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是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理。” “施韦泽反复从人类道德进步的角度阐明有限伦理发展为无限伦理的意义。他认为，人类同情范围的扩大是人类道德进步的一个基本标志。未开化的人的同情范围限于氏族之内（何岸泉注：今天的中国人只把同情范围限定在亲朋好友之内，所以，按照施的定义，今天中国人，仍旧属于未开化人），奴隶制把人分为自由民和奴隶。” 
编者按：敬畏生命，也是一种伦理道德。 有一个人，一位德国人，他创造了一种学问，叫做“敬畏生命伦理学”。他不但创造了这门敬畏生命的学问，他也以他自己的行为和生命，印证了敬畏生命伦理学的伟大。 他，就是20世纪西方伦理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 在20世纪的欧洲，阿贝特施韦泽位家喻晓的人物，他于1875年生于德国的阿尔萨斯，青年时代才多艺，不仅是神学博士和哲学博士，而且是一 位享有盛的管风琴演奏家和巴赫音乐的研究。三十八岁时取得医生执照，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到洲去，到那未开化的黑暗大陆──非洲去。随后，携妻子起前往 非洲的兰巴雷内（现在属于加蓬），在那里，他创建了自己的诊所，务为当地居民治病，六十如一日，历尽艰辛，直到与世长辞。 阿贝特· 施韦泽在其独特的、丰富的、漫长的人生岁月中，不仅杰出地实践了人道义，而且多次回顾了自己的生平和思想，并在宗教、哲学、音乐等领域中，以文学家的风格 和思想的深度发表了大量论著，晚年更是发出了多次反对核战的呼吁，留下大量宝贵的文献。 在 20世纪的伟人中，施韦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个行动的人道主义者，而且是一个独特的思想家。作为世闻名的伟人，他体现了古希腊个人全面发展的 理想和基督教博爱精神的完美结合。作为印度思想和中国思想的究者，他又是综合东西方文化的出代表。爱因斯坦这样评价他：在20世纪西方世界，施韦泽是唯一 能与甘相比的具有国际性道德影响的人物。1952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维基百科是这样介绍他的：艾伯特·史怀哲（德语：Albert Schweitzer，1875年1月14日－1965年9月4日），德国阿尔萨斯的通才，拥有神学、音乐、哲学及医学四个博士学位。他生于当时德国阿尔萨斯-洛林凯瑟斯堡，半年后举家迁往昆斯巴哈定居。当地位于法国与德国的边境，所以在孩童时期能运用德法两个语言。因为他在西非加蓬创立兰巴雷内医院，所以在1953年获得1952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以下转贴《对生命的敬畏:阿尔贝特·施韦泽自述》一书的中文译者陈泽环的【陈泽环：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学述评——《敬畏生命》中文增订版导言】。 -------------------------------------------------------------------- 陈泽环：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学述评 ——《敬畏生命》中文增订版导言 在20世纪的西方伦理学家中，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①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个行动的人道主义者，而且是一个独特的思想家。作为举世闻名的伟人，施韦泽体现了古希腊个人 全面发展的理想和基督教博爱精神的完美结合。作为印度思想和中国思想的研究者，他又是综合东西方文化的杰出代表。伟大的科学家阿尔贝特·爱因斯坦说过，在 20世纪西方世界，施韦泽是唯一能与甘地相比的具有国际性道德影响的人物。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初步述评施韦泽的伦理学，为研究这位重要人物提供些资料和看 法。 一 .敬畏生命伦理学的产生和发展
