地插了一句：老晁，這事我作證，他是沒出去過，飯都是我給他打的。
晁崇文說，那是誰幹的?啊呀，這人都他媽的變成畜生了!虎毒還不食子哩，人吃開人了，這人還叫人嗎!
大家都不出聲，我又說，你不是問我安的什麼心嗎?我告訴你吧，就為了這事。你去看看吧，屍體凍得硬邦邦的，干不拉幾，光溜溜的那樣子，我怕那女人見了受不了呀!
晁崇文啞口無言，過一會兒才說，那就不該叫她去場部打聽。
我恨恨地說，不是你叫去的嗎，你還說我?
晁崇文不言聲了，但恨恨地嗨了一聲。
已經是黃昏了，從我們窯洞看出去，對面的懸崖邊上僅剩下一條窄窄的夕照，山水溝里已是陰影膪朦。我們去食堂打了菜糊糊，吃完就躺下了。
吃了就睡，減少無謂的活動，把熱量的消耗降低到最小，是大家的共識。但是，我還沒有睡着，就聽見草帘子的響聲。我問了一聲：
誰?
我，小李大哥。我又找你來了。
是那個女人的聲音。我坐起來穿衣裳，同時輕輕地喊了一聲喂，老董的愛人又來了，怎麼辦?聽見了晁崇文的聲音說，那就叫進來唄。我便朝窯洞口說，進來，你進來吧。
天還沒黑盡，洞口的草帘子斜了一下，窯洞裡透進一片朦朧的亮光，一個人影爬上台階來，站住。我明白，這是因為窯洞裡太黑，她怕碰着什麼。我叫她等等，點上了煤油燈，然後問她找到人了嗎?
如豆的燈光照在她的臉上，她的臉色蒼白，且不清晰。她哀哀地說，李大哥，我還得找你，求你幫助我……
她說不下去了，要哭，淚水盈滿了她的眼睛。我忙忙勸她：不要哭，不要哭。你坐下，坐下說，出什麼事了，沒找到人嗎?
她擦了擦眼睛坐下了，還坐在我的鋪角上。我蹲在她的對面。在我們窯洞裡站着是很累的，因為窯洞很矮，總要彎着腰。然後她告訴我，在場部的一間芨芨草蓆搭的棚子裡，管教科的一名幹部翻開死亡人員登記冊查了查，說董堅毅真是死了，七天了，但不知道埋在什麼地方。她要那位幹部去問問掩埋組的人，幹部叫來了一個叫段雲瑞的人。但段雲瑞說他只是負責登記姓名和死亡日期，不去墳地。叫她去找那幾個人，他說一個吃髒東西死了，另一個病重送回夾邊溝衛生所了，剩下的三個人走不動路了，在窯洞躺着。新組建的掩埋組又不知道先前的情況。她在辦公室哭泣很久，說找不到董堅毅的屍體就不回上海去，那位管教幹部竟然發火了，說，咦，你不回去呀，那好辦，我叫人給你找個窯洞住下。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她不說話了，還是哭。那人就又說，真不想回去嗎，那你告訴我，你是上海哪個單位的?她說你問我的單位幹什麼?那人說，給你們單位寫信呀，叫保衛科來領你回去。你們這些大城市的小姐太太，男人思想反動，勞動教養，你不跟他劃清界線，還跑到這裡來胡鬧。你這是立場問題，是向政府示威，向無產階級專政示威。我們要通知你的工作單位，要好好教育你。聽那人這樣說，她不敢哭了，也不敢說什麼，就又來找我了。小李大哥，求你幫幫我吧。她哀求我。
聽她敘說，我的心放下了。我說，你叫我怎麼幫你?她說，明天你就領我到墳地去找找老董的墳。我說怎麼找呀，幾百座墳，上千座墳，到處亂埋，有些墳還叫風颳平了，連墳也找不到了，你上哪兒去找?她說就是一個墳一個墳地挖，也要找到老董的墳。我說你那樣做行嗎?不要說你沒那力量挖，就是有力量也不能挖呀。為了找一個人，把全部墳都挖開，那樣做妥當嗎?
