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铮老师是我走进师大女附中的第一位班主任，也是我们班的第一位语文老师。 文革中间，女附中改名叫第150中学，各年级各班按照军队编制，称为某连某排。我们初一年级人数众多，一共有14个班集体，被分为五连、六连、七连三个连，每个连里有四到五个班——当时叫“排”。我被分配到六连三排（后来也叫六连三班），翻译成非文革语言，应该是“初一八班”。 小学毕业后，教育部大院的学生应该就近分配到哪所中学，一直没有确定，我们是在女附中开学快一个月以后，才得到入学通知，到女附中报到的。第一天到六连三排报到的情景，记忆已经模糊成几个片段，唯有和陈老师的相见，我印象很深。记得我来到教室门前时，看见里边早就开学多日的同学们全体坐在各自的位子上等候，陈老师站在教室门口，笑容可掬地迎接新来报到的若干学生。他笑眯眯地弯着腰问我（我当年个子很矮），“你叫什么名字啊？”然后告诉我，“你坐在某组第二个座位。” 班上有的同学记得陈老师是个非常敬业的老师，人很严厉。我对老师的敬业毫无异议，可以说，当年女附中的老师们，没有哪位是不敬业的；但说到他严厉，我的感觉略有不同。我觉得他不是一个严厉的人，即使在板脸训人的时候，眼睛里也都是以笑意为主。当年感觉陈老师大概50多岁（最近才确切地知道，其实他当时才四十六七岁），个子不高，身体不好，嗓门不大，性格温厚——这样的老师，一般很难镇住十几岁大小的一个班几十位调皮捣蛋、欺软怕硬的男生女生。好在，当时学校的风气已经远不是文革初期那般，学生们已经恢复了对老师起码的尊重。而且我们班的同学大多是守规矩、重学习的，公开与老师为难作对者，不能说绝对没有，但肯定仅限于个别同学的个别时刻。不然的话，陈老师怕是会有苦头吃了。 开学后不久，我对学校和老师的陌生感便已经基本消除，已经知道哪个老师比较厉害，那个老师不厉害了。陈老师被我列入不厉害的行列。有一天他在教室外边碰到我，笑眯眯地问，“你是张爱玲吗？”呵呵，学生记住班主任太容易了，只有一个；而班主任要记住每一个同学，可就得多花几天啦。我回答说，“不是，我是季思聪。”他笑称，“怎么我总把你当成张爱玲。”张爱玲是我们班一个漂亮女生，把我当成了她？难道说我也…… 我们进入中学的时候还是在十年文革时期内，一切课程都革命化了，语文教材首当其冲。古代经典被削减；近代优秀作家的作品，除了鲁迅，很多都被当作“毒草”批判了。课本中多是些歌颂时代壮举、歌颂英雄人物的通讯报道，还有领袖诗词什么的。陈老师除了“第八课：威震长江”之类，可发挥的内容实在不多。正因为如此，我对他讲的陆游咏梅词一课留下了印象。 唐诗宋词中被选入当时课文的，多是反应了劳动人民疾苦的比如“卖炭翁”、“石壕吏”等。如果不是要学习毛主席的“卜算子，咏梅”，了解他说的“反其意而用之”中的“其意”到底是什么，才把陆游咏梅词用小号字体附在毛主席诗词后边的话，恐怕我们是无缘从课本上学到陆游这首词的。陈老师在课堂上细细地讲解了陆游这首词每一句的含义，虽然是披上了“批判”的外衣，还是让我们身临其境地体会了陆游的寂寞和寒冷。“只有香如故——把我碾成泥和尘，我还是很香的”，老师说到这里的表情和声音，至今还在我的眼前耳边。 1971年已经是文革后期，不过，“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依然是必须遵守的铁律。课业时间虽然恢复了一些，但每年一次的学工、学农并没有免除。初中进校没几个月，我们就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暑期拉练”——在很热的季节里，我们背上背包脸盆，步行从北京城里走到顺义县乡下，从一个村走到另一个村，最后再走回北京。