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嚴軍官李曉明: 六四鎮壓是犯罪行為 2002年，六四戒嚴部隊軍官李曉明第一次把憋在心中13年的經歷公諸於世。即使到了2019年，再次憶述當年片段還是忍不住在眾人前哽咽起來。 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父母分別是電子工程師和初中數學老師，李曉明卻上了軍校讀大學。“因為國家免學費。我畢業也是大學生，不同的只是我上軍校，他們（學運學生）上地方（大學）。所以部隊稱我們為學生軍。”李曉明畢業後兩年入伍擔任中尉，中國爆發全國學運潮。25歲的他也在趕赴北京的路上，不過他是坐着軍車上路。“雖然穿着軍服，但我感覺跟學生一樣都是知識分子，當時非常同情和贊成學生所為。如果晚兩年畢業，如果我在北京上學的話，我很可能跟學生一樣上街遊行爭取民主和反對腐化，我也一定會去。” 不幸地，軍銜把他放在群眾的對面；但幸運地，他的雙手沒有沾上鮮血。“6月3日下午我們接到指令要向天安門東邊進發，師長和幾個參謀穿着便衣在晚上先到天安門視察，那時部隊已經開槍。回來的時候七點多，就說‘我們收不到戒嚴指揮部的命令’，於是我們部隊一直在北京市郊區沒有進去（天安門）。”李曉明形容，軍官並沒有向他們解釋原因，“但下面的參謀明白什麽意思了，所以開始在外圍消極抵抗命令”。 “很希望老百姓堵着我們” 不同形式的抵抗，其實在更早時段已經出現了。李曉明回憶，在政府頒布戒嚴令時，有些軍官因為不想參加戒嚴任務或反對強硬對付民眾而“在隊中表現不好”，令上級把他提前送返原駐地。更有人公開反對戒嚴並在軍中宣傳，軍方最終安排他轉業。縱然人數很少，但這些明顯持反對立場的人都在清場前被調走了。 李曉明隸屬的39軍116師部隊，早在5月22日就抵達到北京市郊，他清楚記得上級對所有士兵傳達非常明確的指令：“誰要是開第一槍，誰就要對歷史負責。”他認為這就是要防止大家開槍，而且那時大家都有槍沒彈，只是一切到了6月3日完全改變--不再提不准開槍，唯一命令是“要不惜一切代價準時進到天安門廣場”。傍晚時分，軍隊向軍人們發子彈，李曉明說當時軍隊裡有不同聲音，各級指揮官的演繹和執行都不同。“但作為職業軍人很正常地想，你發槍又發子彈，又要不惜一切代價，就是包括開槍這個選項了。”同一時間，各種各樣關於“軍人被暴徒打死”的消息透過官媒在軍中廣傳，李形容對一些同袍來說“開槍就像復仇似的”。 外面風聲鶴唳，但是相反的，當天他所屬的軍車隊以緩速行駛，每當遇到群眾堵路就主動停車甚至後退，還得到群眾掌聲。可是入夜以後，槍聲在北京市內響起，幾乎再沒有民眾圍堵他們了。他說：“老百姓害怕了，但其實我們部隊很希望有老百姓堵着我們。我們都明白面對的是不是暴徒，而是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而且大部分當時都是和平的示威着。” 被同袍押進天安門 這一夜，對許多人而言非常漫長，也有人無法活着看到六四的黎明。李曉明的39軍部隊一直在北京市，卻比軍令晚了整整一天才到達天安門。“6月5日戒嚴指揮部派出另一軍團（38軍）處長，帶着一輛車，士兵架着機關槍，把我們押進去天安門廣場。” 那時士兵都在清掃“案發現場”，因為清場在前一天已經結束，李沒有在廣場上發現屍體，但在散滿一地的雜物中看到染血的褲子和棉襖，褲上更有彈孔。他引述：“有士兵跟我回報說，在地上發現好幾灘血。”而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一帶，台階和石柱都被輾毀，坦克的履帶印清晰可見。這一幕，是深印腦海30年的畫面。 另一個無法忘卻的片段，發生在6月7日。當時他們正在執行第二階段任務，抓捕學生領袖和“暴徒”。晚上在一所小學裡駐紮休息時，對面的教室忽然傳來三聲巨響。李曉明和同袍馬上衝出房外，目睹兩名軍人拖行一名倒下的軍人，沿途留下一灘長長的血跡，把地面染紅。