她嗚嗚地哭了，哭着說，小李大哥，那你說還有什麼好辦法呀?
我說有什麼好辦法?找不到就找不到吧。你來看望過了，知道他的情況了，也就盡到親人的心意了，老董也就入土為安放心地走了。這就行了。你要知道，找不到親人墳墓的不是你一個呀。你今晚上就在這兒湊合着住一夜，明天早晨到火車站去趕火車吧．回上海去。
她嗚嗚地哭個不停。沒理會她的哭泣，我把自己的被子整理好以後對她說，你就在我的鋪上睡吧，我找個地方睡去。然後我就拿件大衣，和另一個右派擠在一起睡覺了。在夾邊溝農場還有幾間用來接待探視者的客房，明水可沒有那條件了，除去場部用芨芨草蓆搭了幾間房當辦公室，所有的勞教犯和幹部都住地窩子和窯洞。親屬來探親只能擠在勞教犯中間睡覺，或者坐以待旦。
我睡下了。我想，作為老董的朋友，我應該把自己的鋪讓給她妻子去睡。
許久之後抬頭看看，她還坐在地鋪上。我想，她可能是嫌我的被褥髒。已經整整三年了，我沒拆洗過被子。被子髒得沒法看，還長滿了虱子。我還聽見她輕輕的啜泣聲。
不知道夜裡她睡覺沒有，我早晨醒來的時候，她還是那樣坐着，只是把一條被子披在她的列寧式呢子短大衣外邊。冷啊，雖然還沒到隆冬季節，但高台的夜間溫度已降到零下十七八度；窯洞裡又沒有爐子取暖，洞口只有一個草帘子擋擋風。唉呀，溫暖的火爐呀，我們已經三年沒見過它了。
我起床後沒有洗臉，——我已經記不清幾個月沒洗臉了。洗臉水要去東溝大灶旁的水井去抬，我們沒有打水抬水的力氣了——就去找隊長開了個條子，給她買了一份客飯——兩個菜糰子——端回來叫她吃。我說她：快吃吧，吃完了去趕火車。
她接過了菜糰子，但沒吃，放在皮箱上。
我說，昨天餓了一天，今天還不吃，你是嫌飯難吃吧?
不想吃，我一點兒也不餓。她一說話就又哭了：小李大哥，求你帶我去找老董的墳吧。找不到墳，我一口飯也吃不下去。
我說她：唉，你怎麼這樣不聽話，不是跟你說過了嗎，我不知道墳在哪個地方。你快吃了飯回上海去吧。
她哀哀地哭：小李大哥，老董在信里說，叫我到了農場有什麼事就找你。你一定知道他埋在什麼地方。
我說，他是講過這話，他如果等不着你，沒了，就叫我給你說說他的情況，可是我真沒去埋葬他。
她驀地大哭起來：嗚嗚嗚!你知道，你就是知道。昨天你說過，你去埋的他，後來你又否認。你為什麼不帶我去看他呀……
我無言以對了。我的心裡也很難過，也很矛盾。不告訴吧，她嗚嗚的哭聲悲痛欲絕，肝腸寸斷，令人心碎，但是告訴她真相，又怕她的精神承受不了。我愈是勸她不要哭了，她愈是大放悲聲。真叫人受不了，我扭頭走出窯洞，心想，不理會你了，你就死心了。
我在另一孔窯洞裡坐了一天，心想，她一定是走了。夕陽西下時分我回到自己的窩，她卻仍然在鋪角坐着，嚶嚶地哭泣。有人小聲對我說，她整整哭了一天，一會兒放聲痛哭，過一會兒又輕輕啜泣。
菜糰子還放在皮箱上，已經乾巴和萎縮了。不知是誰在她面前放了一茶缸水，水仍然滿着。我趕忙又去打了一份客飯——半盆菜糊糊——給她。我勸她：你還是要吃點飯呀，儘管飯不好吃，但不吃飯不行呀，會餓垮的。餓垮了你怎麼回上海呀?她沒有吃，默默地流淚。
