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去世。八个月以后，他的妻子于立群自缢身亡。 四十多年前，于立群的姐姐于立忱也在上海自缢。郭沫若曾为她写下《上海沦陷后吊于立忱墓》，并在诗后注明：于立忱1937年春由日本回国，肺病未愈，同年5月自缢，留下十七字绝命书：“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 三个人、两次自杀、一段长期被遮蔽而又不断被演绎的关系，后来构成互联网上最耸动的郭沫若故事：他先与姐姐相恋，令其怀孕、堕胎，间接逼死姐姐；继而隐瞒真相，娶了妹妹；妹妹在他死后整理遗物，才发现自己与“害死姐姐的人”共同生活了四十年，遂绝望自杀。 这个故事太完整，也太像一部预先写好结局的伦理悲剧。问题是，其中一些事实可以确认，另一些细节却主要来自多年后的转述和通俗网文。于立忱与郭沫若相识、受到他特别关注，郭沫若后来娶于立群，于氏姐妹先后自杀，都有迹可考；但怀孕、堕胎以及于立群发现密信后自杀的完整因果链，目前缺少足够坚实的一手证据。 历史写作不能用未经证实的传奇代替证据。然而，即使拿掉最刺激的情节，郭沫若留给后人的问题仍然足够沉重：一个在文学与学术上才华横溢的人，为什么会在亲密关系中留下那么多受伤的女性，又在公共生活中逐渐成为权力的颂歌者？ 这不是一道“才子”与“流氓”的简单选择题。郭沫若的复杂之处在于两者可以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 一、他当然是才子 今天批评郭沫若，很容易从他的颂歌、婚姻和政治变色谈起，进而把他的全部文学与学术成就一笔抹去。这样写固然痛快，却不是历史。 《女神》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无法绕过。它所释放的不是古典诗歌中含蓄节制的情感，而是五四一代破旧立新的狂飙：自我膨胀、青春冲动、宇宙意识、民族再生和对旧秩序的蔑视。那种语言今天读来未必处处成熟，却真实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爆裂。中国现代诗从旧格律中挣脱出来，《女神》是重要的雷声之一。 郭沫若也不是只会写政治口号的文人。他写过《屈原》《虎符》《棠棣之花》等历史剧；在甲骨文、金文和先秦史研究领域投入多年，是“甲骨四堂”之一。他对古文字和古代社会的解释并非没有时代局限，有些结论也已被后来的研究修正，但其开拓之功不能因人格争议而取消。 他有旺盛得近乎泛滥的创造力。诗歌、戏剧、小说、翻译、史学、考古、书法，无不涉足。若没有真才学，任何政治权力也无法凭空制造这样一个郭沫若。 因此，问题不在于他是不是才子。他当然是。真正的问题是：才华是否天然包含人格？一个人留下了重要作品，是否便获得了私人生活和公共行为上的豁免权？ 二、才子的自由与女人的代价 郭沫若一生的情感关系，集中呈现了中国现代男性知识分子的一种悖论：他们以反抗包办婚姻、追求自由恋爱之名走出旧家庭，却未必真正承认女性是与自己平等的主体。 1912年，郭沫若遵从父母安排，与张琼华结婚。婚后不久，他便离家求学。张琼华留在郭家，终身无子，长期承担媳妇和守家者的角色。包办婚姻不是郭沫若个人制造的制度，他有权拒绝没有爱情的结合；但拒绝一种制度，不等于可以把制度造成的全部代价留给另一个无力选择的人。 在日本，郭沫若与佐藤富子相爱。佐藤富子后来使用中文名“郭安娜”，与家庭决裂，同郭沫若共同生活二十余年，为他生育五个孩子。她既是伴侣，也是母亲、家务承担者和贫困岁月中的支撑者。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郭沫若秘密离开日本回国，政治上有投身民族抗战的理由；但对安娜和五个孩子而言，结果就是丈夫与父亲长期缺席。战争造成了分离，却不能解释他后来在未妥善处理既有关系的情况下另组家庭。 于立群比郭沫若年轻二十余岁。两人在抗战救亡的文化活动中相识，1939年前后结合，育有六名子女。于立群本人有文化才能，尤其擅长书法，但在长期婚姻中，她更多承担妻子、母亲、秘书和文稿整理者的工作。男性才子的创造需要安静的书房，女人则被安排在书房之外照顾孩子、维持家庭、承受历史的震荡。 至于于立忱，可靠材料能够确认她曾赴日、与郭沫若有交往，1937年回国后自杀；郭沫若还以明显超出普通社会关系的感情写诗悼念。