施 韦泽1875年生于当时属于德国的阿尔萨斯。青年时代，他就是一个著名的管风琴演奏家和巴赫研究家，同时又是哲学博士（1899）和神学博士 （1900），在欧洲有着比较好的生活条件和远大的事业前景。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直接为人类服务的志愿，施韦泽从30岁起开始学医。在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1913）之后，前往非洲加蓬地区（当时为法国殖民地刚果），建立了自己的丛林诊所，义务为当地居民治病达半个世纪之久，直至逝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 誉。
施韦泽的高度道德影响力不仅来自他的人道主义实践，而且也由于他创立的敬畏生命伦理学： “善是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理。”②这段 论述概括了施韦泽伦理学的基本思想。当然，为了准确、深入地理解其含义，首先有必要考察施韦泽伦理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像 德国文化史中的许多重要人物一样，施韦泽也出生于一个新教牧师家庭，自幼就受到父亲为社区和人类服务的基督教虔诚的深刻影响。③在《我的青少年时代》 （1924）和《我的生平和思想》（1931年）中，施韦泽谈到了家乡人们和各种动物所遭受的痛苦在他内心引起的感受，认为思考不杀生和不折磨动物的命令 是他幼年最重要的经历之一。青年时代，对幸福权利的思考成了他内心生活中的大事。施韦泽反复告诫自己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已有的幸福生活，要多想想世界上受 苦的人们，直接为他们做些事情。直到晚年，施韦泽还这么说：“在许多人受制于压迫的不自由命运的时代，我能作为一个自由人有所作为，在从事体力劳动的同 时，还有从事精神领域活动的可能性，这深深激励着我。”（第138页）这一切说明，施韦泽自幼就具有的特殊道德敏感，是他今后崇高道德行为和深刻伦理思考 的起点。
施 韦泽在19世纪末形成自己的思想。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迅猛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各派思想家都在寻找新的出路。在价值取向上，施韦泽赞成托 尔斯泰的真正人道和质朴虔诚，反对尼采“超人”的主人道德所产生的危险作用。对于如何评价欧洲19世纪的发展问题，施韦泽反对流行的实证主义思潮的“进 步”信念，强调文化的本质不是物质成就，而是伦理。由于现在西方社会的物质文明过分地超过了精神文化的发展，因此西方文化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第一 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施韦泽更确信自己关于西方文化衰落的判断，并努力探索一种深刻的、有活力的伦理文化。在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文化哲学》（1923）中阐 明的敬畏生命观念，就是这种探索的结论。 两 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浩劫，特别是核武器的制造和使用，使施韦泽把他的道德活动和思考的重点从个人行善转到有关当代人类命运的最重大问题：战争与和平。 在《当今世界的和平问题》（1954）等文中，施韦泽指出掌握了核武器的现代人类已经成为超人，但由于非人道的思想，人类作为超人却成为非人，面临着毁灭 的危险。因此，不能放弃反对战争的任何尝试，尤其是以伦理为根据的尝试，这是争取和开创一个没有战争的时代的关键。施韦泽坚信，个人或各民族的信念，决定 着战争的有无、核武器的存毁。从而，人道信念在当代具有世界史的意义。人道信念存在于所有人的心中，敬畏生命则是点燃它的火种。正是基于敬畏生命伦理的内在必然性，施韦泽晚年成为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核战争的斗士，获得了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在内的许多荣誉。
