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盛友：我們需要啟蒙 小悅悅是誰殺死的？是人輾死的，是蒙昧的人輾死的！我們擁有幾千年的文化歷史，卻始終沒有經歷思想和人性啟蒙的進程。雨果在《悲慘世界》中說：“做一個聖人，這是偶然的現象；做一個好人，卻是為人的常規。” 碾壓小悅悅的第一名肇事司機在被捕前說：“你們也看過監控，小孩走路不看路，你們知道嗎？我當時正在打電話，我又不是故意的。等我發現，我的前輪已經壓過去了。我本來想下車看一下，但我看血都流出來了。我一想，看看旁邊沒有人，我就趕緊把油門加了，趕緊跑了。如果孩子死了，大不了賠一兩萬，如果活着，你知道嗎？可能要賠幾十萬都不夠。” 這是肇事司機一事糊塗，還是整體社會懵懂無知？ 18位路人，有的 “如果我去救人，被人訛為肇事者怎麼辦？”；有的“別人都不敢管的事，我怎麼敢管？”；有的 “可憐的孩子，怎麼這麼不小心，她的父母怎麼不看好她？”；有的 “我要趕路，現在沒空救人，又不是我的親人親戚”。…… 第19個來了，就是陳賢妹。這不是偶然的，是良心。她幾乎沒有被“啟蒙”過，因為她早年沒錢讀書， 一直以來又忙於拾荒忙於謀生，不參加政治學習，不好好學習雷鋒，不知道5講4美3熱愛 ，也不知道3個代表，更不知道科學發展觀，整天忙於撿破爛，人棄我取。結果，陳賢妹的內心良知沒有被代表。 什麼是啟蒙 康德關於啟蒙這樣解釋：Aufklärung ist der Ausgang des Menschen aus seiner selbstverschuldeten Unmündigkeit. [1] 中文語境下，一直這樣理解啟蒙，即康德在《什麼是啟蒙》中說的“人擺脫自己造成的不成熟”。 我不堅持我的翻譯是正確的，但是，我堅持我對啟蒙的理解。我對康德的《什麼是啟蒙》中的定義是這樣理解的：啟蒙是人超脫自我蒙昧而能自我做主。 康德這個定義的關鍵詞是Unmündigkeit， 英文把這個詞翻譯成 immaturity，中文
再從英文的 immaturity 翻譯成“不成熟”。康德的Unmündigkeit 是從形容詞 unmündig 轉成的名詞，unmündig 又是 mündig 這個形容詞的反義詞，所以，康德的關鍵詞是Mündigkeit ：在法律意義上就是“人格獨立，法格健全”。就是說，人成年後不斷啟蒙，逐漸具備人格和法格，具有判斷能力和行為能力，最重要的是“明白行為後果的能力”。 啟蒙是自我革新的內化，轉變成推動力，而減少我們自己的冷漠和屈從。 誰啟蒙 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是德國啟蒙運動時期最重要的詩人，其詩劇《智者納旦》（Nathan der Weise）寫於1779年，在1783年首演。德國啟蒙大師猶太哲學家摩西•門德爾松是萊辛的摯友，劇本《智者納旦》以門德爾松為原型。 故事發生在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隔閡最深的十字軍第三次東征的年代（1189-1192）。一個叫納旦的猶太商人，帶着一支裝滿貨物的駝隊，從耶路撒冷長途跋涉回到自己家鄉。還沒走到家門口，他女兒蕾恰的女僕妲亞迎了上來，她激動地喊：“納旦，你終於回來了。很不幸，你的房子燒壞了。” “失火了。”納旦幫她把話說下去，“我也猜到了。沒關係。房子燒毀了，我們就造新的。” “只燒壞了一點。”妲亞說，“不過，你的女兒蕾恰差一點就被燒死了！” “差一點燒死？我的蕾恰？”納旦大吃一驚，“她現在怎麼樣？” “你聽我說下去，一個年輕的基督教徒，是個聖殿騎士，把她救了出來。誰也不知道他是從哪裡冒出來的。他聽見蕾恰呼救的聲音，不顧一切衝進着火的房子。我們正在擔心，他就抱着蕾恰從火里出來了。然後，他突然就離開了。他根本不願意接受我們的感謝。這幾天，我們看見他天天在棕櫚樹下面過夜。蕾恰很想親口向他表達謝意，我每天到他那裡，請他到我們家來。可他就是不願意。”
“一會兒再去找他，請他過來。”納旦說。妲亞激動地往下說：“最奇怪的事還在後面，先生！這個聖殿騎士自己能活下來也是一個奇蹟。他被蘇坦•薩拉丁抓了起來。你知道，穆斯林抓到基督徒就殺。可蘇坦•薩拉丁偏偏把他放了。” …… 以上的故事告訴我們，“愛鄰舍愛敵人”是啟蒙運動一直以來的脊椎，人離開了這根脊椎，就無法站立起來，因為沒有脊椎的人，沒有人格和法格。 啟蒙是艱辛而緩慢的，沒有“頓悟”一般輕巧。康德說：“通過一場革命或許可以實現推翻個人專制以及貪婪心和權勢欲的壓迫，但卻絕不能實現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見也正如舊的一樣，將會成為駕馭缺少思想的廣大人群的圈套。”
啟蒙誰
佛山兩歲女童小悅悅被汽車碾壓死亡後，我們當中有人建議學習歐美，引入“好撒瑪利亞人法” 的“不進行救助罪”。