两人关系究竟深入到何种程度，后世说法不一。对无法证明的情节，不能强作定论；但郭沫若后来与其妹妹于立群结合，至少使这段关系成为一个无法轻易抹去的伦理阴影。 郭沫若未必在每一段关系中都毫无真情。相反，他可能每一次都真诚地激动、爱恋、痛苦和写诗。问题在于，他把自己当时的感情视为最高的真实，却很少为这种真实给他人造成的后果承担对等责任。 浪漫主义一旦失去伦理边界，就可能变成自我中心：我的激情值得歌颂，我的痛苦值得书写，而别人的等待、生产、养育、衰老与孤独，只是天才生命史的布景。 所谓“流氓性”，未必表现为街头无赖式的粗暴。它也可能披着才华、革命和爱情的外衣：不断要求别人理解自己的自由，却不肯承认别人的生命同样不可被牺牲。 三、“才子加流氓”是谁说的 “鲁迅说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几乎已经成为中文世界的常识。还有一句更粗俗的“远看一条狗，近看郭沫若”，也常被安到鲁迅名下。 但常识未必就是史实。 “才子加流氓”的说法确实见于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但其具体语境主要是批评某种“才子加流氓”式的都市文艺趣味，并涉及创造社同人，尤其是成仿吾。把它摘出来，当作鲁迅专门赠给郭沫若的六字判词，并无充分文本依据。“远看一条狗”之类，更是后世附会。 鲁迅与郭沫若有过激烈笔战。创造社阵营曾攻击鲁迅，郭沫若也使用过尖刻语言；鲁迅自然予以反击。但1936年，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仍把茅盾、郭沫若列作可以为共同目标战斗的人，说明他们虽有恩怨，并非只有私仇。 因此，本文以“才子还是流氓”为题，并不是借鲁迅的权威给郭沫若定罪，而是借用一个已经进入公共记忆的命题，重新检验他的生命。 评价历史人物，最忌讳用一条真假难辨的名言代替自己的判断。即使鲁迅从未如此骂过郭沫若，我们仍然可以根据郭沫若自己的作品、选择及其给他人造成的后果，对他作出伦理评价。 四、从狂飙诗人到宫廷文人 比私人生活更具公共意义的，是郭沫若与政治权力的关系。 青年郭沫若以反叛者的姿态进入文学史。《女神》中的自我是膨胀的、创造的、要打碎旧世界的。然而，1949年以后，这位曾高唱个体解放的诗人，逐渐成为新政权文化体制中地位最高的文人之一。他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等重要职务，既是学者，也是政治文化秩序的象征。 身处极权体制，知识分子的选择当然不能在真空中评价。政治运动可以使人失去职位、自由乃至生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殉道者，是站在安全处对恐惧中的人实施道德勒索。 然而，理解恐惧不等于取消责任。郭沫若的问题不只是沉默自保，而是常常主动把才华献给权力。他歌颂斯大林，歌颂毛泽东，随着政治风向反复调整言辞；在政治批判中以高度热情表态，把诗歌变成效忠书，把历史解释变成现实政治的注脚。 1966年4月，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表示，自己过去写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应当烧掉。这番后来被概括为“焚书声明”的发言，固然含有风暴来临前求生的恐惧，却也展示了一种长期训练出来的政治本能：在权力要求清算以前，先清算自己；在新的最高真理确立以后，立即否定昨日的自己。 最悲凉的是，这种服从并未换来家人的安全。文化大革命中，儿子郭世英和郭民英先后非正常死亡。郭沫若身居高位，能够写诗歌颂领袖，却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私人灾难与公共屈从在此交汇：一个人用尊严向权力交换安全，最后可能既失去尊严，也保不住最爱的人。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他又写下《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其中“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成为名句。