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吴弘达：虚构的“英雄”

　　1995年6月19日，一个持美国护照的华裔男子企图使用“冒名护照“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交界的霍尔果斯口岸潜入大陆，被中国边防警员抓获。大陆有关当局发现此人在大陆还犯有“捏造劳改资料”等系列罪行，准备依法审判他。此时，美国政府在舆论压力下，以此人是美国公民为由高调介入，引发轩然大波。一夜之间，此人成为中外媒体关注的热点人物，并被西方媒体描绘成“劳改英雄”。他，就是美国劳改基金会的主席吴弘达（Harry Hongda Wu）。

　　吴弘达其人

　　一直以来，吴弘达对外自称，当年他曾因发表不满中共支持前苏联干涉匈牙利事件的言论而被捕，之后他被劳改了19年。但是，在吴弘达“一人多角”分别担任董事、发行人和编辑的中国资讯中心观察网站上，却刊登了署名张伟国的一篇文章《闻“劳改”载入牛津英语词典有感》。该文有云，1960年，吴弘达23岁时，因“右派”的罪名被判3年劳教，解教后转到矿山“就业”。那麽，吴弘达到底是“劳改”了19年还是“劳教”了3年呢？

　　熟悉吴弘达背景的人士证实，他实际上一天也没有劳改过，仅仅被“劳教”过三年（按大陆法条规定，劳改是刑事处罚，劳教是行政处罚。请读者注意这其中的差别）。

　　许多公开资料这样描述吴弘达的简历：吴弘达，原籍江苏省无锡，1937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小银行业主家庭，曾因盗窃、诱奸女学生等罪行被依法“劳教”三年，亦即1961年5月至1964年5月，他先后在北京清河农场和团河农场接受劳动教养三年。1964年，吴弘达解除劳教被释放，转到山西省霍县的矿场就业，后来调到山西财经学院任教，不久又调到武汉地质大学任教。1985年，他从武汉赴美国探亲，并从此滞留美国。经过7年苦心努力，他终于在1992年加入了美国国籍，宣誓效忠美国。

　　从“劳教”而非“劳改”这个事实看，吴“诱奸”过女学生的可能确实存在。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陆，诱奸等罪名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反党反革命的罪名纔是“敌我矛盾”。从量刑上来看，“诱奸”与“劳教三年”倒也有逻辑上的联系。
　　
　　即使吴弘达曾经坐过牢，那也是三、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了，中共与时俱进的“专政”手段，吴已经数十年没有领教过。要说现在真正的劳改权威，那应该是现在还在坐牢或者刚刚出狱的异议人士、法轮功信徒或地下教会成员，他们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新鲜热辣，远非吴弘达久远年月前的冷饭可比。

　　忘恩负义，嫉妒成性，排斥异己

　　据与吴弘达接近的民运人士在网上发表文章披露，吴的一大特点就是在民运圈子里基本没有朋友，被他排挤乃至直接诬为“共特”的人比比皆是。知情人士称，吴弘达是个心胸狭小、嫉妒成性的人。魏京生、李洪宽、王丹、鲍戈等民运人士都曾经表示，他们曾受到吴弘达的压制，或直接被吴弘达指为“共特”，而吴弘达自己雇用真正的“共特”高瞻一事，却不了了之。

　　民运人士鲍戈表示，当年他从大陆出狱后，在上海向法新社揭露他所在的监狱强迫犯人生产印有1998年法国世界盃足球赛字样的阿迪达斯足球，引起轰动。世界盃赛开幕那天，鲍戈跑到澳门开记者会，表示要起诉阿迪达斯公司，再次造成轰动。吴弘达唯恐鲍戈影响太大，在美国抢了他的风头，于是便散佈流言说鲍戈的指控是造谣。吴弘达腰缠万贯，在美国拥有豪宅，而当鲍戈到美国时，他非但没接济过一分钱，还千方百计地排斥和封杀。

　　与鲍戈的遭遇相类似的另一个例子是李洪宽。李洪宽称，他在美国经营“大参考”网站，并每日给大陆发送大量电子邮件。这样一个耗费精力和金钱的项目，在申请资助的时候，却受到吴弘达的百般排挤和打压。王丹的情形据说与李洪宽也像差无几，也曾遇到过不少吴弘达製造的障碍。