和頭天夜晚一樣，她又坐了一夜。這天夜裡我遲遲才睡，離她遠遠的在被窩裡坐着，看着她。我沒想到她是這麼固執的人，真怕她想不開出什麼事。我想，她對董堅毅如此痴情，什麼事都可能做得出來。半夜裡油燈滅了，我看不見她了，但是黑暗中時不時傳來她低沉的哭泣聲。
這是她來到明水鄉山水溝的第三天的早晨。我從睡眠中醒來。早晨的太陽已經升起，陽光還沒有直射進我們的窯洞，但是從草帘子旁邊的縫隙處透進來的亮光投在她的身上。她還是坐在那裡，一動不動，木雕泥塑一般。但是，她臉上掛着淚水，眼睛腫得桃子一樣大。
我的神經可是受不了啦。我把晁崇文叫出窯洞：老晁，你看怎麼辦呀?她已經整整兩天沒吃沒喝了，可別餓死了。晁崇文說，你說的，咱們餓了兩年多還沒死掉，兩天就能把她餓死?我說，可是光哭也不行呀，萬一有個好歹……後邊的話我沒說下去，晁崇文說，那你說怎麼辦?我說我問你呢，你倒反問我。他不言語了，抬頭看天片刻，然後說，有啥好辦法?要不你就領她去墳地看看，叫她看一眼老董?我忙說不行不行，昨天前天沒答應，今天領去算什麼事?再說，見了老董那個樣子，真要哭死了怎麼辦?他說，這樣也不行，那樣有危險，你是啥意思嘛?我看他着急了，便說，我的意思呀，今天你勸勸她，叫她快點回上海去。她已經懷疑我了，認為我騙她了，我的話她聽不進去了；你勸勸她，可能起作用。晁崇文痛快地說，好，我勸就我勸。吃過了早飯，我好好勸勸她。就是這能行不能行，我也沒有把握。這媳婦夠固執的。
晁崇文說吃過早飯勸那女人，可是我和他從食堂端着飯回到窯洞，出了件事：有個人死了。死者是省商業廳的一位會計。他的身體已經徹底垮了，幾天前在廁所解手，他在茅坑上蹲下後竟然沒有力氣站起來，是我把他拉起來的；站起之後，他又系不』二褲帶，——身體越差越怕冷，穿的就越厚，毛褲外邊套着棉褲，棉褲再套上單褲——他的手已經沒有力量把皮帶勒緊了。還是我幫着他拉緊_『皮帶。這天早晨的事情是這樣的：起床時他就躺着沒動，旁邊睡的人還問了他一聲：我給你帶飯嗎?見他不回答，那人就自己去打飯了。打了飯回來，那人見他睡覺的姿勢一點也沒改變，便覺得情況不妙。拉開蒙着頭的被子一看，人已經僵硬了。想必是夜裡就斷了氣。
死就死了罷，這種事大家已經習慣了，所以有人還喊了一盧：不要動，吃完飯再說。大家靜靜地吃飯，然後才有幾個身體強健一些的人來處理他。我和晁崇文屬於“強健者”之列，我們打開他的箱子，找兩件乾淨的衣裳給他穿上，然後用他的被子把他裹起來。我們還把一根繩子截成三截系了系，一截系在脖子的地方，另一截系在腰部，還有一截扎住腿部，把被子勒緊。然後我們幾個人連抬帶拉把他拖出窯洞，放在洞外的空地上。
幹完這些事，我們已經累得氣喘吁吁，坐在窯洞外的太陽地里喘息。這時我看見了那個女人，她站在窯洞裡，掀着草帘子從上往下看着我們。她可能是被死人嚇壞了，臉色慘白，一臉的恐懼。她已經不哭了。於是，我推了一下晁崇文，叫他看那女人，並說，去，跟她說去，叫她快回上海!
晁崇文進窯洞之後，我在外邊坐着，等他勸說的結果。我認為，勸說過程將是很艱難的，晁崇文一勸，她肯定要哭起來，我可不願看到她痛不欲生的樣子。
不料也就三五分鐘時間，沒聽見一聲哭泣聲，晁崇文就走出窯洞來了，對我說，老李，不行呀，我的話她根本就不聽，說咱們是合起來騙她，不叫她見到老董。她今天要自己找老董去。
我吃了一驚：什麼?她要自己找去?
