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中醫學（二） 中醫辨證論治個體化治療的體系，儘管從生物醫學角度，中醫現在還很難回答“為什麼”，但是藉助大數據的理念與技術方法，可以從調節人體健康狀態的角度回答“是什麼”和“怎麼治療”。“為什麼”的問題，答案在於宏觀，在於對世界本源的認識。 中醫的療效要由西醫說了算的局面必須打破，大數據時代的到來為中醫建立自己的療效評價體系提供了可能性。 大數據定義為“大小超出常規的數據庫工具獲取、存儲、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數據集”。大數據分析的特點與中醫的整體觀念相吻合，可以避免隨機樣本分析方法的片面性、可重複性不佳的，甚至可能因為實驗設計和實施中的偏倚或不足而得出錯誤的結論。數千年的中醫實踐是個案組成的歷史，而大數據正好體現了個案有效的特點。 大數據作為一種新的研究工具更能反應中醫臨床真實效果，用來總結千年的臨床實踐一定會得到令人信服的結果。 中醫的療效要由西醫說了算的局面必須打破，大數據時代的到來為中醫建立自己的療效評價體系提供了可能性。 大數據定義為“大小超出常規的數據庫工具獲取、存儲、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數據集”。大數據分析的特點與中醫的整體觀念相吻合，可以避免隨機樣本分析方法的片面性、可重複性不佳的，甚至可能因為實驗設計和實施中的偏倚或不足而得出錯誤的結論。數千年的中醫實踐是個案組成的歷史，而大數據正好體現了個案有效的特點。 大數據作為一種新的研究工具更能反應中醫臨床真實效果，用來總結千年的臨床實踐一定會得到令人信服的結果。 科學界長久以來使用”歸納法“，既先證據、後理論的模式。現有科學體系就是建立在“歸納法”基礎之上的。然而，“證據”是有限的，有限的證據只能支撐一個理論在有限的範圍內的正確性，一旦超出這個範圍，就無法判斷這個理論還是否正確。也就是說，從整個領域來看，科學家就無法證明一個理論始終在任何領域都正確。
為此，科學界又提出了使用“演繹法”來代替“歸納法”，也就是“先理論、後證據”的模式。科學家根據現有的理論演繹推理出一個假說，這個假說必須是可以證偽的，然後對這個假說進行檢驗，如果當前的證據無法否定這個假說，那麼就先採信這個假說，認為這個理論在其宣稱的領域中都是可信的，直到找到證據來否定它。
經典中醫採用的就是演繹法模式，先有理論，後又實踐，而且至今尚未找到否定這個理論的證據。原來“演繹法”原本就是高於“歸納法”的認識方法。
反中醫鬥士動不動拿“證偽”說事，卻忽略了以下三個問題：
1. 證偽理論的提出者波普爾從來沒說過“可證偽性”能被單獨地用作劃界，而是一種建議；
2. 事實上任何的理論總是能構想出證偽的方法，只要它的對象是經驗的。如“陰陽五行”等不可觀測實體不可證偽，然而它導出的經驗事實，卻是可被證偽的。
3. 後來的迪昂-蒯因命題，說明理論總可能事實上逃避證偽，而拉卡托斯也詳細論述了“單個理論”如何無法被證偽的事實。
可見，鬥士們用“不可證偽”來簡單地回應中醫是非理性和偏見的態度，暴露了他們自身認識水平的缺陷和淺薄。曾經說過，經典中醫是先有理論，後有醫學實踐，其理論來自於古代聖人“仰觀天文”所得出的終極理論。
科學界長久以來使用”歸納法“，既先證據、後理論的模式。現有科學體系就是建立在“歸納法”基礎之上的。然而，“證據”是有限的，有限的證據只能支撐一個理論在有限的範圍內的正確性，一旦超出這個範圍，就無法判斷這個理論還是否正確。也就是說，從整個領域來看，科學家就無法證明一個理論始終在任何領域都正確。
為此，科學界又提出了使用“演繹法”來代替“歸納法”，也就是“先理論、後證據”的模式。科學家根據現有的理論演繹推理出一個假說，這個假說必須是可以證偽的，然後對這個假說進行檢驗，如果當前的證據無法否定這個假說，那麼就先採信這個假說，認為這個理論在其宣稱的領域中都是可信的，直到找到證據來否定它。
經典中醫採用的就是演繹法模式，先有理論，後又實踐，而且至今尚未找到否定這個理論的證據。原來“演繹法”原本就是高於“歸納法”的認識方法。
反中醫鬥士動不動拿“證偽”說事，卻忽略了以下三個問題：
1. 證偽理論的提出者波普爾從來沒說過“可證偽性”能被單獨地用作劃界，而是一種建議；