　　知道吴弘达底细的人称，吴的另一大特点是言而无信、过河拆桥。例如，有个当年很有名的右派叫冯国锵，1993年在香港就跟吴弘达合作过。冯的前妻为帮助吴弘达的劳改基金会搜集証据，冒着生命危险赴湖北、浙江、辽宁等地的十三个监狱和劳改农场进行调查、摄影及录像。在冯的前妻遇到危急、随时可能被捕之际，吴弘达背叛其诺言，不但不予援手，甚至反过来污蔑冯“骗”了他。冯一怒之下将事实经过发表在香港《前哨》月刊上，题为《我怎麽来到美国申请政治庇护》。吴弘达因为谎言被揭穿而恼羞成怒，向冯的朋友莫逢杰污蔑说冯是“共特”，要莫逢杰不要租房子给冯住。莫逢杰由于不信吴弘达的话而被吴弘达以粗口痛骂，终至二人彻底绝交。

　　吴弘达被抓：痛哭流涕、悔罪认错

　　1995年6月19日，吴弘达试图以化名从位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交界的霍尔果斯口岸潜入大陆境内时，被中国边防警员抓获。彼时吴弘达已经加入美国国籍，因此，在被大陆有关当局羁押调查的短短两个月内，办桉人员并没有对他进行刑讯逼供，其待遇也远比其他在押犯优越。吴弘达一直以“人权斗士”的面目示人，貌似铮铮铁骨。但吴弘达却在同年8月9日向中国司法当局呈交了一份亲笔签名的悔罪书，并很快获得释放。

　　当时在大陆播出的电视採访中，吴弘达痛哭流涕地悔罪认错，承认他提供给外国电视广播公司的所谓“中国劳改产品”，其实都是从新疆乌鲁木齐普通农贸市场上买来的手工产品，并非来自中国监狱。吴弘达供认说：“我先是来到新疆第二监狱，拍下了一些有关当地警戒设备的镜头，然后，再来到乌鲁木齐市区一条繁华的商业街，拍下了一些商品的镜头，再将事先准备好的监狱标志贴到某个商品上，用特写镜头拍下这个商品，于是，他们觉得非常理想的画面也就出来了”。他同时承认，关于死刑犯肾脏移植的镜头，也是用同样的手法，用在成都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拍摄的胸外科手术加工出来的。

　　吴弘达的“悔罪”，不仅给了中共否认“劳改产品”的口实，也伤害了民运人士的形象。从吴弘达的此番作秀中，人们不得不怀疑他在自传《昨夜雨骤风狂》中给自己加诸的种种光环。或许有人认为吴弘达加入美籍后，居移气，养移体，已经吃不了监狱的苦，因此不得不做违心之词。可他从小就在上海一个银行家的富裕家庭环境中养尊处优，劳教三年期间又恰好赶上全国大饥荒的年代，他如果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中还保持着他自传中所描述的气节，怎麽到了1995年这种气节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

　　为保权势打压异类，沽名钓誉

　　吴弘达来到美国时，适逢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政治体制改革被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提上议事日程，许多有抱负的人都跃跃欲试，想在国内施展一番身手。彼时旅居海外的中国大陆人很少，自然也没人与吴弘达竞争，于是他借着这个机会露出了头角。等到1989年之后，大陆出来的人渐渐多起来，这时吴弘达已经站稳脚跟，打击和排挤那些初来乍到、立足未稳之人，自然信手拈来，行有馀力。

　　多年以来，因运作劳改基金会而名利双收的吴弘达做了很多纸面文章，但他真正拿到的第一手资料甚少，被他直接从大陆劳改营营救出来的人就更加寥寥无几。实事做得不多，声望倒是不小，这衹能说明吴弘达的手腕非同一般。

　　吴弘达是个花钱很谨慎的人，每年他的劳改基金会可以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获得上百万美元的资助，然而他在雇员薪酬和办公费用上却十分“精打细算”。这种金钱上的斤斤计较，加上他的号召力不够，所以能够召来麾下的人马并不多，而此时的法轮功却在各路人马中声势最盛。于是，在对待法轮功的问题上，吴弘达的嫉妒心故态複萌，多次打压法轮功，称其“弄虚作假”，藉以标榜自己的“真实可信”。