原來是有士兵擦槍走火誤殺同伴，但“上級說成外面有暴徒開黑槍打死他，他後來被稱為烈士，軍兵也沒受處分，政府和軍隊明顯在說謊”。 四年後，他終於無法忍受困擾他的矛盾感，選擇離開軍隊。但是他發現這樣還不夠，他感到離開中國的必要。幾年之後，他搭上了出境的飛機，一去就是二十年。離開軍隊和中國以後，李曉明依然帶着愧疚活了30年。“雖然我沒有開一槍，但作為當時服役的軍人參加這個經歷，當時還是覺得很內疚很慚愧。中國解放軍扮演了很恥辱的角色，不是政治風波，而是犯下殺人的罪行。” 辭職書寫歷史 已經移居澳洲快20年的李曉明，是極少數願意作證的加害方。他認為即便過了這麽久，六四本來的面目仍未很完整的拼湊出來。為此，本來任職電子工程師的他兩年前毅然辭職，花了兩年完成着書，能填補一點缺口。“作為一個見證人，我有歷史責任把證據寫下來。” “特別是我兩個兒子不知道這段歷史，他們在澳洲長大生活未必相信。坦率講，在今年之前很少跟他講（六四經歷）。今年我有很多採訪邀請，我就叫他們google我的名字了解一下。老大看了很有感觸，為他爸爸自豪，他應該也覺得我做了正確的事。”李曉明2000年到澳洲攻讀碩士，第一次公開自身經歷時仍是中國籍身份。雖然後來入籍澳洲，但還是面對中國政府的壓力。曾經有領事館人員接觸他說：“你應該顧好自己家庭，不要參與這些活動。”為了保護中國國內的朋友，他回國時也只好儘量避談六四。 “很多人就算有良心，最可能也只能保持沉默。”回首昔日同袍，李曉明如此慨嘆。當年他所屬的隊伍原本是國家重點部隊，但因為沒有執行軍令，不少長官以後也仕途平平或離開軍隊。今年五月中旬，他第一次踏足台灣，用三個星期時間馬不停蹄出席紀念活動。 身為免於“被沉默”的人，連日來重複宣講着這段對不少台灣人來說陌生的歷史。但他最想講的是這番話：“對受難者家屬，我應該向他們道歉。希望六四早日平反，開槍殺人的兇手在法庭受審判，讓死者靈魂得以安息。” “中國經濟發展了，還是個極權獨裁國家。當年學生追求的民主、自由、人權，現在還是沒有過時，要實現了六四才能真正平反。”往日在軍車和槍口對面的運動參與者，如今與這位前軍官站在同一陣線，對於未來，他們看法很相近。“我覺得早晚要平反的，這些普世價值早晚會在中國大地實現。但我今生看不看得到，坦白講我很悲觀。” 李芊（發自台北） https://www.dw.com/zh/%E5%85%AD%E5%9B%9B30%E5%91%A8%E5%B9%B4-%E6%88%92%E4%B8%A5%E5%86%9B%E5%AE%98%E4%B8%8E%E6%81%B6%E7%9A%84%E8%B7%9D%E7%A6%BB/a-48982015 記者王允對李曉明的專訪: 記者：您當時是戒嚴部隊的成員，是嗎？ 李曉明：1989年，我是在39軍116師高炮團一營二連任雷達站站長，駐地在遼寧省海城市。 記者：你們是在什麼情況下成為了戒嚴部隊的一部分，又是在什麼時候從營地開拔，到北京的？ 李：我們是在5月20日接到命令的，最開始接受的命令是說瀋陽有上街遊行，讓我們去維護社會秩序。去的路上，命令又改了，改去山海關。最後下達的命令是去北京，執行戒嚴任務。 我們部隊的具體任務是去使館區，保護領事館的安全。在6月3日之前，大部分部隊都是駐紮在北京郊區。 記者：你們在郊區駐紮了多久，才進入北京市區的？ 李：是6月3日接到命令，要不惜一切代價，準時準點地到達天安門廣場集合。6月3日下午，就開始進發了。 記者：所謂“不惜一切代價”，當你聽到這個命令的時候，這意味着什麼？ 李：我們到北京郊區駐紮的時候，已經發了槍，但並沒有立即發子彈。但是到6月3日下午5、6點鐘，我們就發子彈了。但沒有具體下命令開槍。 記者：當你拿到子彈的時候，你想的是什麼？既然是不惜代價，你是不是想到了，有可能是要開槍的？ 李：作為一個正常人來理解，發槍發子彈，就意味着，開槍是“不惜一切代價”包含的一種選擇吧。 記者：作為軍人而言，你可能已經意識到，如果開槍，面對的是普通老百姓，你當時的想法是什麼？ 李：我是從地方上考入了石家莊機械化步兵學院，某種意義上，我也算學生吧，部隊上我們被俗稱為學生官，既是軍人，又是學生。 