2. 事實上任何的理論總是能構想出證偽的方法，只要它的對象是經驗的。如“陰陽五行”等不可觀測實體不可證偽，然而它導出的經驗事實，卻是可被證偽的。
3. 後來的迪昂-蒯因命題，說明理論總可能事實上逃避證偽，而拉卡托斯也詳細論述了“單個理論”如何無法被證偽的事實。
可見，鬥士們用“不可證偽”來簡單地回應中醫是非理性和偏見的態度，暴露了他們自身認識水平的缺陷和淺薄。
上面提到的迪昂-蒯因命題(Duhem-Quine Problem)是這樣的：
一個科學假設的“確證”和“否證”並非單獨由觀察實驗結果來決定，而是依賴於觀察結果與相關理論的整體關係。因此，當一個科學假設面臨一個負面的觀察結果的時候，並不一定被否證，而是可以通過擯棄或修正相關理論的其他部分而得到保留。
迪昂－蒯因問題涉及科學哲學的基本問題，故而使得科學哲學的各大理論派別捲入爭論。
對迪昂－蒯因論點反應最強烈的是證偽主義，證偽主義的旗手波普爾一方面從邏輯上贊成迪昂－蒯因論點，另一方面從實用上他反對迪昂－蒯因論點，因為如果通過調整理論整體而使任何命題免於被反駁，那麼任何理論在任何時候都不能被證偽，這樣，證偽主義的研究綱領註定失敗。
結論：所謂“證偽”，本身就是“科學並不科學”的悖論，嘴上說說可以，真正做的話，另有一套。如果嚴格貫徹“證偽”，首先垮掉的，就是“科學”體系。
有人說，別和我說中醫有效，我只相信雙盲實驗。這話不算錯，就是水平低了些。
你相信兩條平行的直線永遠不相交麼？你相信明天太陽還會升起來麼？如果你相信，那我告訴你，這都是假設，從來沒經過什麼雙盲實驗。
如果我再告訴你，雙盲實驗的結果是實驗者腦子裡想出來的，其結果和實驗並沒有必然聯繫，你做何感想？
如果我再告訴你，統計學分析是可以操縱的，讓它有意義，就可以有意義，你還那麼自信麼？
如果我再告訴你，其實，患者和患者之間，並無可比性，所謂雙盲實驗，不過是壟斷市場的一個遊戲，你不崩潰麼？
難道千年的時間，無數成功病案，還比不上雙盲實驗的小把戲麼？只是沒按照你規定的方式而已。憑什麼說，你就是唯一？當科學變成宗教，被它洗了腦子的你，該清醒了吧？
雙盲實驗的哲學基礎源於休謨的哲學思想。
18世紀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認為，我們從來沒有親身體驗或者親眼證實過因果連接關係本身，我們看到的永遠是兩個相繼發生的現象，所以一切因果關係都是值得懷疑的，一切因果關係都應該重新審視。
由於休謨強調實驗與觀察是科學的唯一途徑，所以這奠定了近現代西方科學家的科學方法論，同時，源於“因果關係在於心”的認識論，而他對“人性”的不放心，提出一次經驗不夠，要多次，所以就產生了統計學對科學實驗的唯一驗證作用的地位。正是在這樣的哲學基礎上，設計出了雙盲實驗。
說了這麼多，感覺挺複雜，其實很簡單，我舉一個例子，休謨就是搞不懂雞叫究竟是太陽升起的原因還是結果呢？那如何證明呢？
西醫一般是醬紫滴，首先，先把雞關進黑房間，不見陽光，看它們叫不叫；然後，關進半夜電燈的亮房間，看它們叫不叫；然後，都放在外面看它們叫不叫。如果叫，各有多少只叫，如果不叫，各有多少只，然後統計一下，當然是根據期望的結果，要陽性結果用一個統計方法，要陰性結果的用另一個統計方法。
中醫就簡單了，從整個系統上看，陰和陽，太陽升起來，雞的衛氣也升起，所以它們就叫，如果不叫呢？氣虛的結果。結論馬上出來，太陽是雞叫的原因。
但是，中醫的方法太簡單，結果雖然正確，但是不科學，不能被接受。
看似公正的雙盲實驗，其實是有着巨大的理念差異的，目前的檢驗方法完全受西方規則所限制，使得雙盲實驗不可能按照中醫的治療規則來進行對照。歸根結底，雙盲實驗已經成了大醫藥公司的壟斷工具，完全背離了創建此體系的初衷，服務於西方話語權，而且西藥療效評估也被誇大四倍之多，與健康無關，再無公正可言。
其實中醫也可以不拒絕雙盲實驗，但設計一定要能反應中醫的特點。比如中藥對感冒的療效觀察，必須分麻黃湯證或桂枝湯證等，而不是一個麻黃鹼了事。如果檢測針灸的療效，調脈方法與胡扎相對比，療效能一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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