　　吴弘达在私下里曾经表示，如果他是江泽民，他也要镇压法轮功；这实乃嫉妒心作祟之故，也与他在公开场合宣称支持法轮功的态度背道而驰。这种私下的讲话常常代表一个人的真实想法，而吴弘达的真实想法其实并非因爲法轮功是“邪教”，而是因爲法轮功夺了他的风头，抢了他的饭碗，动了他的乳酪。而他对法轮功明暗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实际上也是他沽名钓誉的手段而已。

　　吴弘达真面目：弥天大谎、自相矛盾

　　吴弘达一向示人以严谨的风格，美国国会也因此对他颇多信任。事实上，真正的吴弘达却不是他展示给外界的那个形象。

　　比如在中国到底有多少犯人这个问题上，吴弘达就给出过至少三个完全不同的说法（详见范似栋所着的《拆穿吴弘达的西洋镜》一书）：一说是二千万；还有一说是1996年的数字，称中国大陆有一千一百个劳改营，关着六百万到八百万劳改犯人；第三种说法，见之于吴弘达自己1991年出版的一本书，书中称中国大陆劳改营至少有三千个，犯人有一千二百万至一千六百万，其中留场就业人员约八百万至一千万。对于自中共建政以来的犯人总数，吴弘达在1995年5月10日说有三千万至四千万，而在1998年却说有五千万以上。吴弘达作为中国劳改问题的权威，在中国到底有多少犯人这个基本问题上给出几种不同的说法，让人不能不对他的治学态度和考証精神有所怀疑。

　　吴弘达从小在教会学校上学，英文甚好，且深知西方人的心态与思维方式。在他出席的各种听証会上，他发表意见时常常带有很大的作秀成分。每当被问及他在劳教所的遭遇时，他常常会停顿一点时间，等到大家都集中注意力倾听他的下文时，再用非常简洁和肯定的口气陈述，这种作秀常常引来大家惊愕的呼声，获得良好的演讲效果，并强化他人权斗士的形象。

　　综合上面的讯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全不同于吴弘达自己所竭力塑造的形象——因盗窃和诱奸女生被劳教、言而无信、过河拆桥、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欺骗、软骨头、沽名钓誉、排挤他人、嫉妒心重、治学态度不严谨等等。此或为吴弘达的真实面目。

　　法轮功动了吴弘达的乳酪？

　　作为美国劳改基金会主席的吴弘达，一直从事中国“死囚器官移植”问题的研究，并称其获取了相当资料和记录。“死囚器官移植”被吴弘达看作是他的“专属经济区”，自认为只有他才具有这方面的专利权。这块乳酪似乎天生注定是他吴弘达的，绝不容他人染指。

　　早在1994年4月，吴弘达就炮製了中国移植出售死刑犯内脏器官的新闻。1994年，吴弘达和BBC的一名女记者潜入大陆，以夫妻名义谎称看病，来到成都的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这閒医院里，吴弘达把偷拍的心脏手术场景说成是肾脏移植手术，把拍到的当地老百姓的一些坟地说成是死刑犯的坟地。2001年6月，吴弘达还导演了一出武警天津总队医院从事死刑犯器官移植和买卖的虚假闹剧，以及一场“中国法官贩卖人体器官桉”的骗局，并在美国提起诉讼，结果该桉以証据不足而被撤回起诉。2002年，吴弘达又捏造事实，编写了“关于中国摘取死囚器官的调查报告”。因爲上述这些所谓的新闻和揭露，吴弘达获得了许多“殊荣”和外界的广泛关注。

　　2006年3月，法轮功编造了“辽宁苏家屯集中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谎言，这动了属于吴弘达的乳酪。这让已经销声匿迹多年的吴弘达非常恼火，继而散发了一封致美国国会议员的公开信，对法轮功编造的“苏家屯事件”表示质疑。

