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会议时，由令计划、李源潮操作了另一次党内高层的民意测评，得票最高的，是令与李。这意味着，十七大之前由江曾决定的党内民主，有可能让位于令、李操作的党内民主，习近平、李克强班子，可能要让位于令计划、李源潮的班子。” 党内只有丛林没有民主 中共政党最高领导人与领导集体的产生，理论上讲是“民主集中制”的产物。 在说到中共党史上人们喜欢谈论的七大、八大的党内民主时，著名党史研究专家吴国光教授有专著出版，他认为那个时期的“党内民主”，完全是被操控的。一些人甚至连党员也不是，居然被上级内定为党代表，进京参与选举，最为可笑的是，有人甚至在进京参加党代会的列车上被突击入党。 毛泽东是通过控制党代表，来控制选票，通过多种暗示，使自己中意的人进入中共高层领导集体，淘汰自己不喜欢的高层。当毛泽东在六零年代发现自己难以控制中共官僚体系之时，他认为中共主机有严重的病毒，于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踢开党委，通过外挂的“政治服务器”——革命委员会，操作整个国家，让原有的主机处于休眠或废弃的状态。毛泽东凭借这样的国家暴力机器，可以置任何一个异己者于死地。
毛泽东之后，中共几乎没有形成真正的领导人选举制度，毛泽东曾通过法定方式，将林彪安排为自己的接班人，后来又有王洪文、华国锋、江青等被选择，这些人被毛选择为继承人，完全是他一个人的好恶决定的，没有任何规则可言。正是没有公开的选举制度，才有了当代中共高层诸多悲剧事件的发生，无论是刘少奇，还是林彪、江青、华国锋，还有胡耀邦、赵紫阳，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薄熙来与令计划，无不是中共党内民主或中共党内无真正的民主选举制度，造成的政治牺牲品。 我们看上述中共重量级受害人名单，毛泽东时代，迫害最为惨烈，刘少奇死时白发覆面，火化时甚至不能有真实姓名，林彪死于飞机出逃，江青死于后来的监禁自杀；其次是近年来，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都是无期，相比之下，邓小平时代的三位中共最高领导人华国锋、胡耀邦与赵紫阳的结局显得并不惨烈。当然，这三位中共最高领导人是在最高位置上被邓小平联合元老们拉下马的，如果按中共的规则说事，邓小平与相关元老们犯了参与非组织化活动重罪，他策划并主导颠覆了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而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按照海外媒体普遍的说法，则是意在撼动中共既定的领导人接班安排。
如果说薄熙来只是想通过公开的政治博弈，以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话，海外媒体披露的令计划的政治“计划”，则意在问鼎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大位。但这里有一个令计划没有公开追问的大问号：江泽民与曾庆红主导的中央党校高层民主选举，习近平得票高于李克强，所以形成了十八大的习李领导的中央集体，那么，令计划与李源潮在十八大之前通过他们策划的党内高层民主测评，为什么在党内就不可以作为进入新领导班子的参考？这里，我要强调一点，本文只是质问中共的党内民主规则，并不在意谁最终问鼎中共核心大位。 薄熙来事件与令计划事件，让人们看到的现状是：党内仍然是丛林状态，胜者为王，赢者通吃。至于赢者如何吃定败者，那则要看内斗的激烈程度，或胜者的吃相了。 令计划与习近平之间的“误解” 有网友说，令计划不愧为中共高级笔杆子，在受审判之时，用了一个成语“负荆请罪”，就完全表露了自己的心声。这个成语故事发生在战国时代，赵国重臣廉颇、蔺相如之间因误解而造成不和，但最后，廉颇知道实情后，亲自背负柴薪，到蔺相如门下请罪。令计划通过这则成语告诉世人，他与组织之间或他与习近平之间，是重臣之间的误解，面对这样的误解，他是主动负荆请罪的，在他被捕之前，他已在中共核心刊物《求是》杂志上发表了文章，表示自己臣服于习的核心地位，愿意扮演属下角色。（令计划这篇刊载在二〇一四年第二十四期《求是》杂志上的文章题为《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团结奋斗》，在这篇约四千字的文章中，令计划至少十六次引述习近平讲话精神。） 既然令计划认为自己与习之间只是某种误解，那么，其它的所谓非组织活动、政变或贪污腐败，在令看来，都只是一种说法而已。