总 之，以同情心和责任感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敏感，对近代西方物质主义文化的批判，反对核武器对生命的威胁，这三种因素是理解施韦泽伦理学产生和发展的关键，同 时也表明了它的基本社会内容。施韦泽的心理特征使他在20世纪西方伦理学家中独树一帜，成为言论和行动统一的典范，具有特殊的道德感染力。批判资本主义社 会的物质主义等现象，使施韦泽的伦理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尽管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能只限于物质主义，但这一批判不仅对于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 盾，而且对于在新世纪建设我国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有启发意义。改变人的非人道信念是世界和平的最重要保证，这么说确实有些理想化；但和平与人道 信念毕竟是实现和平的必要前提。因此，对于世界和平问题的强烈关注，使施韦泽的伦理学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历史意义。 二.敬畏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内涵 在阐述敬畏生命伦理学 的理论内涵之前，有必要简明扼要地说明一下施韦泽的哲学观念和方法。施韦泽认为：“哲学的最终使命是成为普遍理性的引导者和监护者。”④在他看来，哲学应 该研究关于个人、社会、民族、人类和文化等基本问题，提供乐观主义和伦理的文化信念，而不应只成为关于科学和自身知识的堆积。就方法而言，施韦泽采取了笛 卡儿式的反思自我意识的方法：“人的意识的根本状态是：‘我是要求生存的生命，我在要求生存的生命之中’。有思想的人体验到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 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第9页）当然，作为反思的基点，笛卡儿的“我思”由这里的“生命”所取代。
从 而，施韦泽把“敬畏生命”作为其伦理学的核心范畴，其中“生命”一词与通常“生物”的含义相同，指包括人、动物和植物在内的一切生命现象。“敬畏”一词在 德语中具有“崇敬”和“畏惧”的双重意义，表达对生命的一种虔敬态度。因此，敬畏生命作为一种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是施韦泽最基本和最深刻的道德要求。作 为一种伦理学的论证方式，它不同于近代欧洲以认识论为基础的伦理学传统，创立了伦理学的生命本体论：施韦泽既把生命当作一种自然现象，又把生命当作一种道 德现象，从生命的道德意义出发考察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命及其相互关系，并由此提出其伦理学的一系列基本原则。 施 韦泽认为，自然作为一个自发过程不懂得敬畏生命，它最有意义地产生着生命，又毫无意义地毁灭着它们。但是，自然作为生命在人那里达到了自觉。人一方面受制 于利己主义的生存竞争，另一方面则能对生命施加各种影响。人所有德性的根据在于：“只有人能够认识到敬畏生命，能够认识到休戚与共，能够摆脱其余生物苦陷 其中的无知”。（第20页）敬畏生命的人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拯救其他生命。把这种奉献给生命的行为当作自己最大的幸福。
对 施韦泽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敬畏生命不仅要求敬畏人的生命，而且要求敬畏动物和植物的生命。他不满足于欧洲哲学否定善待动物和善待人类是绝对相同的伦理 要求的传统，强调要“把爱的原则扩展到一切动物”，（第76页）以实现伦理学的革命。这就是说：“敬畏生命的伦理否认高级的和低级、富有价值和缺少价值的 生命之间的区分”。（第131页）因为，“作为这种区分的结果是这样的看法，似乎有毫无价值的生命，伤害和毁灭它没有什么关系。而对什么是毫无价值的生命 的理解，在不同情况下可以是各种昆虫和原始部族。”（第132页） 当 然，生活中的人尽管认为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但还是无法避免为了保存这一生命而牺牲其他生命的必然性。例如，人类为了生存，必然要把一些动植物作为食物。 那么，该怎么办呢？对此，施韦泽回答道：“敬畏生命的人，只是出于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才伤害和毁灭生命，但从来不会由于疏忽而伤害和毁灭生命”。（第133 页）他意识到自己这种行为的主观和随意性质，并承担起对这些被牺牲的生命的责任。这种责任首先是一种心理敏感，同时也要求相应的行动。它的实质是：人应该 尽可能摆脱以其他生命为代价保存自己的必然性。而为这种极其复杂的伦理制定规范，正是当代哲学—伦理学的使命。
