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四年是我人生中很难忘记的一段经历，尽管其中很多的人和事像失去自由的骆驼，行走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一样的苍白和乏味。而能让我耿耿于怀的除了许多年以后依就缠绕在梦中，让我感到惊魂未定的那些无聊透顶，且反反复复的大小考试和测验(大学毕业以后，我发誓从此再不进学校读书，任人宰割的滋味太痛苦，而且还是自己送上门去的那一种)。再就是我的同桌老田。前者在我的感情方面是很负面的，是揭疤样痛楚的记忆，而后者却是亲切和友爱的温暖。
当年入学时，我17岁，老田24岁，他比我整整年长七岁。文革混乱了一代人，不光是思想，也体现在社会生活中，如果这在今天这根本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却偏偏就是那个年代的现实。我们不仅成了同窗，而且同桌四年。
老田是书香门第，其父是省作协主席，延安时期的老干部。他的母亲也是早年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当时在文艺界工作。他在家里是老小，几个哥哥姐姐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大学生，有的和我们同届，有的比我们高一届(77级)。他的家住在和我们学校仅一墙之隔的省芭蕾舞团院里，他带我去过几次，那是一个除了书还是书，摆设简单陈旧，朴实无华的独门独院(日式)一层平房。除了院子里有一颗硕大，集遮阳和食用两便的葡萄树之外，就没有什么特别吸引我的地方了。他的家人给我的感觉是高傲且恪守规矩，礼貌但又有距离感，当然那时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个小屁孩。
老田和别人说话时，脸上一准儿会堆满了真诚和善意的笑容，让人觉得很慈祥，而在他言行的一竖一横里又写满了中庸之道。不夸张的说，他是我这辈子遇到过的最忠厚老实的人。即使和我这个小老弟说话，他也经常会脸红。有时考试我答不上来了，就悄悄的问他答案，他总像做了贼似的在良心和厚道，对和错之间饱受折磨，而本应是我害臊的事情，却偏偏羞红了脸的那个人是他，就仿佛做错事的人是他而不是我。
在入学时，我们两都选择坐在教室里的最后一排。但原因却决然不同，他是因为人太老实，不愿意和别人争好座位的缘故，被动的退而求其次。而我却是因为庸懒，加上极其不喜欢理科教学的(我从心眼里讨厌死了那些数学公式和函数，但当时满天的口号却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我也是个俗人，所以就糊里糊涂的选择了随波逐流)呆板和枯燥主动而为。这也是算是老天错点了"鸳鸯谱"，使我俩在这种另类的机缘巧合下，有机会同桌四年。
老田有个特点，他写做作业和做笔记时总是中轨中距，一丝不苟。那股认真劲，有时真让我觉得他应该托生为一个女人。当时的我很是顽皮，而且最爱用手去捏他的腰间被皮带勒得凸起的部分，当我的手放肆的停在那里胡作非为时，他却总是厚道地选择沉默，只是嘴角上微微泛出一丝笑意来，似乎没有一点拒绝我的意思。而在我的意识里，那里很厚实，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安全感，还有些滑稽。和当年我非常骨感的蛇腰相比，真是很有捏头。当然这里有恶作剧的成分，但还有一种我当时说不清楚，但却非常特别的感觉。直到有一天老婆说，摸我腰时，会有一种踏实的感觉，而摸儿子的腰时，就好像随时会断裂似的脆弱。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我当年会有那样一种奇异的感觉，那是因为在我少年的情怀中一直都存在着一种对成熟的渴望，只是我当时不知觉罢了。而老田腰间结实的赘肉，恰恰就满足了我的这种下意识。即使现在每当我无意间碰到自己的腰部时，还会情不自禁的想起老田，体会到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