问题并不仅是他再次跟随胜利者，而在于这首诗仿佛把过去十年的全部灾难归结为四个人。一个曾经亲自参与体制语言生产的文化领袖，就这样站在新的政治结论里，把自己从旧的政治责任中摘了出去。 这正是郭沫若公共人格最严重的缺口：他总能为最新的权力找到最响亮的语言，却很少以同样的勇气审视自己曾经说过什么、帮助过什么、伤害过什么。 五、极权之下的软弱，还是权力身边的共谋 对郭沫若的评价容易落入两个极端。一种是官方塑造的“文化巨人”：只讲《女神》、历史剧、甲骨文和文化外交，不谈他的婚姻、颂歌与政治转向。另一种是民间流行的“无耻文人”：把所有传闻当作事实，把全部作品化为人格污点，仿佛只要证明他私德有亏，其学术和文学便自动归零。前者用成就遮蔽责任，后者用道德愤怒取消历史。 郭沫若既不是单纯被迫害的知识分子，也不是拥有完整自由而主动投靠的普通文人。他既受到极权政治的威胁，又享有体制给予的显赫位置；既是恐惧中的求生者，也是文化权力的一部分。他的屈从保护了自己相当长时间，他的声望又帮助体制把屈从包装成文化界的自觉拥护。 在这种意义上，“迫不得已”只能解释他的部分行为，不能免除其全部责任。普通人在高压下说一句违心话，和一位国家级文化领袖持续为权力制造颂歌，其社会后果并不相同。位置越高，语言传播越广，责任也就越重。 但我们也不必站在今天轻易宣布：换成我，一定比他勇敢。郭沫若的价值，或许正在于他把知识分子身上的软弱、欲望、虚荣、恐惧和自我辩护放大给后世观看。他不是一个与我们毫无关系的道德怪物，而是一个警告：才华不会自动带来自律，知识不会天然生产勇气，革命理想也不会使人免于对权力的迷恋。 六、才华不能抵偿人格债务 郭沫若到底是才子，还是流氓？答案不是二选一。 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能删除的才子，也是古文字和古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同时，他在亲密关系中表现出强烈的男性中心与责任亏欠，在政治生活中又屡屡放弃知识分子的独立判断，最终成为党国文化秩序最显眼的装饰之一。 “流氓”一词若只用来泄愤，便会遮蔽历史；但若用它指称一种人格结构——以才华为特权，以激情为理由，以时代为借口，把别人承担的代价转化为自己的作品和地位——那么郭沫若确实具有难以回避的“流氓性”。 他的悲剧不在于没有才华，而在于才华太盛，人格的边界却不够坚固；不在于从未热爱，而在于他的爱常以自我为中心；不在于从未追求真理，而在于真理一旦与最高权力发生冲突，他往往选择替权力重新解释真理。 评价一个文化人物，既不能以私德抹杀作品，也不能以作品赦免人格。作品进入公共文化之后，可以超越作者而继续存在；但作者本人仍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文学史可以保留《女神》，学术史可以记住他的甲骨文研究，伦理史与政治史也应当记住那些被留在他身后的女人、孩子和屡次被改写的忠诚。 郭沫若的一生说明：才华可以使一个人变得伟大，却不能使他天然成为一个好人；权力可以授予一个人崇高的位置，却不能替他洗去人格的债务。 他当然是才子。然而，正因为他是才子，他对自己的放纵与屈从才更加刺眼；正因为他的文字具有力量，他把文字交给权力时所承担的责任，也远比普通人沉重。 历史真正要追问的，从来不是“才子”和“流氓”哪一个标签最终胜出，而是：一个拥有如此巨大才华的人，为什么没有用同样的力量守护他人、约束自己，并在权力面前保住一个知识分子最基本的独立与尊严？ 这才是郭沫若留给后世最沉重的问题。 史料说明 于立忱1937年5月自缢及其十七字绝命书，可见郭沫若《上海沦陷后吊于立忱墓》自注。 “鲁迅以‘才子加流氓’专指郭沫若”的说法与《上海文艺之一瞥》原文语境并不完全相符；“远看一条狗，近看郭沫若”亦无可靠出处。 关于于立忱怀孕、堕胎，以及于立群因发现郭沫若与姐姐的秘密通信而自杀等说法，现有公开材料多为后出转述。本文不将其作为已经坐实的事实。 郭沫若1966年关于本人著作应当烧掉的表态，发表于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相关报道，后世通常称为“焚书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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