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所推行的不道德的經濟體制改革是中國社會腐敗的總根源，也是促使中國共產黨政權“亡黨亡國”的根本原因。

當今中國社會腐敗的嚴重程度古今中外前所未有，而且集中在鄧小平推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後期全面爆發，這決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而是和經濟體制改革有着必然的內在邏輯關係。

由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並不僅僅是一場經濟體制的改革，事實上也是一場社會制度的變革。眾所周知，所謂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建立在中國共產黨實行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之上。鄧小平把公有制變成了黨有制和私有制，同時保留了一黨專政領袖獨裁的極權統治形式，這就使得中國社會走上了一條既非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也非民主法制的“資本主義”，實際上是打着共產主義理想旗號的法西斯國家社會主義的邪惡道路。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實就是法西斯國家社會主義。

鄧小平的經濟體制改革打破了原有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最基本的道德底線——全民所有的國有資產被少數人所控制和瓜分；社會主義政府應該承擔的義務和責任被推卸，並且轉變為政府機構和部門的權力。社會主義最基本的道德準則和公平原則被徹底摧毀，從而形成了一個必然產生全面腐敗的沒有道德底線，缺少輿論監督和法律制約，各種權力泛濫，全社會野蠻發展的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鄧小平在“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允許少數人先富裕起來”的思想指導下，把全民公有（包括國有和集體所有）的生產資料和自然資源通過各種所謂的“體制改革”途徑轉變成為股份制和私有制，讓少數人從中獲利，同時中共政權極不道德地把本應該由政府承擔的人民的住房、教育、醫療以及勞動和社會保障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應盡的義務和責任全部通過所謂的“體制改革”推向市場進行商業化惡性競爭，政府乘機侵吞了全國人民長期工作所積累下來的住房、教育、醫療和養老等社會福利的公共儲蓄，給人民群眾帶來了極大的思想負擔和生活壓力，製造了普遍性的道德危機和生存危機。這實際上已經不是單純的經濟體制改革，而是對整個社會制度進行了徹底的變革。中共政權把政府的義務和責任轉變成為了各級政府和行政機構的權力，不僅為中國社會的全面腐敗創造了體制上的先決條件，並且也極大地刺激了各種腐敗行為的產生和蔓延。

中國社會的腐敗其實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統治階級的特權腐敗，另一部分是全社會（包括統治階級和人民大眾）共同的道德腐敗。後者的危害性其實要遠遠大於前者。特權腐敗可以採用限制和消除特權的辦法加以剷除，將來可以走民主與法制的道路加以解決。但是社會道德腐敗卻腐蝕了中國人的靈魂，至少需要用幾代人的時間才能拯救。拯救文明比起破壞文明要艱難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