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大女附中在文革期间改名为“北京第150中学”，以示与其他中学一律平等。到我们入学时，女附中已经改为男女合校。学校名称虽然改了，校舍和师资并不会改变。师大女附中当年集合了一群中国最优秀的中学教师，是他们让我获益终生。以我目前的日常生活，本来尚无闲暇从容忆旧，之所以要写下这个系列，实在是因为，斯人斯事让我难以忘怀。

之四：刘超尘老师 

　　我相信，我的同学们人人都数的出几位难忘的老师，而在几乎所有人的名单上都会出现的，必定有刘超尘老师。他太帅了，太才华出众了，课上的太吸引人了，而且偏偏是他，因为患病而早逝于英年，让人痛惜无比。

　　刘老师到了高中才开始教我们语文课，但还在初中的时候，我就对他很有印象。

　　那时候，在教育部工作的父母去了干校，带走了上小学的弟弟。他们不想耽误我在北京，尤其是在师大女附中的学业，就把我一个人留在了北京。而我们赖以吃饭的教育部食堂，大多数人员也已下放，在一段时间里，顾不上给家属做饭，我就在附近一家叫做“好省食堂”的包了伙。好省食堂坐落在我们上学那条街的路口，于是每天早饭时分，我便可以看到上班的上学的各色人们来去匆匆。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脸肃穆的刘老师，穿着蓝色中山装，抱着用粉色绸子小被包裹着的一个小娃娃，目不邪视地一步一步从食堂窗前走过去——想必是在上课之前，他要把这个还在襁褓中的婴儿送到哪个人家去帮他照看一天，那时管这种私人日托带孩子的方式叫着“托出去”。我当时虽然年少，却也知道双职工人家即要上班又要忙带孩子的辛苦，刘老师永远不变的表情和步伐，常让我感到一种老大不忍。

　　后来看到谌容的《人到中年》时，我马上便想：这说的不就是我们刘老师么？

　　在升到高中二年级，得知刘老师是我们班主任的时候，饶是在初中的三年里已经习惯了各科好老师，我还是激动了好一阵。在战后婴儿潮一代中，我们这一年龄段的人数更是一个高潮，全年级共有14个班，而我们班何其幸运之幸运啊。我听说刘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怪不得啦，他讲的语文课，往往将全班的男生女生统统倾倒。
　　印象最深不过的，是1975年春天，我们年级到北京郊区顺义县“植树造林”一个月。那次我们都住在当地村中的各位老乡家里，自备伙房，白天出去种树，晚上休息娱乐。北京郊区初春的景色是黄土为主，间有黄芽嫩枝，原本平淡无奇。然而，有广阔的天地，有最棒的语文老师，有被撒出校门的风华少年，天时地利人和，便激发了不少人的诗兴。很多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同学，那一次都写出了相当精彩的诗句。刘老师率众办了一份油印刊物，每天把大家的诗句打印下来，供全体同学欣赏，并亲自写了刊首语，说是“昔日诗坛门外汉，如今都是小诗人！” 诗坛啦，门外汉啦，在习惯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语境里，特别让人感到新奇和振奋，大家的诗作益发地让人惊喜交并，目不暇接。

　　我形象思维特差，从小到大都毫无诗意，即使在那种群情高涨的情况下，也没能写出任何诗句。不过那一次，我也得到了刘老师的表扬：返回学校后，照例是要写一篇作文的，《植树期间最难忘的一件事》。而我的这件事，是我们去挑水的时候把人家老乡的水桶掉井里了！急得发昏之间，来了一个女老乡，单枪匹马，安安静静，两下子就把我们一群女生叽叽喳喳束手无策的落桶给捞了上来——原来这捞桶，也是老乡们常见的专业活计。对她无比的感激之余，我便写下了整个经过。

　　这篇作文被刘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宣讲。我写道：我们几个女生收工后，挑起水桶，“磕磕碰碰地朝井台拥去”……只见那水桶顿了一下，“便无声无息地沉了下去”。刘老师边念边对大家说，“想想她们组那几个女生都是小个子，所以这个‘磕磕碰碰’用得很形象”。在我的作文本上，刘老师在“磕磕碰碰”和“无声无息”几个字下边都划了两道红杠，以示赞许，并且还用红笔圈出了那个“拥”字，批语说，这个字“用得好！”没错，该用哪个字，我当时的确是琢磨了一番的，因为刘老师教过我们，一个动词，如果用得准确便可以让整个句子达到不凡的效果，所以值得反复推敲。而“推敲”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古时苦吟派诗人贾岛，作诗时不惜耗费心血，曾反复地琢磨：是“僧推月下门”呢，还是“僧敲月下门”？方成一首千古佳句。我得“推敲”出一个字，把我们几位全体出动去挑一担水的兴师动众体现出来。最后，我“推敲”出这个“拥”字，自觉再没有比这个字更准确的了。

　　……

　　我没能学医，无力挽救刘老师的生命，唯一能做的，便是一辈子不忘他的教诲。当初没有料到自己的后半生将会使用另外一种语言谋生，然而，用中文写作和阅读，至今都是我永远拿得出时间来做的两件事情。唯此方能报答我的语文老师们于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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