是呀，她不叫你我領她，要自己到墳地去。她說一定要找到老董的墳。啊呀，這個媳婦犟得很……你說怎麼辦?
我和晁崇文說話，那女人已經走出來了，下了台階。她的眼睛已經不適應太陽的光線了，儘管冬季早晨的陽光並不強烈，太陽像是黃疸病人的臉一樣黃慘慘的，她舉起一隻手遮擋着光線朝我們看了看，轉身往北邊走去。
我急忙朝她喊了一聲：哎，你幹什麼去?
她沒搭理我，往前走。
看來她真是生我的氣了。我急忙追上去攔住她說，顧大姐，你不要去找啦，你找不到的。這裡埋了幾百個人，到處都是墳堆，連個記號都沒有，你到哪裡找老董去?
她站住了，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一句話也不說，那神情似乎是在責備我：你不要騙我了!然後繞開我又往前走。我有點急了，說她：你這個人怎麼不聽勸呢……
這時候晁崇文說話了：老李，不要管了，她不聽話就叫她找去，她找不到就死心了。我略一躊躇說，你不聽勸呀，那你就找去吧，可是你不能到那邊去。農場的墳地大部分在這邊的沙灘上，就是你前天去場部的那個方向……
她看了我一眼，調轉身向着山水溝南邊走去了。
她走出一截去，晁崇文小聲問我：老董的墳在這邊嗎?
我說不，在那邊。
晁崇文：那你把她支到這邊去，你不是害她嗎?
我：那你說怎麼辦?老董就在北邊不遠的地方，叫她找到了怎麼辦?哭死怎麼辦?
晁崇文不說了。我又說，找去吧，不到黃河不死心，叫她白跑一趟她就死心了。
我和晁崇文認為，她到了墳地，很快就會回來的，那兒除了墳堆什麼標誌都沒有。不料到了中午她也沒回來，夕陽西下也還沒回來。後來吃過了晚飯，暮色已經像潮水一樣注滿了山水溝，還是不見她的蹤影。我有點沉不住氣了：莫非她在墳地出了什麼事?我走到晁崇文旁邊說，咱們去找一下她吧，不要叫狼吃掉了。
我們剛遷到明水的時候沒見過狼，但是時間不久，就有狼了，並且很快地這兒就野狼成群了。有時候，天還沒黑透，狼就順着山水溝跑來跑去，根本就不怕人。它們吃死亡右派的屍體，長得肥肥的，身上的毛都油光發亮。
我和晁崇文出了窯洞往南走，剛走到伙房跟前，一個小小的身影走了過來。我喊了聲顧大姐，她站住了。
我走過去說她：都啥時間了，還不回來!你不怕叫狼吃了，可我們害怕呀。你叫狼吃掉了，我們要擔負責任的呀!
她不說話。
回到窯洞我們問她：你找到了老董的墳了嗎?
她還是沉默。
你找不到。到處亂埋的，又沒有墓碑，你怎麼找?給，把這兩個菜糰子吃了快睡覺吧，明早回家去，再不要瞎折騰我們了。
我把兩個菜糰子放在皮箱上。這是吃晚飯時我專門給她要來的兩個菜糰子，出去找她的時候怕別人偷吃掉，我裝在自己的口袋裡的。
她沒有吃菜糰子，她只是喝了一茶缸涼水就躺下了。看起來她累了，疲憊不堪了。
第四天的黎明到來了，我一如往日給她打來了客飯，勸她：吃吧，吃完了回家吧，不要瞎折騰了，但她卻說：
小李大哥，你借給我一把鐵杴吧。
我驚訝極了：你要鐵杴幹什麼?