作為我個人的思想，我還是比較同情學生。如果我當時在北京的話，我也可能象學生一樣，上街遊行，去爭取自由、民主，反對腐化。 記者：你們的部隊在向天安門行進的過程中，有受到阻撓嗎？ 李：我們39軍116師當時算是全軍最好的部隊之一，所以中央軍委非常重視，我們本來應該是最先到達天安門廣場。但是，我們的師長在6月3日晚上穿着便服，和幾個參謀去前方，可能看到了一些情況。所以，他回來就對參謀說，我收不到上級的命令。所以，我們部隊一直是在郊區遊蕩，沒有準時進入天安門廣場。 直到6月5日早晨，從天安門廣場來了38軍軍務處處長，開着卡車，應該說是押着我們去天安門廣場。6月5日，116師才進入到天安門廣場。 但是之前，116師步兵團37團，團長是艾虎生，領着他們的士兵，上了刺刀、喊着口號、唱着歌，只有這一個團準時到達了天安門廣場。而我們大部分人都是6月5日才到了天安門廣場。 記者：6月5日清晨到達廣場的時候，您所看到的是什麼？ 李：當時已經清完場了，但是地上還有很多垃圾、帳篷。我在垃圾堆里翻了翻，看到一條緊身褲上有一個彈洞，有個花棉襖上有血跡，但我沒有看到屍體。 不過在天安門廣場的紀念碑上，看到裝甲車或坦克車把柱子都已經壓碎了。地上還有很多裝甲車的履帶壓過的痕跡。我們的士兵去打掃衛生，回來就跟我說，站長，我在地上看到好幾灘血跡。 記者：你們有沒有從其他部隊聽到那個關鍵時段（6月3日晚上至4日臨晨）的一些事情？ 李：當時，我們部隊是從東邊來的，所以幾乎沒怎麼開槍。但是，我知道27軍、38軍，他們從西邊來的，在木樨地開槍，這有很多錄像或照片，還有口述作證。應該是殺死殺傷了很多人。 記者：您怎麼看那些開槍的部隊和士兵？ 李：這麼說吧，我們的部隊也不是完全沒有開槍。我們是6月5日清晨往天安門廣場進發，群眾就在立交橋上喊法西斯，喊劊子手，甚至有扔磚頭、石塊砸我們軍車；兩邊樓房也有人喊法西斯、劊子手。個別士兵有向橋上和兩邊建築物開槍，不是很多，但具體傷人或死人我就不清楚了。 記者：還是那個問題，你對6月3日晚上到4日清晨，具體執行開槍任務的部隊和士兵怎麼看？ 李：就像我剛才說的，你都發槍、發子彈了，高級軍官象師長、團長，甚至連長、排長，就看你怎麼理解這個命令。假如我作為一個連長，“不惜一切代價”就包括開槍。但開槍也有個怎麼開槍的問題。你是向天上開槍，嚇唬人家，還是直接向人群開槍，殺傷人呢？ 將來如果還原歷史真相，你不可能從官方，或是從文件上，發現直接開槍的命令；最多是說，不惜一切代價，準時準點進到天安門廣場。我覺得，當時高層也知道這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所以高層就把責任推到下邊，就看下邊這些人如何理解了。 大部分士兵應該是往天上開槍，但可能有個別士兵，他一個人拿着衝鋒鎗，一個彈夾就是三十發子彈，就可以殺死幾十人或殺傷幾十人。 記者：天安門廣場上就在那一兩天中，因為部隊開槍而死傷的普通民眾，包括學生，有多少人？ 李：雖然我看到了一些間接證據，包括血跡、槍洞這些東西，但我沒有看到任何屍體。但是有一點我可以肯定的，如果未來“六四”平反了，上法庭，我可以作為一個證人。就是當時，有個戰士回來對我們說，他往人群里打了一梭子子彈，我想殺傷十幾個應該是沒問題。我還記得這個人的名字。 記者：你們的部隊實際上是消極抵抗，事件之後，你們的師長有沒有受到處罰？ 李：沒有直接的處罰。本來我們116師是全國最好的部隊之一，我們的師長是很有前途往上升的，但是後來是變相處罰了，就是讓他轉業回家了，就是把他的前途斷送了。 記者：有沒有因為開槍而受到升遷的人？ 李：“六四”之後回去，部隊裡就開始評功授獎，有一些人就搞一些事跡，這樣的士兵就直接提幹了。 記者：感謝您接受我的採訪。 （資料來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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