为此，施韦泽提出了敬畏生命伦理学 的两个基本原则：肯定世界和人生、伦理。所谓肯定世界和人生，是一种对待社会生活的乐观主义态度，类似中国儒家传统的积极“入世”精神。它要求个人承担起 对一切生命的责任，为实现人的最高价值而努力。所谓伦理是一种客观的、普遍的道德准则，它要求敬畏我自身和我之外的生命意志。这里的关键在于，生命是伦理 的基础，伦理比无私更高；无论为己为人，都不能成为伤害和毁灭生命的理由。至于这两个原则的关系，其中伦理更重要；通过敬畏生命，这两个原则成为一个整 体，成为实现伦理文化理想的动力。 可 以说，正是这两个原则使施韦泽的伦理学具有独特的积极的社会作用。如果比较一下它与叔本华、尼采和萨特哲学的关系，这一点就更为明显。施韦泽和叔本华都认 为生活中充满了痛苦，但与叔本华悲观主义的灭绝生命意志不同，他的乐观主义的生命意志要求实现所有生命的最高价值。尼采也肯定世界和人生，但施韦泽反对他 的强力意志和主人道德，要求解答生命意志的奉献之迷。施韦泽认为个人决定在道德生活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使我们想到萨特。但不同于萨特把个人自由选择绝 对化，施韦泽确立了个人选择的普遍规范。
以上对敬畏生命伦理学 理论内涵的初步概括和分析表明，敬畏生命就是要扬弃生命意志的自我分裂，实现生命意志的休戚与共。生命意志的休戚与共在实践上体现为人为生命进行的一切救 助活动，包括慈善行为、保护动植物、反对战争和核武器、保护环境等等；在理论上则具有乐观主义和伦理相结合、个人选择与普遍规范相结合等特点。然而，最能 说明敬畏生命伦理学理论内涵实质的是这样一个命题：“人越是敬畏自然的生命，也就越敬畏精神的生命”。（131页） 这 就是说，施韦泽的伦理学作为一种道德信念，从综合了人和自然的生命范畴出发，提出了道德的生命本体论原则，扬弃了道德生活中人和自然的区分和对立，促使人 们重新思考对人类、对动植物、对整个自然的关系。人连对动物、植物的生命都要敬畏，难道能不敬畏人的生命吗？这样，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就不仅扩展了人类的道 德责任和活动的领域，深化和强化了人的道德意识，而且由于强调积极入世的原则和创立者本人的身体力行，成为20世纪具有特殊道德感召力的伦理学说之一，促 使人们在当今世界中实现更高的文化理想：“实现进步和创造有益于个人和人类的物质、精神、伦理的更高发展的各种价值”。（第10页） 三.敬畏生命伦理学的历史地位 如果说，以同情心和责任感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敏感，对近代西方物质主义的文化批判，反对核武器对生命的威胁，是敬畏生命伦理学产生和发展的基本线索，表达了它的社会内容；扬弃生命意志的自我分裂，实现生命意志的休戚与共是它的理论内涵；那么，从有限伦理到无限伦理的发展，扬弃以主体（人）和客体（自然）的区分为基础的近代欧洲伦理学，创立强调人和自然统一的现代新伦理学，则确定了敬畏生命伦理学在伦理学史中的地位。以下，结合敬畏生命伦理学的思想渊源和形式特征对此作些分析。
从思想渊源的角度来看，敬畏生命伦理学 继承了欧洲哲学—伦理学的人道主义传统，但也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基督教和中国古代哲学。施韦泽作为一个开放的神学家，认为基督教的本质是爱，这种爱体现在 耶稣的形象中。人通过敬畏生命，就能够与耶稣、上帝、无限成为一个整体。在这一意义上：“敬畏生命的世界观具有宗教的特性，承认和实行它的人具有根本的虔 诚”。（第134页） 此 外，施韦泽系统地研究过印度和中国的思想。他赞赏印度思想家的不杀生和非暴力思想，但不赞成他们否定世界、人生（出世）的态度和种姓观念。比较起来，施韦 泽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评价更高。孔孟老庄的人道思想、和平信念、对动物的同情，儒家的“入世”态度，庄子对机械文明的批判等等，都容纳在施韦泽的思想中。 1945年5月，当他得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消息时，施韦泽从书架上拿下了心爱的《老子》，与东方先哲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第31章）由此可见，敬畏生命的伦理学不仅继承了欧洲思想的优秀传统，而且也是东西方伦理的 融合。显然，了解这一点对于把握敬畏生命伦理学的历史地位是很重要的。