她軟軟的嘶啞的聲音說，我昨天都看過了，墳地里只有不多幾個墳頭上放着些磚頭，磚頭上寫着死難者的名字。其他的墳上連磚頭都沒有。我試着用手挖開了兩個墳堆，埋得很淺，也就半尺深，有的還露出被褥來。今天我要拿把杴去，我要一個一個地挖。你放心，我挖過的墳我再埋好。
我驚呆了：這個女人，她到底要幹什麼!我的心咚咚地狂跳起來，眼睛一熱，淚水差點兒流出來。我擦了一把眼睛，說，大姐，吃吧，你吃點飯吧，吃完了我領你找老董去。一定領你去找……真的，不騙你。
眼淚索索地流過她的臉頰。
她的身體已經很虛弱了。從窯洞出去，走下台階的時候，她的腿一軟就栽倒了。站起來再走，她努力地提起精神，但她的身體搖搖晃晃的。
這天我們是往北走的。我們還沒走到溝口，就看見死屍了。
正式的墳地在溝外的沙窩子裡，但是，掩埋組的人偷懶，有時拉到這裡就掩埋了。這地方的地勢寬闊了，也有一片沙包，埋了一些屍體。因為埋得草率，有些屍體已經暴露了出來。藍色、黃色、黑色和各種衣裳的破布條以及土蒼蒼的頭髮在早晨的寒風掠過的地面上索索抖動着。
我向晁崇文使了個眼色，叫他把那女人引開去假裝辨認那些屍體。我徑直找到董堅毅的屍體往上撩沙子。我想抓緊時間覆蓋一下，以免那女人看見了難以承受。我蓋住了他的兩條腿，就停下來喘氣。我的身體太虛弱了，已經挖不動沙土了。
這時候那女人朝我走過來，問，你找到了嗎?我馬上裝出挖土的樣子說，你來看看這個是不是，我看着像是老董。說真心話，我還真怕她認不出來。從前的董堅毅多麼英俊呀，三十多歲，白淨的麵皮，高高的身材穿一套灰制服，灑脫極了。而現在的董堅毅，赤條條躺在地上，整個身體像是剝去了樹皮的樹幹，乾乾巴巴的。身上瘦得一點肉都沒有了，皮膚黑乎乎的，如同被煙火熏過的牛皮紙貼在骨頭架子上。他死去才八九天，倒像是從古墓里挖出的木乃伊。他的屁股蛋兒上少了兩塊肉，露出帶着血絲的骨頭。我們和他一起生活了近三年，是眼看着他從一個健壯的人變成這樣一個木乃伊的，否則我也不會認定他就是董堅毅。
可是那女人走近後只看了一眼，就咚的一聲跪倒，短促地呀了一聲，撲在“木乃伊”上。
我的心沉了一下!她撲在“木乃伊”上之後，就一動不動了，沒了聲息。這種情景持續了足有一分鐘。我忽然害怕了，是不是一口氣上不來憋死過去了。晁崇文反應比我快，他推我一下說，哎，這是怎麼啦，別是沒氣了。快，快拉起來。我們同時跨前兩步要拉她，她的身體卻又劇烈地抖動一下，同時她的嗓子裡發出一種奇怪的咯吱吱的響聲。咯吱吱的聲音很費力地轉化為一聲悽厲的哭喊：哇啊啊啊……
哇啊啊的哭聲剛結束，她就使勁兒搖晃起那個木乃伊來，並且抬起臉看着天，嗓子尖利地喊出董堅毅的名字來：
董——堅——毅——
她連着喊了幾聲董堅毅，山水溝里便連續不斷地迴蕩起一個聲音：毅毅毅……毅毅毅……
然後她就伏在屍體上大哭起來。
她嗚嗚地哭，我和晁崇文在旁邊站着，耐心地等着她的哭聲結束。可是半個小時過去了，她還哭個沒完沒了。我們等得不耐煩了，不得不拉她回去。我對她說，顧大姐，不要哭了，咱們該回去了。
我和晁崇文一用力把她拉起來了，但她卻抱着木乃伊不撒手，把木乃伊也拉了起來，哇哇地哭，就像他們是一對連體嬰兒無法扯開。沒有別的辦法，我們硬是把她的手從“木乃伊”上掰開，分開他們。我很粗魯地推開她說，行啦行啦，多髒呀，你抱着他!走開，走開點，我來埋掉他。
但是，她猛然吼了一聲：不准你埋!
