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1976年秋 “四人幫”垮台的消息是如何由官方傳到民間的，《北京日報》曾有過長篇報道，在談到如何傳到農村時，引用了“在北京延慶縣插隊落戶的季思聰的回憶：“這一天，老黨員宋長有來知青點串門。不記得是怎麼開始的，他談起了剛聽完的只傳達到黨員的中央文件，一臉嚴肅地說，中央又揪出四個人來。他用的那個‘又’字我記得很清楚，大概他覺得和劉鄧陶、彭羅陸楊、王關戚、楊余傅的被揪出是一回事。在他點出的第一個名字竟是江青以後，我腦子刷地一亮，除了震驚之外，我感到了這次可不是個‘又’的問題了——這回可是要翻天了！”

　　以下是我那篇文章的全文：

難忘1976（二）

　　原來屬於河北省的延慶縣，因為有八達嶺和長城，在我下鄉時已經被劃歸北京市。我們生產隊離北京城只有三小時長途汽車的路程，每天有兩、三班車可以回城，票價一塊七毛，車站就在從我們宿舍步行五分鐘的街口上。生產隊對知青挺不錯，不少老鄉對我們的生活起居也是多 方照應，北方的農活對於年輕人來說一般吃得消，知青又有自己的伙房，不用象當地農民那樣，收了工還要辛辛苦苦自己燒火作飯、餵豬墊圈的。所以，這樣的插隊生活，和當年去東北、內蒙、延安、雲南的知青相比，實在已經談不上任何艱苦。

　　很多老鄉也是知書達理、見過世面的，與知青們很談得來。隊裡的兩個老黨員，是朝鮮戰爭的復員軍人，那時四、五十歲，但看上去要蒼老許多。他們的生活也和其他人一樣，拖兒帶女，辛苦勞作；但他們畢竟是有過些經歷，精神境界終究是有些不同的。當年盛行“傳達文件”，往往先黨員後群眾，每當大喇叭里一叫“今天晚上，黨員到隊部開會”，就顯出他們的不同來了——別人收了工趕快回家做飯吃飯，餵豬餵兔，忙活自留地，他們卻集中到隊辦公室去開會。

　　這一天，老黨員宋長有來知青點串門。不記得是怎麼開始的，他談起了剛聽完的只傳達到黨員的中央文件，一臉嚴肅地說：“中央又揪出四個人來”。他用的那個“又”字我記得很清楚，大概他覺得和“劉鄧陶”“彭羅陸楊”“王關戚”“楊余傅”的一一被揪出是一回事。自從林彪被“揪出來”以後，已經好多年沒有再揪出什麼人來了，我當時想不出還有什麼人可以被“揪出來”。不料，老宋點出的第一個名字竟是“江青”！我腦子刷地一亮，除了震驚之外，我感到了這次可不是個“又”的問題了。

　　其實我一貫並沒有太多的“反骨”。文革之初我剛上小學，到這會高中畢業，所受的全是文革的教育，什麼大批判、遊行、辦學習班、“拉練”、插隊，沒有一件事是自己想干的，可只能乖乖地去干 ，這種滿擰已成天經地義。對報紙上說的一切當然全不相信，但對於一切必須那麼說卻是習慣成自然。雖然反四人幫在當時早已是暗潮洶湧，可我本人的“覺悟”並不特別高——“四五”天安門事件的時候我們已經在鄉下了，沒有親歷，從在城裡的同學們嘴裡能聽到的，不過是一些側面情況，小道消息，頂多是隱隱約約的感覺，並沒有很清醒地認為應該、也可能推翻個什麼。現在，“江青被揪出來了”這句話，讓我突然之間一切蒙昧都開了竅——這回可是要翻天了！

　　我們幾個女生馬上追問：“還有誰？”他說“還有姚文元”。我竟接口說“是不是還有張春橋？”一分鐘前我都不可能有這個靈感。答案是“對！”我激動得頭直暈，“這回真的要變天了！”雖然老宋想不起來第四個人了，但不要緊，只要這三個被“揪出來”，再揪誰再不揪誰都差不多。

　　從“揪出”林彪的時候已不興上街敲鑼打鼓歡慶勝利了，可這一次又是從城到鄉大街小巷遊行的一片海洋，我們大隊也組織去遊行。不知別人怎樣，反正我這是第一次真心高興地又游又嚷。看見橫幅標語上的口號“打倒四人幫”時，我想的是“四人幫這個詞今後該成為常用詞了”，果然直到現在還用呢。

　　秋收後回到北京探親。北京市民為這件大事的終於發生而歡天喜地一片歡騰，人人的高興、痛快、解恨之情千姿百態溢於言表。西單菜市場在賣活螃蟹，有人稱“給我三隻公的一隻母的”，引得不少人喝彩和效法，一時傳為笑談，聽說售貨員就乾脆把三公一母掛在一起，人手一份。

　　四人幫倒了，一群受他們寵的人也跟着倒。北京人天生嘴巴尖刻，這時候繼承了四五天安門詩抄的傳統，大興特興寫舊體詩來抒發自己的開心和解氣。一大堆不知名的作者寫了一大堆滿江紅西江月十六字令水調歌頭什麼的，諷刺嘲弄“四人幫”及其“爪牙”的台上台下。那些詩寫得又貼切又壓韻，妙語連珠，好多都比郭沫若那首被譜成豫劇、讓常香玉唱得痛快淋漓的“大快人心事”要精彩得多，我看得樂不可支。當時尚不知有複印機，想自己留一份的話全靠手抄，我又是個急脾氣，往往新詩一到手，就等不得過夜地立即趕抄，通宵的時候都有。抄完也拿給別的同學看，很出了點小風頭。

　　很快，一些老演員、歌唱家紛紛登台，把他們當年風靡全國的拿手戲重新唱起。雖然他們人老了，丑了，可是那些久違了的曲調和他們當年的風采都讓人目不暇接，激動得透不過氣 來。“久旱的禾苗逢甘霖”，那些歌曲於是結結實實地滲透進我的每一個細胞，直至今天還是我情感中的最終極偏愛。

　　第二年夏季左右，在國家教委工作的父母告訴我，從今年起要恢復高考了，各種全國統一高考的準備工作正在緊急籌備，因秋季入學來不及，將在冬季考試，推遲半年到下年春季入學。我馬上把消息告訴所有知青，引得群情振奮，我於是又出了點小風頭，成了個諮詢站。大家隨即投入了複習備考，不少人（也有我）後來成為專有名詞“七七級”中的一員。

 《共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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