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份最新资料，一份是戴晴的《邓小平在1989》，详细的批露了1989年中南海的政治斗争。一份是柴玲的自传，回忆了1989年学生运动的详细经过。

戴晴在书中挑战了传统非黑即白的“专制 vs 民主”叙事。提出八九六四的悲剧，根源在于中共最高层内部的权力博弈：陈云代表的计划经济派与邓小平代表的市场开放派的路线斗争。围绕“谁说了算”、“一线指挥的人是谁的人”展开你死我活的权力洗牌。戴晴甚至直言，保守派从一开始就想利用激进群众运动作为口实，达到逼赵紫阳下台的目的。

戴晴借用社会学理论（韦伯的责任伦理与道德伦理）来解释邓、赵两人的根本分裂。邓小平自认有责任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但他骨子里继承了毛泽东“共产党说了算、反对分权”的铁律，不能容忍挑战一党执政。赵紫阳认为民众除了物质民生，还有自由思想和尊严的需要，因此主张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让学生把话说出来，坚决反对动用正规军队。

戴晴还披露，早在5月14日与时任统战部长阎明复会面时，阎明复的一句话就让她感到高层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一定要让赵紫阳下台”。书中涉及前38军军长徐勤先拒绝执行戒严令抗命事件的完整谈话录音，以及关于“坦克人”的偶然采访线索

戴晴在书中提出，激进的学生运动在客观上沦为了中共党内保守派（如陈云、李鹏等）用来逼退赵紫阳、打击改革派的“口实”和“棋子”。这一观点遭到了民运人士的猛烈抨击。他们认为，这种论调极大地抹杀了当年百万学生和民众追求民主、反腐败的自发性、纯洁性和独立历史主体性。在他们看来，把一场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降格为“高层派系斗争的延伸”，是对历史牺牲者的不公和贬低。

书中对学生后期在广场上的“激进”和“不妥协”表达了委婉的批评，认为这种激进斩断了赵紫阳等党内温和改革派的空间。民运亲历者反驳称体制内的保守派早有预谋，开枪的决策根源于极权体制对权力的垄断，而不是因为学生不够妥协。他们认为戴晴的观点是在“各打五十大板”，流露出了她作为体制内知识分子的改良主义局限性。

柴玲在自传里说：她和张伯笠合计的广场绝食运动，真实目的是为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学领不受秋后算账，故抛开新闻自由和普选不管了，首要诉求是“撤销邓小平的四二六社论”，把民主运动偷换成学领个人维权，顺便与邓小平个人脸面死磕。

某些民运批评柴玲和张伯笠：出于个人目的，逆赵紫阳五四讲话发起的“5.13”绝食，是八九学潮滑向失败的转折点，从此学潮沦为不可控和相互攀比的激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