　　同年7月20日，吴弘达又发表了题爲《我对于法轮功媒体报导苏家屯集中营问题的认识及其经历》的文章，文中回顾了法轮功推出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对法轮功物色的三位証人所提供的的証词进行了全面分析，最后得出结论，称：“迄今为止，各方调查结果没有証实法轮功提出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情况属实，法轮功的报道是一场政治性的宣传运动”。这无异是警告法轮功不要轻易动到他吴弘达的乳酪。

　　揭穿法轮功谣言意在丢卒保帅

　　看到法轮功的《人民报》突然大骂吴弘达是“屠夫”，当时很多人都感到震惊，因爲此前吴弘达还经常是法轮功传媒邀请去帮法轮功说话的座上客，怎麽两方面一下子就突然翻脸了呢？

　　法轮功暴跳如雷的原因，是因爲上述吴弘达私下给美国国会等有关方面写了信，否认所谓“苏家屯集中营贩卖人体器官”的基本真实性，暗示法轮功撒了谎，这让本来在这件事情上就难以自圆其説、已经焦头烂额的法轮功雪上加霜。问题是，吴弘达以前似乎也是支持法轮功的，为什麽这次却要在美国人那里拆法轮功的台呢？

　　其实，关键就在于法轮功的“苏家屯集中营”谎言不仅太拙劣太丢人，而且它已经直接威胁到吴弘达的信誉和生存。老实说，如果吴弘达可以在这件事上装煳涂，那么估计他多半不会和法轮功对着干，事实上此前他还公开接受法轮功传媒采访，说什麽“虽然苏家屯集中营的消息还需証实，但中共确实可能干出这类事”云云。

　　问题在于，吴弘达的钱都是靠他那个劳改基金会从美国人那里募集的，现在面对法轮功的这个“苏家屯集中营”谎言，他想躲根本躲不过。出了钱的美国金主们显然会问他：怎麽“苏家屯集中营”这麽大的事情，就从没听你吴弘达的机构谈起过呢？这可是直接关系到劳改基金会信誉和吴弘达生计的大问题。于是吴弘达左右为难，如果他不坚决否认苏家屯集中营存在的话，那麽他不仅必须承认自己拿了美国人的钱却可能没办好事，而且还不得不在今后去费心费力调查“苏家屯集中营”的真相，而这样调查下去不仅会被法轮功牵着鼻子走，而且也迟早非跟法轮功摊牌不可。但是，吴弘达毕竟更了解美国社会和美国金主们的心态，他知道在美国人那里撒谎是肯定要倒楣的，所以衹好两害相权取其轻，宁可得罪法轮功，也决不能在美国人那里坏了他的信誉。是之谓“丢卒保帅”，——丢掉法轮功这个名声不佳的小卒，保住他吴弘达和劳改基金会这个老帅。

　　从另一个角度看，吴弘达敢跟美国人说“苏家屯集中营”的大实话，并为此不惜毁坏法轮功的信誉、声誉，本身也说明他事先摸透了美国有关方面的基本态度。如果美国人一开始就倾向于相信法轮功的那些谎言，那麽，吴弘达再去否认它们，冒的政治风险太大。但如果美国有关方面根本就不相信“苏家屯集中营”这回事情，而吴弘达提供相反的証词正好可以拿来回应美国社会的可能质询，这个时候吴弘达给国会议员们写这样的否定信，其作用可就非同一般了。

　　不管怎样，吴弘达和美国国会的关系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双方间的信任、合作都非同一般，所以吴弘达给美国人写信否认法轮功谎言这件事本身就暗示了很多问题，也确实值得法轮功的谣言製造者们怒駡了。

　　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件事情吴弘达都做得没错，他毕竟还给法轮功留了面子，公开场合也没和法轮功唱对台戏，不过是私下老实回答美国人的质询罢了。但法轮功却因此大骂吴弘达“屠夫”，这就显得太霸道太无理。法轮功这麽做，最后的结果衹能是众叛亲离。因为民运人士也不傻，从吴弘达的遭遇上，他们可以领悟到，不管自己平时怎麽迁就法轮功，衹要在某个关键问题上与法轮功公开或私下唱了反调，那麽，法轮功就会马上把你当做不共戴天的仇人，对你展开毫不留情的口诛笔伐，——这样的一群人只是更拙劣的说谎者和更蛮横的专制团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