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一件最难的事：不是查证史料，而是承认——当年身在其中人，并不比我们今天更清楚自己在经历什么。

后人读"文革"，常带着"事后之明"：这么明显的矛头，怎么当时就看不出来？其实，那时的人是在雾里行船。只听见水声越来越急，并不知道前面就是险滩。

一、一句"赫鲁晓夫"，满座茫然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这是全面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

文件里，毛泽东亲笔加写了一段话，点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今天的人一看就明白：说的是刘少奇。

可在当时，会场上几乎没有人明白。

最典型的例子是：5月18日，《通知》通过才第三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会见胡志明。三个人都认为——"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挖出来了"。

这话最值得玩味。刘少奇亲自主持了那次通过《通知》的会议，却一口断言"此人已经挖出"；周恩来、邓小平也同声附和。三个人都是网中之人，却异口同声说：网已经收了。

猎人说猎物已得，而不知猎物就是自己。

那次会议上还有一件荒唐事，可以想见当时党内空气之怪：林彪提出，要中央政治局通过一份决议，证明叶群在同他结婚前是处女。他还亲手写了一张字条摆在主席台上。聂荣臻看了，拿着那张纸生气地说："发这个做啥？收回！"于是收回了。

"九一三"之后，周恩来对刘西尧谈起此事，说了八个字：一个共产党员提出这样的问题，"简直是荒唐"。

一件是"赫鲁晓夫"三字的谜底瞒着满座；一件是这种荒唐字条能摆上政治局主席台。两件事合看，所谓"党内生活极不正常"，就不是一句空话了。

二、杭州的那次密谈

那么，这个"赫鲁晓夫"的谜底，到底是谁定的？

以常理推之，当时真正清楚的，恐怕只有毛泽东一人。若说还有第二个人，那大约是林彪。

"文革"发动前后，毛泽东多次到杭州。就在那段时间里，他与林彪有过一次单独的、不公开的会面。两人究竟谈了些什么，至今没有留下完整的原始记录，外界只能从会后的人事布局、从林彪此后骤然上升的地位去推想。

但有一点是大致可以说的：正是在这一类密谈之后，林彪被迅速抬到"接班人"的位置，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最主要的倚靠。

所以，"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最终指向谁，很可能是毛泽东与林彪在杭州这样的密谈中，才最后敲定的。

会外之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乃至素以侦察党内风向见长的康生——都不知道。

这里要特别说一句康生。后世论者多把他当成"文革"的谋主之一，以为他无所不知。其实以事理推之，那句"赫鲁晓夫"指的是谁，康生当时恐怕同样在鼓里。一个秘密，如果连公认最会"看风向"的人都没看明白，可见它藏得有多深。知情与不知情，发动与被卷入，这条界线一乱，整段历史就跟着失真。

三、八月，雾散了

雾散在1966年8月。

8月1日到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8月5日，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措辞极重，说有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

大字报不点名。但谁都看得出说的是谁。党中央核心层的分歧，第一次摆到了台面上。

据廖汉生后来回忆，会议期间，周恩来两次对他说："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

"已下了决心"五个字，分量很重。这不是附和的话，是恍然大悟的话。至此，《五·一六通知》里那个"赫鲁晓夫"，才算有了着落。

全会最后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刘少奇由第二位降到第七位。

四、生活会上的沉默

全会前后，毛泽东几次召开政治局生活会，目的是批判刘少奇、邓小平。

江青曾私下布置陶铸，要他在会上"打头阵"。陶铸推说自己刚到中央，情况不了解。结果出头的是谢富治。

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这样的生活会开了好几次，"最后只有我和总理没有发言"。

沉默，在那种会场上，是最难得的态度。

开口就要诬人，闭口只伤自己。周恩来选了后者。这几个字不该轻轻读过。

五、"做梦也没想到"

周恩来一生谨慎，但关于"文革"，他反复说过真话。

1966年8月，他对越南总理范文同说：新的革命运动，我们这些老革命就不熟悉了，变成"保守派"；"我们要保持晚节，就是紧跟毛主席不掉队"。

同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说老实话，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大局面。"

12月19日，接见外地来京师生，他又说："文化大革命这种前进的速度、广度和深度，都不是我们原来所能料到的。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

