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1976（一） 　　

　　多事的1976年那年我高中毕业。

　　3月5日，我们被敲锣打鼓地夹道欢送到延庆县永宁公社太平街大队插队落户，在这里经历了大地震、毛主席逝世、和“揪出四人帮”。

　　我至今记得那次彻夜不睡、赶了几十里山路的事。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当时我正在乡下。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消息来得很突然。那天我们一群知青正在地里干着活，大队书记突然铁青着脸来了，说收工了，坐下听广播，听完之后全回村去。有个二百五女生见他脸不是色，傻呼呼地一个劲追问∶“怎么啦？你怎么啦？”书记说:“毛主席逝世了。”她第一个反应是∶“哎哟，你真反动！”不过她马上就老实了，大喇叭里果然是播音员夏青沉痛的宣布。所有的人都傻了 眼。

　　晚上吃饭的时候，知青们一起议论，觉得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们应该回北京去，到天安门广场去参加追悼会，即使只能站在北京家里的电视机旁参加追悼会，那感受也比站在这村里更有其历史意义。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是强弩之末，平时我们和队里关系又都不错，想回北京探家一般都会批准，且这次我们拿出的理由是“要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自觉口气不容反驳。

　　不料北京方面进入了戒备状态，不准人口流动。公社奉命看好知青，不可妄动，队里管知青的人当然地说谁请假也不能批。全体知青和管知青的干部坐在一起，气氛很僵，大家都沉默，又都不肯让步，最后也没个结果。

　　但是从这里回北京实在太方便了，出了街登上车就走，真想走的话想拦也拦不了。何 况法不责众，要是所有的人一齐走个干净，又是为的毛主席，想必队里事后也不一定真追究，怕它怎的——我和几个要好的女生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第二天，一些坚决要走的知青没有上工，大家议定，不管准不准，一定要回去。不过，当时的整个形势是，不允许回城的理由也很压人，长途汽车的班次和容量也有限，我们一窝蜂要回北京的行动还是大受限制。为了不至受阻，大家决定悄悄地行动。下午最后一班车，让身体不好的同学先上车回北京，一些身体好的则留下来，造成大家并没有一锅端地回北京之假象。而留下来的人的行动是：天一黑就连夜步行，沿著长途汽车盘山公路的路线走回北京去！

　　我身体好，又满怀着进行一番创举的兴奋和好奇，决定留下来参加夜里的步行行动。伙房在晚饭时 蒸了糖包，给大家带上夜里充饥。白天收拾好的行李包已由上车的同学先带回家去了，他们还会通知众人家里明天早上迎接我们——十八、九岁的年龄，没有成熟到凡事考虑必要性、可行性、变数和后果，却也足够把一个统一行动的方方面面都安排周到了，让我至今想起来，仍为那群孩子那一晚的一切激动不已。

　　天一黑（可惜忘了是几点了），我们一行五个女生、十来个男生便悄悄上了路。从延庆永宁通向北京的是一条叫做108的盘山公路，据说以有108处急转弯而得名。路标上写著到北京共是88公里地。以往每次坐车上山下山，都多少有些悬心吊胆∶车的一侧就是万丈深渊，一翻下去定然活不成——好在一次也没翻过。现在步行着，起码还不担翻车这个心。

　　开始一段一路顺风，女生们觉得兴奋无 比，难免叽叽呱呱，走在前边的男生只好时不时回头警告一声：别吵！不能暴露目标！公路上如来了车就躲一躲，不然大半夜的这么走著一队人会令人生疑。

　　要说走夜路，我们倒都不是第一次。十二、三岁的时候兴“拉练”，因为毛主席亲口号召说“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本是针对军人说的，不知道红卫兵、甚至红小兵也跟着添什么乱。据说是“冷练三九、热练三伏”，所以专在最冷最热的时候“拉出去练”，大夏天白天太热就睡觉，专门一夜一夜地不睡觉去行军！那时候还背著老大一个背包、左一个挎包右一个水壶呢。

　　不过这一次完全不同——不是别人命令的，而且是有目标有实际意义的，所以觉得挺豪壮！

　　走着走着才发现一路上还真有设卡子的！大概北京城周 围接到指示，不放闲人进城去，沿途生产队便派人执行。我们躲过去过，也硬闯过去过。大约夜里12点多，在我们以为　又躲过了一关的时候，突然身后脚步声、喊声大作，一大群由村干部率领的大人孩子打著手电追上来，让我们不要再走了。看来这次是闯不过去了，我们只好乖乖地跟他们进了一个小学校，听他们说着接到上级电话、阻止闲人及知青进北京的一大堆话。

　　我们可不甘心坐到天亮再花钱被长途汽车送回村去。几个伶牙俐齿的男生一个劲与那干部模样的人动之以情：我们的家就在北京，能添什么乱？有很多知青已经坐车回城了，放过我们几个也多不了什么，我们保证回去不惹事，就是想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我们热爱毛主席，所以才连夜赶路呢。我一贯在知青中间没主意也没动静，整个行动都只是 跟着走的，这会子情急也忍不住插了一句嘴，说的什么我忘了，只记得惊得连我们自己人也抬头看了我一眼，大概是没想到我竟也有这胆子和这口才。

　　没想到那干部不知怎的竟被他们磨通了，说放我们走。这个转机突然得就象刚才被人抓住，我至今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记得高兴死了，也跟着大家感激地去握他的手，他呢，象个大英雄般宽宏地让我们一一和他握手道别。

　　在这之后就基本畅通无阻了。明天还要出工，哪个农民能熬过后半夜？我们自己愿意夜里不睡觉地满大山里转，人家可就不陪了。大家走着走着，后半夜乏上来，再没人叽叽呱呱了，都闷头赶路。有时女生在后边掉了队，不时跑起来追赶一番，半夜里这劈哩啪啦的脚步声传出老远，在大山之间引起回声。前边男生赶快说：“告 诉后边不必跑，危险！现在正是大下坡！”

　　我一定是边走边睡了，因为后边的事已全不记得。只记得走到天发亮时终于出了山，走到这里就不会再有人拦人进北京了。我们上了郊区车的头班车，在把车钱递给那个打着哈欠的女售票员的时候，我激动得觉得心都快从嗓子里跳出来了。早班车上加了我们这十多个人变得满满当当，乘客和售票员一定都觉得今早上奇怪，这群人奇怪，所以我们不住地承受着打量。男生们很仗义地把座位都让给女生，我一直睡到终点下车——北京到了。

　　大家散伙，各自上了回家的市内汽车。我忍不住地咧嘴笑：还真的就这么到家了？下了公共汽车，昏头胀脑往家走，半路竟碰上昨晚挤上汽车回到北京的一个同学，看见我，而且是这副德性，他又惊又喜：“你们都走回来啦？ ！”睡眼朦胧中他欢呼的样子至今仍很清晰。

　　进了家门，爹妈见我真为了“开追悼会”走了一夜山路，既不忍又不解，让我赶快睡觉去，“下次可别再这么干了！”

　　我却觉得“甭管怎样，我到家了是真的！”先顾不得毛主席，一觉睡到天黑。傍晚，听见我妈对人说：“走了一夜，还睡着呢！”原来是坐车先回来的女同学来慰问“英雄”了！我翻身坐起，粗声大气地朝外一喊：“我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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