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完春节之后，气氛进一步紧张起来。虽然乐乐成绩挺好的，按老师的估计，可以考上个好点的本科，但润叶还是很担心。有太多的因素可能导致意外，万一临场发挥不好怎么办？万一一时粗心，读错题怎么办？万一那几天睡不好觉，怎么办？万一去考场的路上堵车，去晚了怎么办？但乐乐的努力已经达到极限，实在不忍心再给他加码，看着每天乐乐都像没睡醒一样，润叶和少安都很心疼。见润叶因为这些可能出现的意外担心的茶不思，饭不想的，就带她回双水村在刘玉升那个庙里烧了一柱高香——那些意外只有神仙敢说绝对不会发生。

当然润叶还是受过一些教育的，对刘玉升那一套也并不全信。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她还花几万块钱带乐乐去做了一个手术，把一个黄豆大小的耳机植入到耳朵里面，又配了一副特别的眼镜，里面放有一个微型摄像头。这样乐乐到了考场之后，微型摄像头就可以把卷子的内容传输到外面，那里少安请了几个优秀老师，帮忙把答案算出来，再通过耳机传送给乐乐。

最后一场考试结束后，润叶专门穿了一身旗袍——说是让乐乐能够旗开得胜；少安也穿了一件马褂在外面等着，说是让乐乐能马到功成。其实少安对这些并不相信，但觉得和乐乐毕竟隔了一层，表面的功夫就要做的足一些。再说了，润叶比自己有文化，她都信了，自己没理由怀疑。

但从考场出来的乐乐并没有在意这些，大半年的高强度练习，模拟，总算熬到了高考结束。他疲惫的眼中突然有了精神，和伙伴们不约而同的冲向教室，把所有的书，复习资料都拿出来统统撕碎，扔到校园里。所有的孩子们都一起流着眼泪大笑，大喊，跳到撕碎的书上，咬牙切齿的在上面跺。每年都是这样，老师也不去阻止，因为他们理解这群即将成为人才的年轻人，对书和知识那种刻骨铭心的痛恨。

分数出来之后，乐乐取那个耳机的手术也已经痊愈，润叶带他回双水村去过夏天。村里人都对乐乐的分数很是羡慕，双水村也有几个孩子这一年参加了高考，但没有一个考上的。实际上自打卫兰之后，双水村就没有再出过一个大学生了。润叶理解乡亲们想让儿女出人头地的心情，就告诉他们：“现在的高考是全方位的竞争，已经不是原来那样只考孩子的学习成绩，还要比拼信息，科技。”当然还有家长的财力，润叶给乐乐的那些东西，哪一样都不便宜，不过当着乡亲们的面，她不好说出来。

孩子们挤过这座独木桥之后，就进入了被称为象牙塔的大学。这里的压力要比中学时小很多，除了英语之外，别的随便混混就能毕业，成为人才。但因为技术大多都是引进的，不用自己研究，而仅仅和外国人沟通又用不了那么多人手，很多人大学毕业了却找不到一份“空调咖啡电脑”的工作，同时基于千百年来的观念，他们又不可能去干“工地馒头煤窑”之类的活，所以很多人选择考研究生——变成更高级的人才。

考研的热潮为田晓晨这样的社科专业老师带来了一点存在感，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学生对社会科学的课程逐渐失去了兴趣，上课没人当回事，有的在课上看别的东西，有的则直接就不去；作业也全是应付，随便从网络上抄点东西，签个名就交上去。晓晨也曾努力把内容讲的生动，幽默，但都无济于事。系里的同事就劝他算了，“学生们连干活用的专业课都不愿意学，谁还来学我们这些没用的东西，”那老师吐了一个烟圈，对晓晨说，“你讲的再好听，那能顶钱花吗？”

“是啊，”另外一个同事李老师说，“看看我们的书上写的那些话，奉献——要是人人都奉献，还怎么用收入了调动人的积极性吗？”

“还有什么哲学，世界观，价值观，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现而今都忙着挣钱，谁关心这个呀？”同事小王也附和着说，“社会往哪儿发展管我屁事，挣自己的钱得了。”

这样的谈话在教研室里每天都有，久而久之晓晨也就习惯了。上课就是拿着书本读一下，反正也没人听，只要学生给他面子，态度上没有太过不去的地方，也都会给他及格。双方都知道上这个课，学生是为了学分，老师是为了工资。

而研究生招生中的政治考试要求一度改变了这种情况，虽然很多人对这有很大意见，但毕竟改变不了上面的决策，只能屈服。一时间社会科学的课堂堂爆满，晓晨很受鼓励，每节课都认真准备，讲起来声情并茂，很有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