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和指責，當然是每一個人的權力，源於言論自由。我所思考的，不是他人對他人，或者對我的批評指責，而是思考開博兩年來，我對他人的批評指責。

我對他人的批評指責，是否考慮到尊重他人抉擇的問題。過去沒有，現在我認為：對他人的批准指責要慎之又慎，我應該尊重他人的抉擇。無論在我看來，他人的言行是多麼錯誤、多麼愚蠢、多麼花痴，我還是應該容他去犯我認為的錯誤，容他去做我認為的蠢事，容他去發我認為的花痴。

首先，錯誤不一定是錯誤；其次，他不認為是錯誤就不是錯誤；第三，認識錯誤由當事人自己覺悟最為自然恰當合適。愚蠢花痴也一樣。

尊重他人的抉擇，是我最近思考後領悟的心得之一。

討論爭論的時候，力所能及地，把自己的意見寫出來說明白，把對方意見觀點讀懂，就可以了，沒有必要抓住對方的漏洞或者錯誤批評指責，甚至窮追猛打。攻擊對方，既沒有必要，更失去了討論爭論的本意。討論爭論的本意是什麼？是學習。學習他人的思想和知識，用以豐富自己的學識和眼界。

對於個體，我尊重他的任何抉擇，因為我認為這是人的基本權利之一，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而對於團體，對於政黨和政府，我也尊重他們的抉擇，如果在不剝奪其他團體或個人的自由前提下。

尊重他人的決定和選擇，是我對自己的言行約束，不針對他人，也絲毫沒有暗示他人跟進的意願。你們盡可以臉紅脖子粗地像公雞一般地爭論吵架，這有利於圍觀和起鬨，當然少不了操練渾水摸魚。他人如果贊同或者反對“尊重他人的抉擇”，我都予以尊重。他人如果因為贊同我的“尊重他人的抉擇”而選擇“尊重他人的抉擇”，我無動於衷。我發表此文，呼籲我自己“尊重他人的抉擇”，決不是因為看到網友們之間打架吵架有感而發。而是為自己兩年來，一直板着批評指責他人的臉孔專業地批評指責他人有感而發。

當然，本着視過去的自我為他人的立場，對過去的我，我也尊重他的抉擇。故而，我就不代表過去的我向兩年來，深受我批評指責的網友和團體道歉了，雖然我可以代表。如果可以認為，反省也算是一種道歉，此文就多了一個角色了：道歉者。

假如網友真的以為我在道歉，其實那是虛情假意的道歉。我不後悔過去所說所寫。

因為那是真實的，是真實的過去的我的言論觀點，發自內心，如同我現在所寫所思一樣，代表着一個人的某一階段的思想和變化。

請容許我就一些實例來闡述我的“尊重他人抉擇”的觀點。

第一，薄熙來的申訴權辯護權。

薄熙來與胡習兩屆中央之間存在着矛盾，而且，這兩個對立的陣營各有各的支持者。同時，在法制層面，還有為完善法治而呼籲公開審理薄熙來的聲音。

胡習中央剝奪了薄熙來個人的言論自由權，特指在黨內的申訴權和法庭的辯護權。這是顯而易見的，沒有討論的空間。那麼，我是否會因此批評指責鄧共中央呢？不會。因為我認為，薄熙來自入黨那天起，就已經放棄了他在這個政黨權力所及範圍內的個人自由和其他權利。這個政黨是個黑社會性質的政黨，從來沒有民主自由可言。薄熙來加入這樣的政黨，他當然清清楚楚地明白和了解，他所加入的政黨是個什麼樣的政黨，一旦他被這個政黨所拋棄，他會處於一個什麼樣的境地，他會受到來自這個政黨什麼樣的壓迫和凌辱。

薄熙來，作為這個政黨的政治局委員，他無法說他不知道這個政黨是個什麼樣的政黨，他無法否認他作為這個政黨的高級官員時，是如何對待其他被這個政黨所拋棄的黨員幹部的。

所以，我尊重鄧共中央對薄熙來的處理方式和方法。我也尊重薄熙來選擇被鄧共中央這樣處理的決定。別告訴我薄熙來反對鄧共中央這樣對待他。開這種玩笑也要看人，看時間，和看地方。

第二個例子，是關於新科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他的得獎和他的言行，以及他人對莫言獲獎和言行的態度議論。

我是這樣認為的：我尊重莫言所有的言行，無論他選擇獻媚還是批評中國專制政府。我尊重諾貝爾委員會頒發諾貝爾文學獎給莫言的決定，無論莫言是個中共黨員，是個黨員幹部。無論莫言的小說多麼糟糕，或者多麼偉大。我也尊重那些批評指責莫言和諾貝爾委員會人的觀點立場，無論他們的指責多麼荒誕，或多么正義。我當然也尊重那些為莫言得獎而興高采烈的人，無論他們的興高采烈出於本能，還是出於對諾貝爾獎的膜拜。

莫言是一位作家，他因為他的小說而得獎。得獎之後，有人希望他能與他以前不一樣。以前寫小說，入黨，當幹部。得獎之後，那些人希望他批評專制政府。莫言選擇不批評政府。不批評政府的莫言為自己辯護，說了些讓那些人從失望轉為氣憤的話。批評指責莫言的人不尊重莫言的言行，強求莫言按照他們腦袋裡固有的劇本演：諾貝爾得獎者兼具批評政府功能。也好，莫言給大家上了一課，讓大家知道諾貝爾獎只是一個諾貝爾獎，與批評政府無關。你瞧，失望的那一群人轉而去批評諾貝爾委員會去了。我，尊重他們和莫言的言行。

第三，我要說說對藏民自焚的看法。

他們有自焚的權利。我尊重他們的自焚權。我把自殺自焚看作一個人的生死權利。自殺有多種原因造成，其中一項主要原因是憂鬱精神疾病導致的。我這裡主要談自焚，今年的藏民自焚事件。

我們總是在說珍惜生命，總是說生命是寶貴的。我們更受過這樣的“教唆”：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但是，當教唆者----中國政府教育部的“教唆”顯見成效，有人為了自由而自焚的時候，同樣是中國政府部門的檢察院公安局不樂意了，他們指出，教唆他人自焚是不人道的，是違法的。

黨曾經教唆中國人民起來推翻自己的中華民國政府。在戰爭中，參加國民黨的中國人民與參加共產黨的中國人民自相殘殺，這種間接致死千萬人的教唆，該如何定罪？

我不懷疑自焚藏人受到“教唆”。但如果把教徒平日裡接受長者導師教誨的行為都視作“教唆”的話，那麼，宗教如何生存？即便是凡人，從小到大都在學校家庭社會上受教育被“教唆”，那麼請問，是否一個人犯罪後，法庭要治家長老師的罪：教唆犯罪？

藏民們有追求西藏自治的權利，有追求西藏獨立的權利，也有不追求西藏自治或獨立的權利。我尊重他們的抉擇。但是，如果說漢民或者中國政府有決定藏民前途的權利，那麼，我選擇不尊重漢民或中國政府這樣的權利。

尊重他人的抉擇，是尊重個人自由的一部分。在追求理想，追求自由和追求民主的行程中，尊重他人的自由意志，是我的一個腳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