每天以走路为主，偶尔也干一天农活儿。由于白天在日头下暴晒实在太热，便只能在夜里行军。睡觉么，只能改在白天了，住宿的地方只能在当地的老乡家里号房子。当年京郊农村老乡家的格局几乎家家都一样：进院门正对的一排正房住主人，侧房住儿子媳妇，或当储藏间放柴禾。正房厢房一般都是三间，一进门是个灶间，一左一右盘着两个大锅灶，各自通着一左一右两间大屋里占地半间屋的大炕。通常他们冬天烧自己睡觉那屋一侧的锅灶，屋里炕上可以暖和；夏天烧没有人住的那一侧，自己屋里可以凉快一些。夏天里，他们可以为我们腾出来睡人的炕，只能是他们烧柴做饭那一侧的炕。夏天里，白天睡觉，身下是热炕，那滋味，想去吧。当时是不能叫苦叫累的，但感觉实在是吃苦受累。三个星期下来，回到家我邻居姐姐都不敢认我了，说怎么跟变了一个人似地，又黑又瘦。 老师们不管男女老弱，也都跟着学生们一道下乡走路劳动。对于老师们、尤其是班主任老师们而言，不仅是行军和农活儿本身的苦和累，而且管理一班学生的责任和精力，也都比在学校里多加了很多。在学校时还有个放学，学生在校外的吃喝拉撒、跌倒割伤什么的，都归家长操心去；这出门一拉练可好，一天24小时，老师们是全天候的责任。十几岁的孩子恰如一群鸡鸭猫狗，离开教室来到野外新环境里，生活上又是劳累艰苦，所以就格外调皮捣蛋、踢沙走石、桀骜不驯、惹是生非， 有体弱的不免闹个病、有淘气的不免负个伤什么的，可想老师们的压力有多大了。尤其是陈老师，患有严重的肾炎，根本不应该和我们一起吃伙房做的放盐过多的大锅菜。可是陈老师一直和我们一起行军，一起吃饭，一起吃苦受累，而我们一帮少不更事的孩子，能不给他添乱的已经算是好孩子了，几乎不可能有谁会体谅到老师的不易。 记得有一次，有同学闹的太厉害，超出了陈老师的体力所能承受。另一位和陈老师一起带队的老师把我们全班狠狠地训了一顿。别的话我都记不得了，只记住那句“陈老师肾炎三个加号！……”那是我第一次了解到陈老师的负荷。 很多年以后，有一次到女儿班上去开家长会，只见那位班主任李老师也是50岁上下、个子不高、身体不好、嗓门不大，让我蓦然想起了当年的陈老师。又有一天，女儿放学回家跟我说，今天李老师发病住院了，带课的王老师把他们全班狠狠训了一顿，说李老师都是被他们气病的。听了她的话，我比她更感到了内疚，因为想起了我们自己的当年。 学生和老师的关系，怎么竟然也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宿命。当年天天相处的时候，对老师们苦心和劳累很少体会，时不时地还要气气老师；等到长大成人、体会到老师的不易、明白了老师为我们花费过多少心血、想回报老师培养的时候，却连见老师一面都很不容易了。陈老师尤是，因为身体不好，我们毕业后没几年他就去世了，所以，毕业离开学校之后，我与他连一面也没有再见过，更不要说回报他的培养了。现在算起来，他去世的时候还不到五十五岁，实在是太早了。 老师的女儿陈梅告诉我们，“他虽然是我的父亲，但是他爱学生胜过爱自己的孩子。你们都是他最爱惜的人。我虽然与他一起生活，但是大部分时间他都是与学生在一起，直到病重。他有许多的事情我都不知道。”教我们地理课的萧淑芬老师的儿子，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说他家兄弟几人，对母亲职业中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 大概很多老师的儿女，都有同样的记忆和感受吧。老师们为我们付出的一切，只能靠我们当学生的留住回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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