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沈從文的人生出現了一次重要轉折。這個只有小學學歷、靠自學進入文壇的湘西青年，經徐志摩推薦，被時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的胡適破格聘為講師，教授新文學研究和小說習作。胡適用人不拘學歷，沈從文後來自己也承認，這是胡適給他的一個“難得的機會”。第一次登台時，沈從文緊張得許久說不出話，好不容易開口，又很快把準備一個多小時的內容講完，只得在黑板上寫：“我第一次上課，見你們人多，怕了。”事情傳到胡適那裡，胡適卻笑道：“上課講不出話來，學生不轟他，這就是成功。”

胡適對沈從文的幫助並不限於這一份工作。沈從文經濟困難時，胡適幫助他尋找兼職、增加收入；他後來愛上學生張兆和，寫了一封又一封情書，張兆和不勝其擾，甚至拿着一匣子信去找胡適。按梁實秋後來的回憶，胡適並沒有訓斥沈從文，而是告訴張兆和，可以看看那些信，願不願意交往由她自己決定。胡適當然不是沈從文婚姻的決定者，但在沈從文人生最窘迫、最缺少社會資格的幾年裡，他確實給過這個年輕人少有的信任與善意。

此後十幾年，兩人的道路漸漸分開，卻並未因此成為仇敵。抗戰勝利後，沈從文在北大任教，胡適回國出任北大校長，兩人仍有往來。真正的斷裂發生在1949年前後。胡適離開大陸，沈從文選擇留下。此前郭沫若已經在《斥反動文藝》中把沈從文列為“桃紅色作家”，指責其作品屬於反動文藝。1949年初，北大校園又出現針對沈從文的大字報和標語，他受到強烈刺激，精神迅速惡化，3月發生自殺未遂，隨後住院治療。此後他逐漸退出文學創作，轉入文物研究領域。

如果故事到這裡結束，人們或許還只是感嘆一個作家的命運改變。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十年之後。

1960年，為籌拍電影《魯迅傳》，有關方面訪問了一批現代文化人物。沈從文在相關談話中談到胡適時，已經完全不是過去那個充滿感激的學生和朋友。他說胡適“實際上很淺薄”，甚至用了“學界一霸”“對內學閥，對外買辦”之類極重的政治語言。一個曾經破格聘用他、幫助他謀生、對他的文學才能給予信任的人，到了沈從文口中，竟變成了一個淺薄、無能甚至依靠政治勢力操縱學界的人物。

後人看到這些話，很容易產生一種道德判斷：沈從文是不是忘恩負義？

但如果把這件事僅僅歸結為一個人的怯懦，恐怕反而把問題看小了。

1949年以後，沈從文面對的已經不是一次簡單的政治表態，而是一整套持續多年的思想改造環境。他過去的文學被重新定義，他過去的社會關係需要重新說明，他過去尊敬的人已經成為官方批判對象，他自己也需要不斷證明與過去那個“沈從文”之間的距離。一個人如果長期被要求檢討自己的作品、思想、朋友和人生選擇，最終發生變化的可能不只是公開講話，而是他解釋自己過去的整套語言。

因此，1960年的沈從文究竟有多少話是出於恐懼，有多少是主動迎合，又有多少已經成為他當時真實接受的新解釋，今天很難準確區分。恰恰因為如此，簡單罵他“昧着良心說瞎話”並不能真正解釋這段歷史。

歷史真正值得追問的是：一個曾經清楚知道胡適怎樣幫助過自己、並多次寫信表達感激的人，為什麼十幾年後能夠用完全相反的語言描述同一個人？

人與人之間的恩義當然不會因為政治制度改變而自動消失。但一個社會如果要求個人不斷重新劃分敵我、重新解釋自己的過去，那麼私人記憶便會與政治正確發生衝突。有人選擇沉默，有人選擇逃離，也有人只能不斷修改自己的語言，直到過去的朋友變成“反動派”，曾經的感激也必須附加新的政治說明。

胡適後來生活在海外，沈從文留在大陸研究文物。兩人此後再沒有恢復昔日關係。與其說這是兩個知識分子的個人恩怨，不如說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在兩個人身上留下的一道裂痕。

胡適當年給了一個沒有大學文憑的青年進入大學課堂的機會；幾十年後，那個青年卻不得不在另一套時代語言中重新描述自己的恩人。

這其中最值得記住的，也許並不是沈從文說過多少違心的話。

而是一個時代，究竟能夠把一個人改變到什麼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