敬 畏生命作为最基本的范畴，决定了施韦泽伦理学的非认识论性质和动机论特征。在现实生活中，保存和促进生命的发展绝非易事，人为此的努力往往微不足道，这毕 竟是谁也不能无视的事实。从而，施韦泽认为：“伦理不能从对世界的真实认识那里得到什么。知识的进步在于对事实规律日益精确的认识，它使我们得以利用宇宙 中的能量。但它同时又迫使我们不断放弃能够理解事实意义的希望”。（第90页）伦理是独立的、“自律的”，既不能依靠科学，也不需要想象有一个神在统治， 它是乐观主义的意志和希望。因此，施韦泽强调，敬畏生命伦理的关键在于行动的意愿，它可以把有关行动效果的问题搁置一边。“对世界来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本身：由于已经变得伦理的人，充满敬畏生命和奉献给生命的意志出现在世界中”。（第25页） 显然，敬畏生命伦理学的生命本体论、宗教性质、对东西方伦理融合等特征，使它在现代西方伦理学中具有独特地位；但施韦泽认为，使自己的伦理学同其他伦理学区别开来的关键在于：敬畏生命伦理学的完整性。只涉及人对人行为的伦理学是不完整的。由于“伦理就其全部本质而言是无限的，它使我们承担起无限的责任和义务”，（第76页）因此，“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第9页）这里，我们涉及到了敬畏生命伦理学在伦理学史中地位问题的关键。
施 韦泽反复从人类道德进步的角度阐明有限伦理发展为无限伦理的意义。他认为，人类同情范围的扩大是人类道德进步的一个基本标志。未开化的人的同情范围限于氏族之内，奴隶制把人分为自由民和奴隶。现代人虽然承认了博爱原则，但至今仍远远没有克服由于种族、宗教和国家等原因引起的疏远性。克服这种疏远性正是当代 人义不容辞的义务。然而，现代完整的伦理不仅要求克服整个人类之间所存在的疏远性；而且还要求把同情的范围扩展到一切生物，这是衡量当代人类道德水平的试 金石。必须承认，赋予对一切生命的态度以如此高度的道德意义，这在欧洲伦理学史上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尽管弗兰西斯科·冯·阿西斯（1182—1226）已 经指出人与动物建立兄弟关系是来自天国的福音，但由笛卡儿、边沁、康德所代表的近代欧洲哲学—伦理学传统，总是认为同情动物的行为是与理性伦理无关的多愁 善感，因此可以说，敬畏生命伦理学 迈出的这一步是决定性的。敬畏一切生命，保护动植物，保护环境，保持生态平衡等等，在20世纪中后期的西方逐渐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 动。敬畏生命作为这一思潮的一种开创性学说，施韦泽作为这一运动的典范性杰出代表，成为西方和人类道德进步的一个里程碑。 从西方哲学—伦理学发展逻辑的角度来看，讲敬畏生命伦理学 是西方和人类道德进步的一个里程碑的实质在于：它是对近代欧洲“人为自然立法”的主体性伦理学传统的超越，是20世纪西方敏感的思想家对近代工业化过程的 深入反思，体现了东西方思想在现代文明基础上的融合趋势。施韦泽认为，近代欧洲存在着两种哲学传统：斯宾诺莎、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和歌德的自然哲学传 统；以德国的伟大思辨哲学体系为代表的传统。让自然与世界屈服于人的思想的思辨哲学虽然辉煌一时，但如过眼云烟；而质朴、简洁的自然哲学则持续存在，敬畏生命伦理学就是其继承和发展。显然，施韦泽这种主张发展人和自然更丰富、更和谐关系的思想，已日益引起众多思想家的共鸣。
施 韦泽及其伦理学在当今世界具有广泛的影响。作为一种建设性的、强调个体服务社会、人类的伦理精神，作为一种主张把包括人和一切其他生物在内的生命都看作是 神圣的道德观念，毫无疑问，也将对新世纪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产生有益的影响。因此，介绍和研究施韦泽的生平和思想，也是我们哲学—伦理学工作者一项义不容 辞的责任。 注： ① Albert Schweitzer在1992年至1996年的《敬畏生命》中译本中被译为阿尔贝特·史 怀泽，现根据我国学界比较通行的译名，改译为阿尔贝特·施韦泽。
② 《敬畏生命》，【法】阿尔贝特·施韦泽著，陈泽环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以下引此书只注页码。
③ 参阅【法】让—保罗·萨特著《萨特自述》，苏斌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页。萨特回忆他的外公查尔斯·施韦泽：“在家人团聚时，他总是说：‘路易斯最虔诚，奥古斯特最富有，而我则最聪明’”。这里的路易斯就是萨特外公的弟弟，阿尔贝特·施韦泽的父亲。
④ 《阿尔贝特·施韦泽选集》 第2卷第30页，德国柏林联盟出版社德文版，1971年。 （本文原载《敬畏生命》，【法】阿尔贝特·施韦泽著，陈泽环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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