不埋怎麼辦?就這樣擺着?
我要運走，運回上海去!
我苦笑一下說，你怎麼運走，背着她上火車嗎?
把他火化了，我把骨灰帶回家去。
我一驚，這可是個好主意，但又覺得這主意不可行，沒有柴。明水附近的荒灘上只有乾枯的駱駝草和芨芨草，用它們是難以把屍體燒成灰的。
她問我，這附近有沒有農民?
我說往西北走七八公里有個明水公社。她又要我領她去明水公社，找農民家買柴禾。她說花多少錢都在所不惜。她如此固執，我只好拖着浮腫的雙腿帶她去。
我們整整走了兩個小時，才在明水公社找到一戶農民，買了兒捆木柴。同時她對那農民說，願意多出點錢，請他去火化一個人。那農民不干，說他不干那種晦氣的事。但他給我們叫來了兩個老頭，說他們願意去干，叫我們和他們講價錢。講好了價錢，兩個老頭替我們雇了一輛牛車，拉着木柴往回走。經過供銷社老頭叫我們又買了一桶煤油。老頭說，屍體很難燒透，所以要準備充足的燃料。
回到山水溝，那兩個老頭把木柴堆好，再把屍體碼在上邊，澆上煤油點着了。火勢很大，很快就燒塌了木柴，屍體掉下去了。在火焰中，屍體突然坐了起來，嚇了我們一跳。後來木柴燒光了，就往火里潑煤油。終於煤油也燒光了，灰燼中剩下了一堆骨頭。腿骨很長，像燒黑了的木頭棍子。我對她說，再也沒辦法了，你就撿點碎骨頭帶回去吧。但她說，不，我要全帶回去。
她抹下綠色的緞子頭巾，想把骨頭全包起來，但是頭巾太薄，透亮，一眼就能看見裡邊的骨頭。我說她：你就撿點小骨頭拿回去吧，大骨頭不好拿，也的確沒那個必要。就是在火化場，也只是給你一部分骨灰裝骨灰盒，你何必大老遠全都背回去?再說你這樣上火車，列車員會看出來的。她不聽，說，我用那件毛衣裹起來。
於是，她提了一大包骸骨回到窯洞，拿出花格子書包里的毛衣來包裹它。但是那僅僅是一件背心，太小，她無論如何調度，骨頭還是露在外邊。後來我從皮箱裡拿出一條軍毯給她。我告訴她，這是我入朝作戰帶回來的戰利品，美國士兵的軍毯。我抖開毯子叫她看，商標上還有UsA字樣。我說，這條毛毯我已經保存八九年了，捨不得用它。來農場勞教，許多衣物都拿去換了糧食，軍毯卻保留至今，捨不得換吃的，因為它是我的一段光榮歷史的標誌。
她接過毯子去了，她說，毯子用過之後，她要洗乾淨寄還給我的，因為它對我很重要。我說你不要寄了吧，你寄來的時候，我可能收不到了。——我能活那麼久嗎?我笑着說，你就放在你家裡吧，如果我能活着離開明水，有一天去上海，我上你家去拿。她說，那好，那好，我把我家的地址告訴你。在大家苦澀的笑聲中，她拿起我放在皮箱上的一冊筆記本寫下了她家的地址。
因為時間已是黃昏，這天夜裡她又在我們組的窯洞過夜。翌日清晨，我送她出了山水溝，指着南戈壁上的一個叫明水河的小火車站說，你到那裡去乘火車吧，比去高台火車站近得多。
我在戈壁灘站了許久，看着她背着背包往前走去。那個背包是我幫她打的，因為骨頭多，背包很大，我把它捆成了軍人的背包形狀，好背。她的身體是瘦小的，而背包又大，背包把她的肩膀都擋住了。那塊綠色的頭巾，她又裹在頭上了。11月下旬的清晨，戈壁灘上刮着凜冽的寒風。頭巾的尖角在她的脖子上像個小尾巴一樣突突地跳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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