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紀念“六四”三十六周年，2025年5月24日“追尋六四真相，推動轉型正義”研討會在美國紐約皇后學院召開，主辦單位：紐約思想者智庫，紀念胡耀邦、趙紫陽基金會，《北京之春》雜誌社，博登書屋。其研討會主題：聚焦“六四”事件在中國改革中的歷史地位，探討中共體制內改革可能性與當代中國的民主前景，邀請學者與公共知識份子發表見解。

筆者棄國流亡在泰國，無法前往美國紐約參加這次研討會，與眾多海外同仁探討交流，只能望洋興嘆也。不過，眾多海外同仁探討交流的視頻節目，筆者都認真仔細地收看，獲益匪淺。也曾拜託兩位美國友人索取其發言文字稿，均回覆說無發言文字稿。

這次研討會與會者高度評價肯定了“六四”事件的歷史意義及其影響，緬懷先烈們捨身取義的壯舉，研討探索“六四”真相及其過程細節，見仁見智，各抒己見，情緒熱烈而不失理解寬容。當然，

人無完人，金無足赤，與會者發言中不無瑕疵，譬如鄭旭光先生發言中就提到了“六四”事件關鍵時刻趙紫陽請假事。其實，此說法在“六四”事件發生後就廣為流傳，真假難辨，迄今無人考證。

在“六四”事件發生後的三十多年時間，大量資料和著作湧現，特別是陳小雅《八九民運史》、張良《中國“六四”真相》、戴晴《鄧小平在1989》以及趙紫陽回憶錄、李鵬日記等一大批當事人敘事的面世，非常豐富，完全可以廓清這類疑團問題。

趙紫陽出訪朝鮮返國後，因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制止動亂〉一文，局勢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學生堅決反對抗議中共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與鄧小平、李鵬等中共領導人視如水火不容，對抗加劇。而趙紫陽返國後發現處理學生運動的主導權已經轉移到國務院，由鄧小平、李鵬主導，他被排斥在外。根據今日之城〈溫家寶的1989（下）：六四電報羅生門〉［1］一文云：

“此時中辦已經被李鵬為首的“中央”撇在一邊，無法正常履行職能了。”

趙紫陽得力助手、中辦主任溫家寶對處理學生運動也插不上手，沒有了主導權。趙紫陽提出否定“四二六社論”的建議，以平息學生的憤怒情緒，自然也不被一慣固執、一言九鼎的鄧小平所接受採納，反而成為了後來清算他的罪狀。

面對如此糟糕的局面，趙紫陽大概為了讓學生認清當時形勢，五月四日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說：

“從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三中全會起，鄧小平就是我們黨和國家內外公認的領袖。儘管前年開的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根據鄧小平同志本人的意願，他從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常委的崗位退下來了。但是，我們黨的所有同志們都知道，沒有他的領導、智慧和經驗，是不行的。

因此，在十三大選出的中共中央委員會的第一次全會上，正式通過了一項非常重要的決議，凡是重大的問題，我們都必須向他請示。這個決議沒有公布，但是今天就向您通報了。”［2］

趙紫陽就這樣對學生說明了，我是名義上的總書記一把手，實際上是鄧小平說了算，學生們要搞清楚。這猶如引爆了一個炸彈，全國學生高呼“打倒當代慈禧太后”、“打倒太上皇”等口號，趙紫陽與鄧小平的關係由此開始緊張了。

鮑彤秘書吳偉說：

“17日上午，我接到一些電話，都說昨天趙紫陽把鄧小平給賣了。老鮑一般睡得晚，11點過起床，我去叫他，告訴他我聽到的電話。正下樓，他停住了，起碼停了十幾秒沒說話。突然說，如果有什麼問題，由我負全責。”［3］

鮑彤隨後請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的社會局局長陳小魯出面，找鄧小平的小女兒鄧榕，要向她解釋，卻遭她斷然拒絕。鮑彤又請政改辦與鄧榕有私交的人給她打電話，想親自澄清趙紫陽的本意。鄧榕在電話里說：

