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憨子工人在砖瓦行业里很普遍，时间久了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个记者乔装打扮成一个憨子，在一个承包厂干了十几天，逃跑后写了一个报道，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记者卧底的那个分厂经理被判了死刑，省里开始对每个砖厂进行专项检查，少安在大检查之前接到消息，解散了那些人。

少安以为这事就可以这么安全过去了，却有一个记者找到他，那人自称手里掌握着他的砖厂用憨子工人的证据，还说的有鼻子有眼，他怎么孽待那些人，打死过几个人。一听就是胡说，少安那里从来没有打过那些憨子工人——更别说打死了。但记者劝他说还是仔细想想，如果想通了，给他二十万，就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否则刚才说的那些事情就会见报。

完全没影的事，见了报又会怎么样，想从他这儿弄钱的人少安见得多了，就没有搭理这个记者。然而这次他的盲目有点自信，几天之后一份全国性的报纸指名道姓的报道了孙少安的砖厂使用智障工人。其他各媒体也纷纷跟进，把孙少安说成了一个人间妖魔，省里无奈只好让孙少安名下所有的砖厂都停业整顿。

张有智找着少安问清了事情的缘由，抱怨他不该心疼那点钱，现在弄得这么被动。又一面安排宣传部门的人找那个记者沟通，但那个记者根本就不理他的茬，紧接着第二篇报道就又出来了，这次还连带上了这个省的所有工厂，说他们都有嫌疑。

连远在双水村的孙玉亭也看到这个报道，他吓了一跳——能在报纸上被批评，那得犯多大的错误？孙玉厚听说也是惊恐万分，一个在地里刨了一辈子食的老汉哪里能知道这里面的深浅？双水村里也开始有了各种关于孙少安的传言，有人说他少说也得判个十年，还有人说怕是要被枪毙。

第三篇报道出来的时候，张有智的省委也成了批评的对象，在这个省里出这样的事他们难逃其纠。而孙少安的名字已经传到了国外，各媒体兴奋的报道中国的血汗工厂和现代奴隶，而那个记者也被称为中国的良心。

见多识广的孙少安这次是老江湖遇到了新问题，他逢人就解释，不厌其烦的给人说那个报纸上说的不是真的，甚至晚上说梦话都在重复“那是胡说”，然而这些解释对于报纸的影响力来说没有任何作用。对这个问题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各种骂声铺天盖地的向他压过来。

兰香和少平一起过来安慰大哥，少平提议是不是花点钱，找点人去吓唬吓唬那个记者。兰香却觉得不行，事情已经见报了，再去对付那个记者就没什么意义，万一出点漏洞，就会更加被动。突然她有了一个主意，吴仲平的朋友高郎就是记者，他对这个行业熟，说不定能想出点对策。

高郎一听就笑了，原来写这个报道的记者是他的同学。那个同学还专门给高郎打电话报喜，说他发的稿子火了。既然是吴仲平的大舅哥，高郎热心的帮忙牵线。但那个同学却并不罢休，冷冷的对高郎说：“现在这已经不光是二十万的事了，”他生气的是孙少安的态度，“我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弄不倒一个土厂长，这么多年书我白读了？”

现在孙少安没有一点逞强的底气，砖厂停业这些日子损失，加上找律师咨询的费用远不止二十万，他立马带上钱，和吴仲平，高郎一起去北京找那个记者。见了面，少安先自罚三杯酒，对那个记者说：“我有眼不识泰山，看在你同学的情份上，放过我这一马。”

那个记者板着脸说：“本来是个小事，害得我写了那么多稿子——后面还有几篇没发呢。”

“可不敢再发了，”少安赶紧哀求说，“这二十万我都带来了。”

“现在已经不是二十万的事情了，”记者说，“我写了那么多稿子，发出去是有稿费的。”

“您把稿子给我，费用我来出。”

“那行，五十万。”

“这——”高郎觉得有点太多了，少安却连忙说：“行，就五十万，我立马打电话让往这边汇。”

“那倒不用着急，这样咱们就是朋友了，我信得过你。”记者爽快的说，“我的稿子不发了，事情怎么往回圆，就由高郎来做吧。”他其实也感激高郎，这事一直这么僵持下去，他是可以弄倒孙少安，可自己什么也得不到。

“那是，那是，还得仰仗你们文化人哩。”少安转向高郎说，“你看润笔需要多少费用，尽管说。”

高郎看了看吴仲平，熟人之间不好要太多，就笑笑说：“咱们都是朋友了，不用客气，有个两万也就够了——写好话的东西不值钱。”

“回头我给你转五万，”这一难算是过去了，少安又恢复了往日的豪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