党内民主不可能真正落实的原因是，中共体制内长期养成了听从组织安排的党内奴性，组织考察与安排成为惯例，而党内的人身依附与派系，使官员们更相信人脉关系是升迁的法宝，所以，党员干部们从现实中发现，党内民主是靠不住的。所以也是不可行与不可能的。 党内民主并不是绝对没有可能，在派系博弈能量达到某种平衡，或出现内部危机之时，党内派系可能会坐下来，让元老们说话，让一定级别的党代表或中央委员们投票，来选举新一代最高领导人或最高领导集体。当然，党内民主有一个前提，就是军队、武警等力量完全中立，任何政治势力可以支配军警力量，或军警力量拥挤某一政治派系，党内民主就不可能出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党国体系之内，则演变成枪杆子里面出极权、威权。 令计划被审判，是党内权斗的结果，如果细细观察，某种意义上他也是所谓的党内民主的牺牲品。 
2013年时的令计划。 Jason Lee/Reuters “党内民主”与非组织活动 胡锦涛能够成为江泽民之后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是因为邓小平隔代指定，江泽民没有成功撼动这种指定，但他可以效仿邓的作法，隔代指定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只是陈良宇因为过分藐视胡温，被胡锦涛打击掉，江系只能在红二代中物色自己新的政治代理人，习近平成为幸运者，而习的备胎则是薄熙来。所以，二〇〇六年的中央党校中共高层选举，习近平得票最高，并被视为是江、曾系运作的结果（如果这种党内选举的方式公开化，在中共党内形成一种制度，那么，后来的事情就不会如此复杂诡异了）。 由于是党内暗箱操作，这给了团系一个机会，也就是十八大之前的北戴河会议时，由令计划、李源潮操作了另一次党内高层的民意测评，得票最高的，是令与李，这意味着，十七大之前由江曾决定的党内民主，有可能让位于令、李操作的党内民主，习近平、李克强班子，可能要让位于令计划、李源潮的班子。 中共党内已胜出的派系不会容忍来自党内的颠覆，这种颠覆，就可以定性为非组织活动或“政变”，即便不判处极刑，也要监禁终身。 胡锦涛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人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胡、温最终舍弃了令计划，因为令计划儿子的那场车祸，以及他自行其是的处置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胡放弃了江泽民的留任方式，不再续任中央军委主席两年，将所有党政军权力，转移给习近平，习因此高度赞美胡锦涛“高风亮节”，但这给团系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像朝鲜、古巴这样的小国家，红色政权能够顺利地搞血亲继承，与皇权时代无异，当然接班过程中清理异已，比传统皇权时代更血腥残酷，而老牌红色帝国苏联与中国，却搞政治血缘（红色基因）继承，中国的毛泽东终身制之后，血亲继承因故没有可能，政治血缘继承也告失败，华国锋靠联手老将与军方的政变，得到继承权，而邓小平靠另一次不流血政变，将政权转换到自己名下。邓小平发明了最高权力的隔代指定方式，这种方式并不是全党智慧的结果，也没有写入党章党规，只是成为某种潜规则，但这种规则，说被废弃，就立即会被废弃，只要最高领导人自信自己拥有政治实力，完全不在乎其它派系的意见。 中共的党内民主，完全是虚谈，实用的、随机性的方式，主导着权力的移交更递。 传统皇权时代立太子立皇储，是风险与影响极大的事件，稍有不慎，就朝廷震荡，甚至出现政权危机与颠覆。而中共现在的权力移交，看似和平，但风险指数越来越大，变数越来越多，为什么？红一代靠打江山有了威权，有了某种血酬秩序，红二代勉强有一些政治遗产可资继承，但其政治资产很快就会耗尽。红二代之后，威权靠封杀与灭杀，不可以得民心，不可以得合法性，而靠政治业绩，又非常困难，各种危机都在爆发中，只能拼命维持政权的稳定性，穷尽一切手段，但其结果难以避免山穷水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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