到了1968年9月，已是两年之后，他仍然坦言："说老实话，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也不是很理解，没有想到今天这样的局面。"

"做梦也没想到"——这五个字，可以做他"文革"心境的总评。

当时与他接触较多的谷牧，看得最真切。谷牧说，那时党内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处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状态，"包括周总理和少奇同志几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他们也是在一种很不自觉的情况下被卷入这场政治风暴中去的"。至于"文革"究竟要干什么、怎么搞法、将来是个什么结局，周恩来"也搞不太清楚"。

一个"卷入"，道尽了其中的消息。卷入者，不是发动，不是主谋，是被巨力挟持而身不由己。

六、既然不理解，为什么还跟着走

这是后人最容易责难的一层。论者或讥其软弱，或惜其不能抗争。此皆未察当日之势、未谅当日之心。

缘故大约有三。

一是对毛泽东的信服。周恩来与毛泽东共事数十年，历经长征、抗战、建国诸大节，所见多是毛泽东"站得高、看得远"。所以遇有异同，他的习惯是先求自己的理解，而不是先疑上面的决策。这不是盲从，是几十年共患难积下来的信任。要他一夜之间翻然变计，责人以逆，这不是人情所堪。

二是对"名分"的接受。当时号召天下的说法，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套说法在当年的理论空气里，自有其不容置疑之处。今天回看，固知"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这些概念，当时理解得含混而不切实际；但要求一个人超出他的时代，这不是史家该做的事。

三是责任。这一条最要紧。周恩来是总理，一身系着全国的日常运转、百姓的生计、外事的周旋。他若拂袖而去，全局立溃；他若抗言力争，不但无益，反而连那点维系之力也要失去。所以他说"保持晚节"——这四个字不是邀宠，是自重；不是求全于上，是求全于事。

中国历史上每逢大乱，总有一二人处在其间，忍辱负重，替国家维系一线命脉。其人或不为时人所谅，而国脉之所以不坠，赖有此耳。

七、在洪水中筑堤

周恩来最可称述的一面，是他在狂澜既倒之时，仍然设法为乱流立堤防。

"红卫兵"起，以"破四旧"为名，抄家、毁文物、改街名、揪斗师长，辱骂殴打无所不至，多有致死伤者。周恩来忧心忡忡，而且公开说出来。

1966年8月22日，他在清华大学讲话，竟直陈："有许多问题我们也不清楚。拿我来说，就很不清楚。"

以一国总理，而当众自承"不清楚"——这不是示弱，这是对狂热的一种清醒抵抗。

此后，在极度动乱、阻力重重的局势下，他仍主持制订了一系列限制性的政策与措施，想方设法约束那些违法乱纪的行为，能减一分破坏，就减一分。

这件事难如上青天。因为林彪、江青一伙唯恐天下不乱，乱才好篡权；而周恩来所做的，处处与之相逆。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中国史心最深的地方，也是周恩来在"文革"十年中最不可磨灭的功业。

八、三笔账，要分开算

综而论之，可得三义：

一、发动者与被动者，不可混为一谈。"文革"出于毛泽东的决断，其间或有林彪预闻其事；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乃至康生，都在被蒙蔽之列。

二、不理解与不服从，不可混为一谈。周恩来始终"很不理解"，却仍"力求加深理解，跟上形势"。其中委屈，非身历者不能道。后人读他"做梦也没想到"一句，应当于纸背看见它的沉重。

三、跟进与同流，不可混为一谈。他一面服从，一面限制；一面维系大局于不坠，一面护惜善类于既危。这两面并行不悖——这正是他处境的复杂，也正是他用心的苦处。

所谓对历史抱"温情与敬意"，不是替古人讳，而是设身处地，还他当日的境遇，量他当日的为难，然后才下笔。

若只拿事后的是非去讥评前人，那么一部二十五史，将无一人可恕，历史也就成了一片骂詈之场，再没有可鉴之处。

周恩来于"文革"，是被卷入者，是力争理解者，是苦心维系者。他的功过，自当留待异日的公论。

而那句"做梦也没想到"，已经足够为那个时代，留下一个最真实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