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运何以走向不归路？
----从丁楚先生新书《大梦谁先觉----〈中国之春〉与我的民主历程》谈开去

作者：春秋

今年是震惊全球的“六四”事件20周年。这场中国社会转型、经济转轨背景下的悲剧发生之后，重新建立秩序的中共继续其跛脚的改革，而流亡海外的知识精英和民主精英则开始了其民主试验。然而，令人叹息不已的是，在“六四”血泊中重新主导一切的中共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奇迹，而不断被腐败、分裂丑闻包围的海外民运却仍然在生存中步履蹉跎，影响日益式微，甚至处于泡沫化的境地。所有海外民运的关注者、同情者甚至参与者都在进行痛苦的反思，海外民运究竟什么原因走向穷途末路？恰在此时，一部凝重、苦涩名为《大梦谁先觉？----与我的历程》一书在海外出版。而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海外资深民运人士、“民主墙”运动的参与者、曾任海外第一个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即民联）总部委员和《中国之春》杂志主编的丁楚先生。丁先生以其亲身经历和第一手资料披露了1986年至1989年间，民联及其机关刊物《中国之春》大量不为人知的内幕，真实深刻而又栩栩如生地展现了海外民运精英的群像，通过再现“民联”的兴盛与衰落，力图解析海外民运衰败命运的深层根源。

丁楚先生1986年赴美留学，随即在“民联”时任主席王炳章的引介、支持下成为“民联”的重要成员和海外民运的一面旗帜。然而，丁楚先生很快就发现一向标榜“不接受有任何政治条件的捐款，是海外民运的大是大非原则”的“民联”，居然完全依赖台湾官方每月高达四万多美元的“捐助”，甚至当台湾一度暂停“捐助”时，“民联”和《中国之春》立即面临生存和停刊危机，不仅如此，就由于台湾单方面的猜疑而强迫民联清除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副主席柯力思。丧失了独立性的民联最终也彻底沦为台湾当局设在海外的情报站。虽然拿了谁的钱就要听命于谁是“民联”无可改变的命运，但如果“民联”能够把钱用于海外民主事业，仍会得到世人的谅解和理解。然而，《大梦谁先觉》披露出来的却是“民联”内部违反民主原则、不择手段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一幕幕场景，触目惊心。“民联”召开三大，王炳章由于无法再连任，于是便自行选择自己瞩意的胡平担任继任者。结果在选举时遇到反对派的强烈挑战。面对危机，身为“民联”主席的王炳章居然亲自出面意图劝退其他竞争者，在劝退无效后又提出将两组候选人打散重组，试图以此拆解反胡平阵营。王炳章如此不择手段公然违背民主原则，引发代表的强烈不满，纷纷要退席以示抗议，大会一度处以分裂边缘。而胡平更是声言，选举失败后就离开“民联”，形同威胁和恐吓。然而，就在分裂状态下勉强过关的“民联”三大一结束，立即遇到了王炳章精心策划的经济危机，不仅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还以垄断财权和自己暗设的“小金库”为手段试图进一步控制“民联”，从而成为“民联”最终大分裂的导火索。而王炳章过去为了掩盖自己一万五千美元的财务漏洞，也曾制造过类似的经济危机。在胡、王两个阵营内斗的最后一刻，王炳章为了夺回权利，不仅强占“民联”总部，停掉编辑部电话，还竟然上演了窃取“民联”总部全部经费、关闭民联账号的丑剧。而胡平则再次上演竞选之初的一幕：“如果罢免（王）不通过，哪么我将退盟”。从而切断了所有可能和解的退路，最终造成“民联”的大分裂。而就在这一刻，国内的民主运动正处于高潮，胡耀邦去世演变成全国范围的学生民主运动。然而，令谁都想不到的是，这个时候做为海外唯一民运组织的“民联”上下却全力于争权夺利和内斗。更为令人叹息的是，民联的八字方针是“民主、自由、人权、法制”，而运作起来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尽管民联的章程中有“罢免条款”，但几年间虽然有如此多的民联高层被清洗，包括民联一大时的副主席汪泯，九个党委也只剩下四个，但却从未启动过罢免条款。而第一次使用居然就是针对民联的创始人王炳章。而另一位“民联”要角，后来也曾担任民联主席的薛伟，利用其做为台湾情治单位“海工会”向“民联”输钱管道的特殊位置要胁组织，打击同事，而且还利用权力之便篡改发票，冒领报销款，甚至还发生过强奸办公室秘书妹妹的丑闻。