《德國刑法典》第323條c項規定：“意外事故、公共危險或困境發生時需要救助，根據行為人當時的情況急救有可能，尤其對自己無重大危險且又不違背其他重要義務而不進行急救的，處1年以下自由刑或罰金。” 法國1994年修訂的《法國刑法典》有“怠於給予救助罪”，具體條文是：“任何人對處於危險中的他人，能夠個人採取行動，或者能喚起救助行動，且對其本人或第三人均無危險，而故意放棄給予救助的，處5年監禁並處50萬法郎罰金。” 談法律？中國《道路交通安全法》明文規定：“在道路上發生交通事故，車輛駕駛人應當立即停車，保護現場：造成人身傷亡的，車輛駕駛人應當立即搶救受傷人員，並迅速報告值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乘車人、過往車輛駕駛人，過往行人應當予以協助。”…… 小悅悅事件指向的，既是法格變位，更是人格缺失，更多更直接地告訴我們，我們需要啟蒙。 談啟蒙？談何容易。歐洲歷史上，凡是文化的啟蒙無不以言論自由和政治寬鬆為前提，今天，我們顯然缺乏這一前提。歐洲一路走來的經驗，先人格後法格。 歐洲人的啟蒙運動，不是過去時，而是現在進行時和將來時。詩劇《智者納旦》在德國久演不衰，小孩從幼兒園就開始學習《聖經•路加福音》十章25至37節耶穌基督講的寓言：“ 一個猶太人被強盜打劫，受了重傷，躺在路邊。曾經有猶太人的祭司和利未人路過，但不聞不問。惟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路過，不顧隔閡，動了慈心照應他，在需要離開時自己出金錢把猶太人送進旅店的故事。所以被稱為好撒馬利亞人。 ” 從小啟蒙小孩：“連敵人仇人我都救，我能不救鄰人？” 而我們呢？長期以來，形成一種虛誇化和英雄主義化的教育模式，“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待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對待個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我們從幼兒園起，學的是英雄，評的是模範，樹的是標兵；從小就學會了一套說大話、說套話、說空話的陋習。結果呢？文明禮貌的口號到處有，道德的說教充斥傳媒。 就在小悅悅被碾壓的同時，我閱讀到“新華社評論員：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深刻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我們黨帶領人民堅持不懈地推進文化改革發展，顯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促進了人的全面發展，顯著增強了國家文化軟實力。實踐證明，我國仍處於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的關鍵階段，人們的思想觀念空前活躍，價值取向日益多樣。在全社會形成統一的指導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強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規範，才能不斷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斷邁向前進。” 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1892－1984）的懺悔文： 起初納粹追殺共產主義者
我不說話
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接着他們追殺社會民主主義者
我不說話
因為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 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
我不說話
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最後他們要追殺我
但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尼莫拉給我們的啟蒙：
起初車輪碾壓錢雲會
我們不說話
因為他不是我們的弟兄 接着車輪碾壓小悅悅
我們不說話
因為她不是我們的姐妹 最後車輪要碾壓我們
但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們說話了
注釋：
[1] Immanuel Kant, Beantwortung der Frage: Was ist Aufklärung?,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Dez. 1784. （文章來源：BBC中文網-2011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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