“請你轉告鮑彤同志，現在已經沒有必要再談什麼了”；“我們家老頭子已經做好了第四次被打倒的準備”。［4］

趙紫陽也在這天想找鄧小平做當面解釋，但是鄧小平拒絕與他單獨面談，而是在鄧家召了緊急常委會。由此引發了趙紫陽請假說，鄭旭光先生說得更具體，在5月20宣布戒嚴令前三天的關鍵時刻請假，即17、18、19日。不知鄭先生有何根據？筆者卻查不到相關資料證據，反而檢索出相反的證據資料。

《海南日報》前副主編程凱《我的1980年代》一文云：

“令我感到痛心的是，5月16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長閻明復代表總書記趙紫陽與天安門廣場學生對話，要求學生撤離天安門廣場，不要給鄧小平、李鵬向學生動武提供理由，並且給黨內改革派一些時間，與保守派周旋、較量，但遭到學生領袖們的斷然拒絕，激進的學生領袖們絕不與中共黨內改革派合作。”［5］

趙紫陽並沒有閒著，5月16日還正常履職，派統戰部長閻明復去天安門勸說學生“合作”解決問題，以免局勢惡化。

戴晴《備忘“六四”》［6］一文引陳一咨先生一段話云：

（八九年）五月十七日晚上，（政治局常委們被召集）在鄧小平家裡開會。鄧小平講，這樣拖下去不行，究竟怎麼辦，還有沒有退路，往哪兒退。鄧講了開場白之後，趙紫陽說：“對當前的問題，我認為有兩類解決辦法。一種辦法是軟辦法，一種辦法是硬辦法。軟辦法就是，承認學生是愛國的，承認學生組織是合法的，改變四二六社論的說法。硬辦法中，一種是空硬，就是發表四二六社論那樣的東西，公安局發布十條，不許學生遊行、上街。這種辦法已經被實踐證明是沒有效的。另一種辦法是實硬，也就是戒嚴、軍管。這種辦法短期內可以奏效，長期來講會使國家陷入動盪和不安當中。”接着，姚依林作了一個早有準備、長達一個多小時的長篇發言，對趙紫陽進行攻擊。然後，常委會就成嚴決定進行表決。

這就很清楚明白，趙紫陽參加了17日在鄧小平家召開的常委會，並且提出了解決學生運動的辦法，重點是軟辦法。趙紫陽沒有請假，也沒有被停職。另有一條佐證資料，高伐林〈趙紫陽向戈爾巴喬夫交底，讓鄧小平惱火的是什麼〉一文云：

“趙紫陽1989年5月28日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當時他已經被停職八天。”［7］

由此可以看出，趙紫陽並沒有請假這回事，而是因“被停職”，才誤傳為“請假”。他在5月28日被停已八天，那麼他在5月20日被停職的，當天李鵬宣布戒嚴令。被停職的原因很簡單，他反對戒嚴令，鄧小平、李鵬怕他在職干擾甚至撤銷戒嚴令。

台灣《天下》雜誌總策劃殷允芃曾拜訪中共負責對台工作的官員汪鋒，他對殷允芃云：

在趙紫陽不同意戒嚴，甚至要求辭職的愫況下，鄧小平“指定李鵬、楊尚昆、喬石三人負責指揮，但還是講了一句，說趙還是總書記。”到最後，鄧對李鵬說：這次不要像上次那樣搞了，不要把我決定戒嚴的事捅出去。

《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定性學生運動為“動亂”沒說是鄧小平定性的，李鵬使壞捅給北京市委，人人皆知，出現了“萬人齊咒”［8］鄧小平的場景，激化了學生與中共的對抗。因此，鄧小平特地叮嚀李鵬，“不要把我決定戒嚴的事”再捅出去了。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因要實行戒嚴令而趙紫陽必須被停職，但鄧小平卻說“趙還是總書記”。停職是需要，而非撤職，這說明鄧小平此時尚未與趙紫陽決裂，沒有下定換掉他的決心！事實與許多人的說法大不相同，可參閱拙文〈趙紫陽是如何得罪鄧小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