可以说，海外民运整体素质的低劣是海外民运走向穷途末路的重要原因。如果说民联时代以海外民运的先驱为主体，存在素质低下的情况还可以理解，然而“六四”之后纷纷流亡海外的明星精英群体在素质低劣上居然仍不遑多让。来到海外的他们再次上演了民联时代的内部恶斗、非民主运作、言行举止的不检点、主要领导人的专断独霸和财务的不透明、生活奢侈（民阵总部办公室一个月的开支居然高达十万法郎），从而也在民运史上留下了非常灰暗的一页。著名民运政论家何频曾愤而直言：一个即不接受批评，又无道德感的民运组织，不仅比不上共产党，甚至连黑社会也不如！而且毫无希望！其实这些“六四”精英在天安门广场的作为，也同样令人无法接受。中共宣布戒严后不久，“高自联”于5月27日举行联席会议，一致同意撤出天安门广场。就在记者招待会刚刚举行之后，高自联成员李禄提出反对，当时担任领导的柴玲也随之转向，未经任何形式的表决，单方面宣布继续占据广场。从而把最后一个能够避免悲剧的机会丧失。而柴玲在担任现场指挥的同时，也并不民主，以致发生被其他愤怒的学生绑架的丑闻。而运动中的不同意见立即被指责为“一小撖人的阴谋破坏”。一个派别到火车站把刚到的学生收编到自己的纠察队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占领指挥部广播站夺权，赶走其他派别的纠察队。学运核心人物之一封从德后来承认：“当时每天都要镇压三四次政变”。来自台湾的摇滚歌星侯德健面对学运的内部激烈的争斗，曾向学生提出了他参与学运以来唯一的一次建议：进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却被学生以不可想象和不可能为由拒绝。

当然，海外民运人士的素质低劣并不是导致海外民运式微的唯一原因。这一点在《大梦谁先觉》一书中虽略有表现，但并非此书的重点。如王炳章要以革命党的方法搞组织，提出“晓之以义，明之以理、动之以情、胁之以迫”的原则，再如留美学生在“六四”后举行抗议游行时，高唱的却仍然是中共歌曲。应该说这是此书的一个遗憾。从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制度并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相反政治文化和传统却影响至深。这在社会学、政治学上被称之为“路径习惯”或“路径依赖”。人类历史上此等事例比比皆是。象电脑时代的键盘， 当初是为了减慢打字速度避免损坏昂贵的打字机而设计。但由于已成规范，人人适应，即使最后发明出更为科学和合理的键盘，但仍然不被社会所接受。一个国家也是有其政治传统的，一旦形成，即使制度发生改变，其政治运作的方式仍然不会马上改变。中华民国成立后，尽管依照美国建立了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共和政体，然而，整个国家政治的运作仍然是几千年来延袭下来的“宫廷政治”和“实力原则”。如果选举产生的议会不反映各政治力量的实际实力，那自然是个摆设和昙花一现。海外民运之所以既不民主，也不宽容，动辄内斗、贪腐，党同伐异，文革言行时时可见，则与中国的传统和他们成长的时代密切相关。他们以自己根深蒂固的旧思维来从事民运，其历史局限性已经决定了其最终命运。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海外民运之所以众叛亲离、人心尽失，还与他们支持藏独和台独的立场密切相关。尽管《大梦谁先觉》没有涉及，但却是海外公认的事实。1989年10月12日，距“六四”仅仅四个月，流亡海外的民运骨干时任民阵主席的严家其以及另外两名核心人员万润南和林希翎就开始与达赖集团驻欧洲的负责人秘密会面，开始了第一次接触。同年12月，严家其就与达赖在巴黎会面，并称之为“历史性的会见”。随后严家其仿照达赖在斯特拉斯堡的讲话精神，提出了所谓“邦联式的联邦”方案。1992年7月，海外民运第一次访问达赖集团在印度的流亡地达兰萨拉。此后，这种访问成为惯例。此时，海外民运的精神领袖方励之提出西藏的独立问题应该由藏人自己决定，无论那决定是什么，中国人都应该给予尊重。立场日益向藏独靠拢。1994年，严家其公开赞扬一位达赖集团主要代表的如下立场：给西藏二十年在联邦里，二十年之后进行公投，是继续留在联邦还是脱离联邦。1996年5月，11位海外民运人士出版论文集，其中多位打着尊重所谓西藏民意的名义支持西藏独立。1997年3月，民运更进一步，在日内瓦举行联合国人权大会期间，参加了藏独举行的集会。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汉人以实际行动参加藏独的集会活动。引起全球瞩目。而达赖本人对海外民运也是青睐有加极为重视。达赖曾去美国参加仅有两天的”现代科学与宗教”大会，他宁可拒绝美国ABC电视台”黄金节目”女主播戴安.索耶的采访要求，却把仅有的一点时间给了名不见经传的民运记者和代表。

海外民运靠台湾的支持在1989年后就不再是秘密.如果那个时候由于国民党执政,双方的合流还只是反共而已,到了民进党时期,就走向支持台独,成为中华民族利益的反面了。如果说民运支持藏独还打着“人权”和“民族自决权”等漂亮包装的话，对于台独的支持则完全是金钱的收卖(其中的领军人物王丹就私下接受了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贪污总统陈水扁的数万美元)，是一种利益交换和人格的完全出卖。另一个颇具代表性、旅居美国的民运人士曹长青，甚至从支持台独简而化之为一边倒和无原则的支持陈水扁。

民主是人类文明追求的目标，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选择，更是社会进步的必然归宿。就是今天的中共也不能再公开反对，而试图接过这面大旗为已所用。然而，海外民运却无法承担起民主在中国实现这一历史任务。尽管他们带来的民主启蒙和经验教训依然是后人必须正视的宝贵历史财富，但他们的先天素质和历史局限性，已经注定他们的悲剧性结局。这也是《大梦谁先觉》一书给世人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